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沈阳晚报》2010年6月24日 作者：李卓然 原题为：《格里菲斯的地狱生活》
拉尔夫·格里菲斯（Ralph Griffith），参军不久便随部队到达菲律宾，三个月后，在克雷吉多岛被日本人俘虏，当年他只有17岁。被日军俘虏使年轻气盛的格里菲斯感到屈辱和沮丧，但是他不知道这只是噩梦的开始，等待他的将是更大的灾难。
二战时日本曾用美军战俘做人体试验
登上“鸟取丸”与死神擦肩而过
格里菲斯被俘后，在菲律宾的卡巴纳图战俘营关押了6个月，突然有一天，日本人通知要把他送到其他战俘营。第二天他与大概2000名战俘被押送到马尼拉的码头，登上了一艘名叫“鸟取丸”的旧货船。
刚上船的时候，战俘们都叫它“痢疾船”，因为船上的大部分人都拉肚子。但是后来，每当有战俘回忆起那艘船的时候都叫它“地狱之船”，因为在船上，他们每天都在死亡的边缘挣扎。战俘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又热又小的空间里，要忍受炎热，还有疟疾、痢疾等疾病的折磨，许多人都死在了途中，被扔进大海。“那条船的条件真的很差”，格里菲斯回忆：“我们住在黑暗的底舱里，25天只吃了1碗饭，喝了一点点水。我曾经11天什么也没吃，因为我被腹泻折磨得吃不下任何东西。所有人都拉肚子，大部分人都晕船，你可以想象出来船里有多臭。底舱里挤满了人，而且还有老鼠。”
由于“鸟取丸”没有悬挂红十字会的标志，也没有标记出船上押送的是美国战俘，从外表上看只是一艘普通的日本货轮，所以经常遭到美国舰艇的袭击。每次遭到鱼雷袭击，船里都乱作一团。甲板上的人一边叫喊着“鱼雷、鱼雷”，一边要下到底舱取救生用具。而在底舱的人听到上面的喊声则要跑到甲板上去。还好每次的鱼雷都被舵手敏捷地躲开了。格里菲斯总算是死里逃生，活着到达了朝鲜半岛的釜山，随后又与其他战俘一起乘坐火车来到了奉天战俘营。
初到战俘营，格里菲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木制的营房和医院病房都建得像鸡笼子。两面墙的脏东西足有3英寸厚，并且房顶还有2英寸的泥。小窗上只有2块小玻璃用来御寒。英国战俘罗伯特·皮蒂在日记里说：“我整理花园的工具都不会放在这样的屋子里”。
无法逃脱的人间地狱
格里菲斯和其他8个战俘一起住在一个小隔间里。日本人只发给他们一条很薄的褥子。“天气非常冷，有时能达到零下40度，”他回忆，“每天用来取暖的煤只有两桶。我们总是冷极了。战俘们吃得很糟，但有时就连这么差的食物也吃不到。每天只给我们一碗米饭、一碗水。有段时间他们给我吃大豆，我们还吃过各种误闯入战俘营里的流浪狗。”格里菲斯说，最先死去的是那些身材高大的人，小个子的人幸存的几率反而比较高。
据格里菲斯回忆，每天要被迫去日本人的机械工厂工作12个小时。“有时并没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他说：“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是坐着讨论吃的东西。一些人还随身带着没被日本人没收的纸牌。”
战俘每周可以在浴室洗一次澡。“大概每隔三周，如果有人身上有虱子，可以把衣服放进桶里煮一煮把虱子杀死，”格里菲斯说，“我们管虱子叫做钻缝鼠。”
战俘营医院根本达不到战俘所需要的医疗条件，格里菲斯讲述了他拔牙的过程：“拔我两个下牙的时候没用麻药，他们拿着刀，拽着牙床，把牙切掉了，真的非常疼。我紧紧地抓着凳子，我后面的人使劲按着我的头。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得了阑尾炎的人，日本医生没给他打麻药就给他做了手术。他们给他开完刀就把他送回战俘营，让他自己愈合伤口。”
“那些看守非常卑鄙，”格里菲斯说：“只要他们觉得你走的不够快，就会用枪使劲打你，我挨过一次打，他们用带刺刀的刀背打我，还穿着重重的皮靴踢了我很多下”。据格里菲斯回忆，战俘营里还存在人体试验。但是直到今天，日本和美国政府都不承认这个说法。
“日本人在中国人身上做了大量的活体试验，”格里菲斯说：“美国人也同样遭受了试验。他们给我们注射，没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一些人在注射后生了病。他们也从我身上抽了血，但是我从来没因为注射而生病。后来他们还给我们量了臂长、胸围和头围。当中国人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就对其进行解剖，他们还用菲律宾人进行刺刀练习，”他接着说，“我记得有一个小男孩因为伸出来两个手指头表示胜利，他们就把他的手指头砍掉了。日本人让他们在冷水里呆着，还让他们进入有高频声音的环境里，损伤他们的耳朵。他们抓到一个小孩，让他做什么事情，他不愿意，他们就让他在太阳下面站了三天。后来他向一个看守脸上吐口水，他们就用刺刀把他杀了。”
终于可以走出战俘营了！
1945年8月，突然有几个美国士兵跳伞到战俘营，宣称“战争结束了”。
美国营救队员霍尔·雷斯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我从外面走到院子里，战俘们都在那等着。他们几乎吓得说不出话。自从他们被俘以来，我是他们见过的第一个自由的美国人。我向他们招手，告诉他们战争结束了。我马上被一群人围了起来，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开心的人。他们问了一些问题，1943年至44年的玫瑰碗橄榄球赛怎么样了？上届职业棒球赛谁赢了？秀兰·邓波还活着吗？罗斯福总统死了吗？战俘营里面的条件很差，很拥挤，褥子上全是跳蚤。大部分战俘都穿得破破烂烂的。”
格里菲斯回忆：“我们当时兴奋极了。我们自由了，可以去城里和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了。获得自由的第一天，我出来以后不知道该往哪走。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孩领着我从大门走了大概三条街到了她父母家，在那他们给我做了一顿大餐。他们的善良让我感动，后来我回到战俘营，睡了个够”。
“获得自由之后我的工作是看守大门”，格里菲斯说：“中国人围成一圈给我东西。后来B29飞机给我们空投了生活用品，食物、烟和毯子”。
战俘营解放后，格里菲斯先是到了朝鲜半岛，后来他上了一艘美国医务船，前往冲绳。第二天坐飞机到达马尼拉，然后乘坐海军船只前往旧金山。
对格里菲斯来说，刚回到美国的时候就像到了另外一个星球。“每个人看起来都很胖很陌生，因为一直以来除了看守和战俘我们看不到任何人，而且所有战俘都饿得非常瘦。”
格里菲斯在医院接受了大约一周的恢复治疗后，乘医务船到达爱荷华州克林顿市，在那里的医院治疗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在克林顿，我可以获准打一个电话，我打给了我妈妈，她已经两年多不知道我的任何消息了”，格里菲斯说：“我母亲欣喜若狂。我的父亲仍然在海军服役，我的兄弟在陆军。她经历了太多不幸的事。”
回到汉尼拔的家之后，格里菲斯休息了3个月，然后到钢铁公司工作。后来，格里菲斯搬到了印第安纳州，在那里遇到了他后来的妻子玛丽。20多年前，他退休之后又回到了家乡汉尼拔，在家乡安度晚年。
重返战俘营
2007年，在得知沈阳市正在筹建盟军战俘营纪念馆之后，美国华盛顿“日本侵略史学会”组织幸存奉天战俘回访沈阳。格里菲斯和其他8位战俘参加了此次回访。再次来到曾经关押他三年之久的战俘营，格里菲斯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悲伤。他说：“虽然一些战俘总是感到很痛苦，不愿意谈论和战争有关的事。但是我觉得正是这些事让我在日后变得更谦和、更宽容。”
他为纪念馆捐献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物，其中一个是他早期佩戴的552号号码牌和一套军服，还有一枚战俘勋章。他对大家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过几年我还要到纪念馆，看看它变成了什么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