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谱化对手、神圣化自我的倾向，是美国决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和弱点。
朝鲜战争是二战后美国在亚洲通过军事手段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具体尝试，也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目标与政策策略的实战演练。对美国而言，这是历史上首次没有决出胜负的战争。从战争爆发之初的迅速介入，到将战争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其一系列决策都伴随着战略上的误判。对于中国是否出兵参战的误判，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诸多决策的一个突出表现。而中国的出兵参战，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战争的最终走向。美国的这一决策既有其历史根源，也受当时复杂的政治军事、内政外交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朝鲜战争中美国决策上的失误
关于战争性质判断上的失误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此后的几天里，美国政府连续召开了四次会议，对战争的性质进行判断，并认定：朝鲜战争是由苏联发动、支持和怂恿的，是国际共产主义声东击西的战术，目的是要把西方的力量牵制在远东，然后在西欧发动总攻。基于这个判断，杜鲁门政府迅速作出了全面干涉朝鲜战争的决定。
美国的这一判断是其冷战思维的直接产物。二战后，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美苏对抗日益加剧。1948年第一次柏林危机之后，美国政府认为，伴随着苏联及共产主义阵营的不断壮大，全球性紧张局势正在不断加剧。1949年8月苏联完成第一次核爆炸试验，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应。此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随后成立的中苏同盟，迫使杜鲁门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美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能力进行研究，这个研究的产物就是著名的NSC68号文件。这份文件奠定了美国在冷战中对抗苏联的整体战略，是美国对自身的国家安全政策作出的全面调整。该文件出台后，美国的决策层中弥漫着强烈的危机气氛。同时，美国情报部门声称苏联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具有发动军事进攻的能力。这使得美国决策者在获悉朝鲜战争爆发后，几乎立刻断定朝鲜方面的进攻是由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如果不给予坚决的武力反击，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美国这一战略判断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决策层的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二战后，美国固有的意识形态上的自信被军事上的胜利迅速放大，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自由、人权是美国的责任。而朝鲜战争中美国决策层的核心成员杜鲁门、艾奇逊、布雷德利、马歇尔几乎都对苏联阵营和冷战形势已经有了一个“敌人意象”的预判。他们认为苏联受到一种狂热信仰的蛊惑，这种信仰与美国秉持的民主理念背道而驰，热衷于侵略和征服，没有人性，不真诚，不可信，能做出极端残暴的事情。而且这种“敌意升级”在面临反对意见时，往往以对方不了解敌人的险恶本性为由驳回，使错误本身难以得到纠正，最终使得美国产生了一种脸谱化对手、神圣化自我的倾向，从而难以做到“知己知彼”，这也是美国决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和弱点。
这个错误的判断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一系列决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美国政府自始至终是从美苏全球对抗的角度认识朝鲜战争，进而把苏联的意图作为自己决策的决定性依据，忽视了朝鲜半岛军事冲突的复杂根源，从而降低了决策导向的灵活性。
另一方面，这一判断还导致了美国对中苏同盟的僵化认识，忽视了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独立性，特别是中国对于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天然诉求，以及基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关于朝鲜半岛的独特的国家安全观。正因如此，杜鲁门政府依然基于对旧中国的认识和对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困难形势的估计，以及潜意识的民族优越感，没有对新中国予以高度的重视，无法对新中国出兵参战的能力和决心作出正确的判断。
此外，当美国决定进行全面的军事干涉之后，就意味着美国放弃了之前在朝鲜推行的“有限遏制”的战略。从而使美国干涉目标在既要遏制苏联的扩张、又要避免与苏联发生全面战争的两个维度之间摇摆。这就为美国政府和军方对朝鲜战争的规模和范围的判断上产生了模糊认识，从而为日后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决策埋下了伏笔。
1950年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逆转。直到此时美国政府才意识到这场战争并非他们原先预料的那样，而仅仅是由于朝鲜内战而引发的一场局部战争。但是仁川登陆的意外胜利和政策决策的惯性，推动着美国决策者在原先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政治遏制与军事遏制的二元分立
朝鲜战争之前，美国在朝鲜采取了“有限遏制”的政策，即以政治遏制为主、军事遏制为辅，其显著特点是政治战略与军事战略的二元分立。
二战结束，冷战开始。基于意识形态的对抗，美国确定了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的遏制战略。遏制战略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双重遏制的途径，即以政治遏制手段与军事遏制手段并行，政治遏制为主，军事遏制为辅。二是重点遏制。当时美国的战略重心是欧洲，主张在欧洲和西亚保持战略进攻，在远东保持战略防守，并且确定以西欧的莱茵地区、亚洲的日本等为遏制的重点地区。因此，二战结束之后至朝鲜战争爆发，尽管朝鲜的地缘战略价值日益凸显，但依旧不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点。此外，当时美国政府与军方对于朝鲜半岛在其亚洲战略地位的认识上存在较大分歧。
二战后期，美国对朝鲜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国际托管进而实现朝鲜的独立。但是到了1947年7月，随着美苏联合委员会会议的破裂，美国开始重新讨论其朝鲜政策。以陆军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代表的军方认为，苏联拥有一支数量庞大且装备良好的陆军，美国缺乏在亚洲大陆同苏联进行地面作战的能力。因此，在朝鲜保持军队和军事基地并无战略价值，主张尽早从朝鲜撤军。国务院则从全球遏制苏联的政治战略利益出发，主张保持南朝鲜的独立和复兴，进而保持对苏联的压力。两者妥协的结果便是1948年2月出台的NSC8号文件。
这个文件确定了当时美国关于朝鲜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则。一方面它确定驻朝美军于1948年12月31日前完成撤离任务，排除了美军继续驻留在南朝鲜或使南朝鲜的军事力量能够与北朝鲜进行抗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加大了对南朝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随着欧洲冷战风云的变幻、新中国的成立，美国确定了在朝鲜实行“有限遏制”的战略，即政治军事的双重遏制。
政治遏制与军事遏制的二元分立是美国早期遏制战略的显著特点。其优点就是，在战略目标既定的前提下丰富了战略遏制的手段，增大了战略策略的回旋空间。然而其缺陷也很明显。
一方面，由于政治遏制与军事遏制在政策设计上的差异，容易将军事目标与政治目标之间的张力意外放大，增加了政策选择的机会成本。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当战局发生迅速变化的时候，军事力量的进退对政治目标造成了很大的震荡。在美军实现仁川登陆之后，美国政府开始盲目乐观，而这种盲目乐观恰好和战争初期的盲目悲观相映照。在朝鲜人民军迅猛推进、李承晚部队溃不成军的开始几天，美国政府和国会内部对战局的前景一片悲观，认为朝鲜必失无疑。及至仁川登陆成功，战局逆转，又被胜利冲昏头脑，在频频传来的捷报中无所作为地浪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无视中国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的信息，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轻率地破坏了一项既定的对话政策，增加了决策的盲目性。
指挥系统之间的矛盾
有人认为，美国之所以敢作出越过三八线的决定，把战争扩大到朝鲜北部，是由于杜鲁门轻信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关于中国、苏联干涉的“可能性很小”的估计和即使干涉也“不足为患”的保证。这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
麦克阿瑟与杜鲁门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美国行政决策集团与战场指挥系统之间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二战后在战争中崛起的军事集团与传统文官集团矛盾的体现。其中既有微妙的个人恩怨，但更多的是对当时美国外交战略以及美军战略认识上的分歧，双方矛盾的焦点是“战争限度”。
麦克阿瑟出身显赫，在美军中资历深厚，在二战中功勋卓著，这使得他在美国，乃至世界上都有极高的声望。加上他骄狂的个性，几乎使当时的远东司令部指挥系统游离于五角大楼的掌控之外。而仁川登陆的成功，则使他的威望达到了顶峰，以至于当时在华盛顿几乎没有人敢冒犯麦克阿瑟的权威。自然，他对战场局势的判断对行政集团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问题在于麦克阿瑟陈旧的战争观念已经不能适应朝鲜战争的特点。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军头脑中没有“有限战争”的概念。作为统帅的麦克阿瑟也是如此。尽管在二战中立下赫赫战功，但受时代所限，他无法理解原子弹的出现，以及冷战格局对战争形态带来的巨大改变，对西方传统的“武力是解决任何政治冲突最佳手段”的军事信条推崇备至。他认为既然开战就必须取得彻底胜利，为此可以而且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因此在美国军事干涉之初，麦克阿瑟就不断要求在朝鲜投入更多的兵力，甚至希望打一场全面战争。“有限战争”并非一个既定框架，而只是受政治所迫，尤其是战场条件以及核对抗背景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即便中国屯兵鸭绿江而不选择出兵，也很难断定麦克阿瑟指挥下的“联合国军”会打一场仅限于朝鲜半岛的局部战争。显然，这种战争观念是与当时美国的亚太战略相冲突的。尽管美国行政决策集团默许了麦克阿瑟的北进战略，但前提是中苏不干预。但这却不是麦克阿瑟的前提。可以说，双方在战争理念上的矛盾直接导致了美国对中国出兵朝鲜战略的误判。
随着中国出兵朝鲜和苏联的暗中支援，美国政府对战争限度立即进行界定。然而，麦克阿瑟在朝鲜半岛企图扩大战争的固执行为，以及他对美国政府及其政策直言不讳的批评，迫使杜鲁门不得不解除他的职务。麦克阿瑟的解职一方面是美国决策层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说明，麦克阿瑟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并不理解国家利益的获取不一定都要靠战争的全面胜利才能实现。当然，他更不理解在朝鲜实行有限战争不仅符合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也是冷战背景下美国政府的理想选择。麦克阿瑟的解职，标志着“有限战争”成为美国主导朝鲜战争的既定战略，对战后美国战争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
国内政治斗争的制约
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国内政治生态日益恶化，连续多年执政的民主党政府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国际局面。除了面对巨额的战时政府的债务危机以外，最主要的是要时刻应对迅速恶化的两党战时联盟。
二战期间，民主党和共和党有着相当深入的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协作是在德国和日本的威胁之下的自发行为，并非两党之间的有意结盟。战争一结束，随着威胁和压力的消失，这种统一阵线立刻就分崩离析。战争结束后，共和党终于迎来了政治上反攻的好时机，开启了美国两党政治攻讦不断的暴风骤雨的新时代。这对美国的朝鲜战争决策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即共和党通过不择手段、大肆攻击民主党的对外政策打击其威信，进而降低了民主党政府执政的灵活性。民主党执政期间，蒋介石政府在中国大陆统治的垮台，美国丧失了“对中国的领导”，急于从中国脱身。特别是当苏联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和中苏结成同盟以后，美国共和党掀起了民主党对政府远东外交政策的普遍不满，他们把美国“丢失”中国的责任归咎于民主党的外交政策。
二战结束不久，冷战的恐怖气氛又接踵而至。在激烈的两党斗争中，孕育了一个全新而又强大的政治毒瘤，这就是麦卡锡主义。麦卡锡借机指控国务院里有大批共产党，在参议院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所谓“揭露和清查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活动的浪潮”。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更是借口杜鲁门政府中有人暗中“私通苏联”、“出卖了蒋介石集团”、“帮了共产主义的忙”，将民主党执政的20年称为“叛国的20年”，锋芒直指杜鲁门政府。
麦卡锡主义对于美国的朝鲜战争的决策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抨击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战略的同时，挤压了政府外交斡旋的空间，导致政府的对外决策的僵化；二是迫害政府里熟悉中国事务的人士。国务院里的中国问题专家几乎全部被清洗，艾奇逊首当其冲，承受了极大压力，甚至马歇尔也难免受到牵连。在战时和战后参与美国对华事务的欧文·拉铁摩尔、费正清、谢伟思、柯乐布，无一不受到打击排挤，先后离开对华决策圈子。这就导致政府决策层很难对中国事务尤其是中国关于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的警告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予以回应。此后，以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不得不时时谨言慎行，免遭共和党强硬派的攻击。作为总统的杜鲁门则更为重视国会的舆论倾向，尤其是对国家的立法和法案的通过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各委员会主席的态度。
此外，在确定北进战略之前，迫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杜鲁门需要前线的胜利服务于国会的中期选举。毋庸置疑，仁川登陆的胜利，使麦克阿瑟对决策层的影响达到顶峰，李奇微在回忆录中曾讲到“人们对麦克阿瑟将军的一贯正确性几乎发展到了迷信的地步。”另一方面，战局的变化，也坚定了美国决策层对最终占领朝鲜半岛的信心，原因是他们认为仁川之战后，苏中已经丧失军事干预的最好时机，苏联在联合国的软弱提议更加强了美国的判断，这最终致使由中国舆论和中国政府声明所释放出的中国不可能坐视不管的信号被忽略。基于利用战局的进展为国会选举服务的考虑，杜鲁门政府半遮半掩地下达了授权麦克阿瑟可以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的命令。至此，美国决策层内部有关是否越过三八线的争论到此结束，军事胜利后的喜悦与自信最终战胜了决策集团所有人对越过三八线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顾虑。
情报评估的失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各级情报系统随即开始对中国是否出兵朝鲜进行情报评估。参与情报评估的主要有两大情报系统。一个是政府的战略情报部门，即以中央情报局为核心的情报系统。另一个是战场的军事情报系统，以麦克阿瑟的美军远东司令部情报部为核心，包括美军第8集团军、第10军等军事情报部门。这些军事部门提供的战术情报、战略情报和它们得出的判断结论，对决策者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远东司令部情报部的意见，更是被华盛顿决策层奉为政治情报评估的圭臬，成为他们制定战争决策的最主要依据。但是这两个情报系统对中国出兵朝鲜战略的评估都出现了重大失误。
以中央情报局为核心的各个情报部门首先对苏联影响下中国出兵的可能性进行了评估，其次对中国参与战争的意图及能力进行了评估，最后以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中国政府发出的公开警告。事实证明，美国的情报评估出现重大失误的原因就在于：一方面，美国错误地把中国出兵与否置于苏联全球战略的框架下进行情报评估。尽管中国和苏联结为同盟、苏联的意见在中国的对外决策中占一定的分量，但是，中国在战争爆发不久成立东北边防军直至被迫出兵朝鲜，期间的每一项重大举措都是出自对中国自身利益的慎重考虑。苏联方面的因素并未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对中国出兵的能力和意图进行单独评估的时候，美国坚持认为中共由于面临复杂而严重的国内问题，不可能单独出兵卷入朝鲜战争。中情局强调中国糟糕的国内问题对其介入朝鲜的负面影响似乎反衬出美国在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地位。这种情报评估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冷战思维决定的。美国决策层对情报的判断，没有站在中国政府主要担心国家安全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没有充分意识到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东亚国际紧张局势下，美国对朝鲜的军事干预对中国领导人固有的安全担忧所带来的严重影响。
战争一开始，美军远东司令部的情报部长查尔斯·威洛比就开始考虑中国参战的可能性，并认为中国也许会向北朝鲜人提供援助。当美国和南朝鲜军队被压缩在釜山时，威洛比报告说，中共军队正源源不断地向华北调动，并指出如果中国军队参战的话，为了切断它的后方可能需要战略空军的支援。显然，远东司令部预料到此时中国出兵对美军的巨大威胁。到8月底，美军远东司令部的情报评估对中国出兵参战的能力进行了预测，指出中国在东北的兵力几乎达到25万人，如果中国出动增援部队，那么对于釜山周边阵地的任务已经很繁重且为数不多的美韩军队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不过，他们想象中的中国出兵必然导致的釜山灾难并没有成为现实。此后，随着美军仁川登陆的顺利实施，战场形势发生了逆转。在麦克阿瑟和威洛比等美军远东司令部要员看来，中国干涉的威胁似乎正由于中国不会出兵介入朝鲜战争而慢慢消失。这一评估结论深深地植根于麦克阿瑟的脑海中。因此，尽管中国政府不断公开发出警告，美国军事情报部门均置若罔闻。
随着美军越过三八线，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出中国出兵的迹象，从10月14日开始，美军远东司令部情报部门再次把中国出兵援朝的情报提升到最优先评估的位置，但这只是为了向杜鲁门总统明示中国不会出兵的论调，并没有改变麦克阿瑟中国不会出兵的看法。威洛比给政府提供的情报只是印证麦克阿瑟的判断而已。
当杜鲁门总统希望从麦克阿瑟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情报和判断”，从而搞清楚中国是否会真的“要在朝鲜进行干涉”时，双方于10月15日在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举行了见面会。在会谈中，麦克阿瑟十分自负地向杜鲁门保证，中国干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至此，美军情报部门基本丧失了情报判断的功能，他们的工作只是在裁剪情报，为麦克阿瑟的判断提供证据，以保证麦克阿瑟的军队抵达鸭绿江，结束其宣称的圣诞节攻势。这在美军中开启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它进一步麻痹了战场指挥官的判断，没有履行情报部门的职能。
但是，这样的故事并没有因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停止。起初，是军方在玩情报的游戏，部分军官为了某种意图刻意操纵呈送给处于决策地位的高级军官和政府部门的情报。此后，则是高级文官操纵军事情报。为了实现国内的政治目标，政府会凭极端有限的事实和彻底错误的情报去制定重大的外交决策，却根本不去考虑其后果。
历史总会惊人的相似。
1965年，约翰逊政府通过歪曲事实，夸大越南对美国的威胁，操纵媒体和民意，宣扬美国出兵越南的合理性，却蓄意淡化情报所显示出的卷入越南战争的危险性，从而使美国陷入了一场毫无希望、最终惨败的局部战争。
2003年，小布什高估了苏联解体对中东的影响，忽视了当地人基于民族意识和宗教信仰所带来的可能的反抗，垂涎于中东的战略地位和伊拉克丰富的石油资源，为了推翻萨达姆政权，不惜误导媒体，操纵国会和欺骗公众。用严重有误并经肆意裁剪的情报，把美军送到伊拉克的中心地带，饱受连续不断的自杀性袭击，造成灾难性后果。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外交战略的一个显著特点：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对军事力量的迷恋。其背后则是实用主义主导下对国家利益不择手段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