窦建德,出身扶风窦氏,世代务农,崇尚豪侠,为乡里敬重。大业七年,隋炀帝募兵高句丽之时,担任二百人长,目睹兵民困苦,遂抗拒东征。带领孙安祖进入高鸡泊,举兵反叛,全家坐罪遇害。率部归顺高士达起义军,先后击败魏刀儿、宇文化及、孟海公等,称雄于河北一带。
最终,到了武德四年(621年),为了拯救郑王王世充,带兵攻打虎牢关,为秦王李世民所败和俘虏,押解长安处死。
为什么窦建德死后,有很多人为其扼腕叹息?
每当历史爱好者读起关于窦建德的故事,总会觉得扼腕叹息。窦建德不同于一般的草莽流寇,这个家伙身上,虽然有桀骜不驯的气质,但是,他待人宽厚、亲政爱民、信守承诺。更为难得的是,在那个封建迷信成风的年代,窦建德是为数不多的“唯物主义者”。
窦建德遭人诟病的缺点很少,以至于他的生死大敌,一个唐朝的小官殷侔,竟不顾忌讳替他树立了一块纪念碑,还亲笔写下一篇慷慨激昂的碑文:
“感豪杰之兴奋,吊经营之勿终,始知天命之莫干,惜霸略之旋陨。”这篇碑文末尾的四句话,堪称窦建德生平的真实写照,一个有希望建立王图霸业的枭雄,竟因为莫名其妙的“天命”,中道崩殂,着实令人惋惜。正因这篇碑文,后人才格外感慨窦建德的失败。
为了一个无德行无能力,且背信弃义的小人王世充,窦建德竟率十万主力前往虎牢关,与如日中天的秦王李世民殊死决战。结果,这场恶战成就了李世民的伟业,窦建德本人则被押送到长安砍了脑袋。
十一年辛苦经营的基业,就这样为了一个人品败坏的小人付诸东流,这场仗打得真是要多窝囊有多窝囊。后人在总结这场虎牢关大战之时,都觉得窦大王犯下两个原则性错误:
首先,窦建德不该挑起这场战争,王世充这个家伙本就是个丧尽天良的王八蛋,根本不值得窦建德赌上身家性命相救。李世民兵强马壮,正值事业巅峰,窦建德若顾全大局,根本不应该拭其缨锋;
其次,就算窦建德有一万个理由出兵,也不应该直取虎牢关,与李世民的主力硬碰硬。若窦建德采纳国子祭酒凌敬的计策,转道进攻太原,搞一出“围魏救赵”,没准能解王世充之围,至少,不会让自己身陷囫囵。
实际上,后人对窦建德仍存在曲解。
其实,窦建德有不得不救王世充的理由,而且,进攻虎牢关也是无奈之举。窦建德被俘后,李世民责备道:“我征王世充,关你何事,你越界而来,冒犯我军士的锋锐!”建德说:“今日,若我不自己来,日后,恐怕有劳你远取。”
所以说,以上两点对窦建德原则性错误的总结纯属谬论。
曾有人抱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支援那些拉丁美洲的独裁国家,甚至,说这些国家不值得援助,但是,艾森豪威尔却依旧慷慨大方地帮助了这些国家。其实,国际政治无外乎就是这么回事儿,不论古今中外,类似的情况大同小异。
王世充虽然是个丧尽天良的王八蛋,但是,他却是个有实力的家伙,他的兵力可以牵制唐军的主力,消除窦建德的后顾之忧。若王世充与唐军僵持不下,窦建德就能获得喘息之机,积蓄力量。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窦建德才不得不容忍王世充这个小人盘踞在自己的大后方,这样窦大王才能专心对付大唐在山东的守军,并借机夺取大半个中原。
试想,当时若王世充被唐军干掉,那么,窦建德辖区北方就会面临罗艺。要知道罗艺可是与大唐穿一条裤子的军阀,过早地与罗艺交手,对窦建德来说没有一丁点好处,反而弊病无穷。李世民虽兵强马壮,但在讨伐王世充时还是费了一番手脚的,若窦建德不趁着这个机会与王世充联手攻打李世民,等李世民解决了王世充后积蓄实力,届时等待窦建德的下场岂不是更惨?
至于凌敬的计策更是荒谬,太原是李渊父子的“龙兴之地”,是大唐王朝的“革命根据地”。窦建德若想从河北直取太原,起码要率军翻越一座太行山。且不说这段路有多艰难,若唐军及时两面夹击将窦建德堵在太行山上,恐怕窦建德也会回天乏术。更何况,此时的李渊父子已稳居长安,太原的战略地位已不重要,至少不会逼得唐军“救魏”。
后来,一个叫刘武周的军阀占领了太原,李氏父子不还是安之若素?
按说,窦建德进攻李世民时,双方的兵力应该差不多,虽然,《新唐书》中着力渲染这场战争李世民以少打多,但毕竟这是唐人的史书,所以,真实性有待考量。
从两军的表现来看,决战之际双方是势均力敌的,不过,窦建德此时刚刚击败了孟海公,又因长途跋涉全军人困马乏,最好的办法应该是就地扎营疏通粮道,与李世民打持久战。如此布局,唐军若撤退,窦建德即可顺理成章地蚕食王世充的地盘,若唐军不撤,战局亦对窦建德有利。可惜的是,窦建德带着疲惫不堪的将士们羊入虎口,遭到李世民的偷袭,最终功败垂成。
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是以后人眼光说出的话。但是,对于战场上的当事人来说,也许一个小小的失败就会让自己掉了脑袋,关于自己的历史亦戛然而止,再也没有复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