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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穆公究竟算不算"春秋五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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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五霸”,名头响亮,可究竟是哪五位霸主?历来人言言殊,说法各异。其中比较通行的名单有两份:一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另一说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而在这两说之中,似乎又以第一种说法为更多的人所认可。

虽说都是霸主,但是,这五人的分量,也就是说,其霸业成就及影响却不可同日而语。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可以算是一个档次,他们号称霸主,当属名副其实。而宋襄公被列为五霸之一却颇有些不伦不类。他的高雅贵族风度,固然让人肃然起敬,可他的那份儿霸业,则难免叫人啼笑皆非。世俗是势利的,只以成败论英雄,泓水一仗,他大败亏输,出尽洋相,以至于成为千百载来够“厚黑”或不够“厚黑”芸芸众生挖苦嘲讽的对象。如果靠这种表演居然能跻身于五霸的行列,那么,多少有些滑稽、有些荒诞,宋襄公他九泉有知,恐怕也会是受宠若惊了。

秦穆公究竟算不算"春秋五霸"之一? 秦穆公究竟算不算"春秋五霸"之一?

至于秦穆公,则是一个异类,换句话说,他属于不尴不尬的角色。说他不济吧,可他在当时的国际大舞台上活跃得很,又是“勤王”,又是“盟会”,知名度、出镜率一点也不逊色于其他人,更何况他也曾“灭国十二,拓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为秦国在春秋战国期间的雄起,作了非常扎实的铺垫,多少混出个“霸主”的模样。可如果真的把他算成是霸主,却似乎又不是那么一回事,毕竟他没有像齐桓、晋文、楚庄那样,一本正经地充当过中原的霸主,他的事业局促于西北一隅,从来不曾达到过光辉的顶点。相反总是笼罩在晋国霸业的巨大阴影之下,只好在当时上演的争霸大战中,敲敲边鼓,跑跑龙套。总而言之,秦穆公在当时更像是搅局的角色,把他列为“春秋五霸”之一,或许比较勉强。

秦穆公之所以没有能成太大的气候,固然有种种客观因素的制约,在他出道的时候,齐、晋、楚已俨然蔚为大国,中原这块大蛋糕基本已被它们抢先分割完毕。秦国长期僻处西北一隅,中原诸侯“戎翟遇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想要入局并充当龙头老大,困难之大,可想而知。然而,这并不等于说,秦穆公一点机会也没有。如果战略高明,战术对头,“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秦穆公还是可以有一番大的作为的。问题的症结,看来还是出在秦穆公自己的身上,是他战略眼光的短视、战略举措的失当,直接导致了其雄心勃勃的争霸企图成了“水中之月,镜中之花”。

秦穆公在位前后39年,平心而论,他为秦国的崛起与发展,还是力所能及做了不少的工作的。他四处延揽人才,打破常规,任用百里奚、蹇叔、由余、邳豹等一群贤能。扎扎实实发展经济,大刀阔斧扩充军备,今日东征,明天西讨,使得秦国的势力迅速扩展到渭水流域的大部分地区。总之,秦国在他的领导下,虽然不能跻身为世界大国,但终究算得上成了地区强国。

“人心不足蛇吞象”,秦穆公也不例外。拥有了比较雄厚的资本,他自然要企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去成就更大的功业。这功业就是带领秦国走出狭窄的关中地区,东进中原,称霸诸侯。尽管秦穆公也知道要做到这一点绝非一件容易的事,但他却不甘心就此淡泊寂寞,偏居西隅,给边缘化。他相信事在人为,决心尽最大的努力,来使自己的宿愿变成现实。

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秦穆公的战略措施跟他的战略目标是完全南辕北辙的。照着秦穆公自己的如意算盘,秦国东进战略步骤应该是:先想方设法同晋国搞好关系,对晋国的政局施加影响,通过缔结婚姻、提供援助等手段,逐渐控制晋国。一旦在这方面得手之后,再大兵出崤函,从容图霸业,指点江山,号令天下。

于是乎,他便趁着晋国内部发生骊姬之乱、政局动荡的机会,加大力度干预晋国内部的事务,操纵晋国国君的废立。先是派军队保驾护航,把晋惠公扶持上台,尔后又默许晋怀公继位,可是这两位受保护者都不尽如人意,位子刚刚坐稳,羽翼稍稍丰满,便神气活现起来,将秦穆公晾在一边,晋惠公更是忘恩负义,撕破脸皮与秦穆公作对,出动军队在韩原与秦国干上一架,两国之间的气氛完全给毒化,使秦穆公原先的计划统统泡汤。

与其将错就错,不如改弦更张,于是秦穆公决心中途换马,重新物色代理人。具体的做法,便是提供军事援助,进行武装干涉,帮助长期流亡在外的公子重耳返回晋国,从晋怀公的手中抢过政权,成为晋国民众的新主子,是为日后大名赫赫的晋文公;同时,秦穆公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又把自己的女儿文嬴下嫁给晋文公,延续所谓的“秦晋之好”,希望借助政治联姻的途径,笼络住晋文公,让他成为秦国争霸中原事业中的一颗过河卒子。秦穆公的想法很单纯,也很天真:“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打从这儿过,留下买路钱”,你晋文公既然受了我的大恩大惠,加上大家又有这么一层翁婿关系,难道可以知恩不图报?常言道:“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你晋怀公总得多多少少买我的面子,替我办点实事吧!

遗憾的是,秦穆公过于乐观了,简直是白日做梦,异想天开。他忘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既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不变的利益。他自以为对晋文公有过恩惠,人家就得图报,对不起,只要牵涉到利益,世上恩将仇报、以怨报德的事情可多地去了;他自以为自己是晋文公的岳父大人,人家会顾及温情脉脉的面子,对不起,为了利益,父子反目、手足相残尚且司空见惯,更何况是没有血缘的翁婿关系!眼下秦国想要染指中原,争夺霸权,势必要越渡黄河,锐意东进,而晋国要独霸中原,号令诸侯,也势必要紧紧关上秦国东出的门户,将秦国的活动范围死死地框定在西方一隅。这方面两国之间的利害冲突是根本性的,是绝对无法调和的。用今天的话说,便是所谓的“结构性的深层次矛盾”。在这个时候,什么恩德,什么姻亲,一概无效,全都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而且秦弱而晋强,秦小而晋大,一旦双方真的撕破脸皮,闹将折腾起来,处下风的肯定是秦国。

事实也正是这样,晋文公爬上宝座后,一门心思追求“取威定霸”,丝毫没有让秦穆公昔日的恩情束缚住自己手脚。当然,他也不主动和秦穆公公开叫板,撕破脸面,在不触及晋国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有时也不忘拉上秦穆公一把,让他跟着自己露露脸儿,抖抖威风。但在晋文公心中,双方的定位是明确无误的,即我晋国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你秦国只能当插科打诨的配角,彼此之间是老大与伙计的关系,绝对不容颠倒。

这时候,秦穆公才发现,自己以前的筹码都下错了,所花费的心血都一风吹了。他三助晋君的努力,结果只是加速了晋文公成为诸侯霸主的进程;他多次参与盟会,多次投入军事行动(包括城濮之战中派兵增援晋国,一起教训楚国),也往往是名惠而实不至,全是在那儿傻乎乎替晋国的霸业添砖加瓦呐!

“东隅已失,桑榆未晚”,假如秦穆公的战略失误只是走到这一步,还不算是输得精光,血本无归。至少可以同晋国维系表面上的一团和气,弄好了或许还能从晋国那里分得一杯羹。可是,事实是秦穆公接下来的做法更加匪夷所思,更加错得离谱:他居然利令智昏,孤注一掷,想用武力来达到外交、政治所没有实现的目的,日暮而途穷,倒行而逆施,决心“霸王硬上弓”了,真是:软的不成便来硬的,“巧取”不成改用“豪夺”。

晋文公在世时,秦穆公深知对手的厉害,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即所谓“有贼心,无贼胆”。谁知天遂人愿,机缘凑巧,阎王爷让晋文公死在了秦穆公的前头。这一下,秦穆公便浑身上下来了精神,觉得可以玩一把世纪战略“大豪赌”了。于是,他蛮横决断地拒绝了大臣蹇叔的劝诫,决定趁着晋文公易篑之际,大起三军,越过晋国境土,去袭击郑国,企图占领地处天下之中的战略要地,以作为自己称霸中原的前进基地。他一相情愿地认为,晋襄公(在名义上算是他的外孙)刚刚登基,正忙于稳定内部,无暇顾及秦国方面的军事行动。所以,他在没有向晋国借道的情况下(去借,人家也不肯借给你,何必白费口舌),派遣孟明视等三位大将,统率三百辆战车的兵力去偷袭郑国,圆自己的霸主之梦去了。

劳师袭远,兵家大忌;弃信背盟,庸人短视。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但郑国没有给打下来,反而“偷鸡不着蚀把米”,在崤山一带让晋国的伏兵杀得大败,三百辆战车全部报销,“匹马只轮不返”,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位统帅一个不曾走漏,全数做了晋军的俘虏。而秦晋两国之间保持多年的传统友谊(尽管仅仅是表面上的),也随着崤函山谷中刀戟喊杀声的响起而烟消云散了。这真可谓是“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更为糟糕的是,秦穆公似乎有心理障碍,脾气古怪而又偏激固执,见了黄河仍不死心,撞了南墙仍死不回头。在他看来,姥爷让外孙这么给“修理”,实在太窝囊,太没面子,非得翻过盘来不可。于是为报崤山惨败之仇,他又一而再、再而三动用军队去找晋国的晦气,结果是越输越惨,在彭衙之战中又让晋军杀得一败涂地,惨不忍睹,使秦军成了名副其实的“报赐”之师,距离充当中原霸主的目标乃是越来越远,遥不可及了。尽管他后来转而同楚国结盟,企图通过南北夹击,将晋国从中原霸主的宝座上给掀翻下来,来一个“新桃换旧符”,但是他这么做,除了让楚国“渔翁得利”之外,对自己实现光荣的霸主梦想,可是半点儿帮助也没有,干的还是替别人“火中取栗”的傻事。到头来,依旧是个跑龙套的角儿,一点长进都见不着。秦穆公战略眼光之差劲,实在是难以让人恭维。

有“雄才”而无“大略”,秦穆公毕竟算不得是真正意义上的霸主,让他混迹于“春秋五霸”之列,似乎也太抬举了他。

本文摘自《最是高处不胜寒》,黄朴民 著,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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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镜花水月
关键词: 秦穆公 春秋五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