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康盛世：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

西周成王和康王时期，是被历代史家广为称颂的我国历史上所缔造的第一个“盛世”。成王和康王在位时期，处于我国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在这样的阶段出现“盛世”，不但具有其时代特征，而且对它的缔造及其由盛而衰等问题的研究，还具有重要史鉴价值。

成康盛世：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

西周成康时期为历史上的“盛世”，这绝非是史家的蓄意粉饰，而是一种客观存在

“成康盛世”之“盛”，若要同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开元盛世”或“康雍乾盛世”之“盛”相比，自然要逊色得多。虽然如此，但在历史上如同“成康盛世”这样的盛世还是不多见的。“成康盛世”之“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奄有广阔疆域。西周经武王灭商，分封诸侯，周公东征平叛，成王、康王继续分封诸侯和开拓疆域，使西周的疆域规模基本形成。《诗·周颂·执竞》亦云：“丕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其意是说，成、康二王治周，立下了大功，得到了“上帝” (即天神)的褒扬；在成、康二王时，开拓和奠定了西周广阔的疆域。

2.以“礼乐”经邦治国。在西周时期，以“礼乐”经邦治国是颇为突出的。“礼”即礼制，亦即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乐”即舞乐，亦即西周奴隶制的舞乐制。西周礼乐制的内容很广泛，举凡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教育、司法、宗教、风俗等无不关涉。《礼记·曲礼》记述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足见，西周礼乐制是关涉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的。

西周时期，“兴正”包罗万象的礼乐之制是与经邦治国密切相关的。正如《韩诗外传》所说：“为人上无礼则无以使其下，为人下无礼则无以事其上”。而《左传》则说得更加明白，如说西周之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从礼乐制的内容、特点及其作用可以看出，成康时期礼乐制的“兴正”，自然对巩固西周王朝、稳定西周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开了我国历史上以“礼乐”经邦治国的先声。

3.“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在《史记·周本纪》中，有“成康之际……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的记载。这一记载表明，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是“成康盛世”的重要标志之一。《史记》集解引应劭的话阐释说：“错，置也。民不犯法，无所置刑。”应劭之意是说，西周成、康之际，民不犯法，社会安定，统治者故未制订刑律，用以维护统治地位和社会秩序。西周前期，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统治者主要采用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井田制等制度治国。从这个角度来看，成康之际四十余年间，尚未完全实行以法治国方针的记载是可信的。

4.天下安，“民和睦，颂声兴”。成康太平盛世的“盛”况，史书多有记载：《史记·周本纪》说，成王时，社会呈现“民和睦，颂声兴”的“盛”况。《史记》集解又引何休的话解释说： “颂声者，太平歌颂之声，帝王之高致也。”到了康王时，又出现了“天下安宁”局面。东汉王充在《论衡》中也指出：“夫文、武之隆贵在成、康”。西周成康时期为历史上的“盛世”，这绝非是史家的蓄意粉饰，而是一种客观存在。

“成康盛世”的出现既有周文王治岐之功，也有武王灭商建周之效，尤其与成、康二王采取重大治国举措密切相关

“成康盛世”的出现，是周族人长期辛勤缔造的结果。其中既有周文王治岐之功，也有武王灭商建周之效，尤其与成、康二王采取重大治国举措密切相关。

1.周公东征平叛。周公辅政后，担心乘武王之死，“诸侯叛周，公乃摄行政当国”。周公此举，竟引起了“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并在各自封国内散布不满周公的流言蜚语，说什么“公将不利于孺子”。在此情况下，武庚以为有机可乘，于是和管叔、蔡叔等相勾结，并联合原商朝盟国，如薄姑、奄、淮夷等发动了反周叛乱。

武庚与管叔、蔡叔等发动的叛乱事件，严重威胁着西周王朝，于是“周公奉成王命”，东征平叛。经过三年多的艰苦战争，终于“诛武庚、管叔，放蔡叔”，灭薄姑、奄和淮夷等，平定了叛乱，将东部疆域扩展至海边，东北部疆域扩展至今河北省北部一带，从而巩固了新生的西周王朝，为“成康盛世”的形成创造了重要条件。

2.成王营建东都洛邑。西周所封诸侯国，大多在洛邑的东、北、南三面地区。东都洛邑的营建完成，客观上便利了对各诸侯国的统辖，而各诸侯国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向周王室的贡献也方便多了。所以，周公当时曾说：洛邑在“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尚书·周书·康诰》甚至说：“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东都洛邑的营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宗周丰镐对黄河下游等地管辖上鞭长莫及的困难，对“成康盛世”的形成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3.康王实行拓疆、分封与“明德慎罚”举措。周康王是成王之子，名姬钊。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康王即位后，曾宣布继承文王与武王业绩，并获得了成功，尤其在开拓疆域、继续分封和“明德慎罚”等方面所取得的业绩更为显著。

在康王时期，继续实行分封诸侯制度，成了推动“成康盛世”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周康王在继续分封诸侯的同时，又极力维护周王室的宗主地位，以此巩固分封制和西周王朝。据《麦尊》铭文记载，刑侯在就封后，曾返回丰镐朝见康王。康王待之以很高礼遇，让其参加裸祭和大射礼，又赐予二百家侍卫之臣，甚至还把自己乘坐的马车也赐给了刑侯。《侯旨鼎》云：“侯旨初见事于宗周，王赏旨贝廿朋。”沈长云先生认为，“旨”为第二代燕侯，当他继立后，就按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前往丰镐朝见周康王。这同样反映了康王时期维护周王室宗主地位的情况。宗法分封制为“成康盛世”的形成起了奠定基础的作用。

“明德慎罚”是一种治国思想，同时也是一种治国制度。这一制度约创始于周文王时期，而盛行于成、康二王时期。《尚书·周书·梓材》云：“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 《梓材》是周公平定武庚与管蔡二叔之乱，分封康叔姬封(武王之弟)建立卫国后，以成王的名义告诫康叔的文告，其内容主要讲述“为政之道”。《尚书正义》注《梓材》这段话时说：“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怀远为近，汝治国当法之”。

在成康时期，以“明德慎罚”制度治国，曾取得了很大成功。《史记·周本纪》说： “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董仲舒“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制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义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 的说法，虽对成康时期尚未实行严刑酷法问题有过分称颂之嫌，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成康时期实行刑罚较为宽松的一些情况。

总之，“成康盛世”是经历数代人的不懈努力才缔造成功的。这一成功的获得实属不易。

“成康盛世”期间虽然社会经济尚不繁荣，社会发展水平仍较低下，但它仍不乏可资后世治国借鉴之处

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继承性。这就是说，后世帝王、贤臣在治国、平天下时，总是要从前世社会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成康盛世”期间虽然社会经济尚不十分繁荣，社会发展水平仍较低下，但它仍不乏可资后世治国的借鉴之处。

首先，要缔造“盛世”，就必须进行长期不懈的奋斗。《尚书·周书·毕命》说：“惟文王武王，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绥定厥家”。《史记·周本纪》也记载说：召公、毕公奉成王临终之命，率诸侯，在“先王庙” (即祖庙)中向新即位的康王宣告说：“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这些记载昭示，“成康盛世”是自周文王以来经数代人的努力奋斗才实现的，是来之不易的。康王即位后，应“以笃信临之”，即以文王、武王和成王遗愿，治理好周的天下。

其次，要缔造“盛世”，就必须借鉴往圣先贤治国的一切有益方略。武王灭商后西归时，打算“营周居于雒邑”，以此作为统治关东原商朝疆域的中心，当成王即位后，为实现武王遗愿，遂“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意”。康王即位后，以继承文武业绩为己任，于是明确“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类似记载，虽不很多，但它业已清楚说明，成、康二王是在继承文、武以来先王治国方略的前提下缔造“盛世”的。

第三，要缔造“盛世”，就必须巩固王朝的统一和广阔的疆域。文王和武王，开拓了疆域和建立了西周王朝。成王和周公巩固了西周疆域和西周的统一；而康王通过继续分封诸侯，进一步扩大了西周疆域。在成康全盛时期，西周疆域囊括了原商朝疆域的全部，关西周人居地与江汉及江浙等地。疆域的广阔和王朝的统一，客观上为“成康盛世”的形成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第四，要缔造“盛世”，就必须保持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安定。西周初年，在统治者中业已形成了较为系统和成熟的治国思想，掌握了较高水平的治国之术，如《尚书·獒》在讲到“西献獒”时说：“明王慎德，四夷咸宾”。还说：“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狎侮小人，罔以尽其力”。周成王还说： “抚民以贤，除其邪虐；功加于时，德垂后裔”。成王在位期间，还曾推行“兴正礼乐”的措施，这对社会的安定、社会风气的良好，都曾起到了积极作用。总之，成康时期主要是以“德”和“礼乐”之制治国的。这种治国之术，完全适应当时的社会实际，从而出现了“民和睦，颂声兴”的盛况。

第五，要缔造“盛世”，就必须经常注意洞察和清除社会弊端，保持社会健康发展。“盛世”的缔造是长期的，同时又是极为困难的。一旦社会进入“盛世”，就会逐渐滋生一些新的社会弊端，并成为瓦解“盛世”的因素。如在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基础上必然会滋生社会富裕病，即统治阶级以为天下太平，无复可忧，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开拓、进取精神，陶醉于“盛世”，过起奢侈、享乐生活，从而对社会隐患疏于洞察，而平民百姓则受统治阶级腐朽生活习染，也产生一些不轨行为。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西周在康王之子姬王段(即昭王)继立后出现的情况正是如此。正如《史记·周本纪》说：“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穆王继立后，社会状况进一步恶化，出现了“王道衰微”的情况。可见，至穆王时， “成康盛世”已变成了历史陈迹。这自然是统治阶级对社会积弊疏于洞察和清除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