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不肯“挟天子以令诸侯”，一向被认为是不如曹操的地方；其实，仔细剖析袁曹的差别，会发现曹操必须“挟天子以令诸侯”而袁绍不必，不但不必，甚至因为一些原因而不想，而且“挟天子以令诸侯”也不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多年来，“挟天子以令诸侯”一直为众多三国爱好者津津乐道，很多人都认为曹孟德是凭借着“挟天子”的战略一路高歌猛进、顺水行舟，打败袁氏克定北方似乎是应有之义。而本文的观点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不是一套万能的战略，其中有利有弊。
“挟天子”是曹操欲争霸天下唯一能打的一张牌，而对于袁绍来说，真的不是必须打这张牌。
现今能鉴于史料之中的，三国时期第一个明确提出“奉天子”战略的，是曹操麾下的毛阶。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治中从事陈留毛阶向曹操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他说：
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三国志·卷十二》）
这是三国时期第一次提出“奉天子”的计谋，只是这次计谋在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袁绍为什么不“挟天子以令诸侯”？因为他不需要
三国时期第二个提出“挟天子”主张的是袁绍账下的谋士沮授。兴平二年（公元195年)，他劝袁绍：
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后汉书 袁绍传》）
袁绍阵营中的另一谋士田丰也为沮授点赞，提出类似战略。但对此也有持反对意见的人，比如郭图、淳于琼就说 ：
汉室陵迟，为日久矣 ，⋯ ⋯ 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
袁绍内部仿佛开了一场辩论赛，但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袁绍有着自己的考虑，最后没有听取沮授和田丰的建议。
而建安元年八月，当荀彧再一次向曹操提出迎献帝都许的建议后，曹操却没有再犹豫。在同年九月，曹操火速迎汉献帝都许，自己也被封为大将军，封武平侯。从此开展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 ，也开始了其事业上升期的建安时代。
下面我们从“挟天子”的战略、曹操集团、袁绍集团三个方面分析。
挟天子不能令诸侯
首先我们先给“诸侯”下个定义。诸侯，广义上的定义是古代中央政权所分封的各国国君的统称，从名义上需服从王室的政令，并向王室朝贡、述职、服役，以及出兵勤王等。
在三国时期，咱们姑且将诸侯定义为接受汉室册封官职的、在地方有兵有财的各路军阀势力。比较有影响力的有袁绍、袁术、孙策、刘表等。我们不妨来看看，在曹操“挟天子”后他们的反应。
首先，曹操迎献帝迁都许昌，刘表虽遣使奉贡，但却北与袁绍相结。治中邓羲劝谏刘表，刘表不听。刘表又派人招诱张济的余部，囤于宛城，使其成为自己在北方的藩属势力，替他抵御曹操。此后也有过秘密袭许的提议与想法。
建安二年（197年）正月，曹操迎献帝都许不到半年，袁术就直接忽略到汉献帝的存在，“称帝于寿春 ”。
袁术称帝是对天子的打脸
同是建安二年（197年）正月，曹操讨伐张绣，军队驻扎在淯水，张绣举众投降，旋即复叛，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猛将典韦战死。
建安四年（199年），曹操派刘备与朱灵一起攻击袁术，袁术于途中病死。建安五年（200年）正月，刘备进军下邳，杀徐州刺史车胄，占据徐州，北连袁绍抗击曹操。
最厉害的是袁绍，“众数十万，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苟谌、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率，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直接要打过来了。
建安五年，孙策秘密筹划袭击许都、迎接汉帝，秘密准备兵马，未及发动，被刺客所杀。
袁术忽略天子而称帝、张绣降而复叛、自诩汉室宗亲的刘备占据徐州反叛、老牌汉室宗亲刘表心怀不轨、袁绍倾巢而来、江东孙策跃跃欲试，这群人根本都没有看天子的面子。
曹操这一拨“挟天子以令诸侯”，反而成了枪打出头鸟。“挟天子”这张牌一打出，曹操即刻陷入“天下围攻”的局面！此时曹操的形势极为窘迫，看不到任何“令诸侯”的效果。
然而，既然不能“令诸侯”，且变成诸侯“公敌”，那么为什么说“挟天子”是曹操唯一能打的一张牌呢？“挟天子”又有什么作用呢?
挟天子可以令士族和豪杰
挟天子虽然不能令诸侯，但是可以令士族和豪杰，所以这是曹操唯一能打的一张牌。
首先，我们来谈谈曹操。曹操自身是个什么情况，大多的士族对曹操什么看法，基本从陈琳的檄文中就可以看到，孟德兄自己也清楚。
袁绍为什么不“挟天子以令诸侯”？因为他不需要
《三国志 袁绍传》裴注《魏氏春秋》载陈琳檄文略云：
（曹）操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儇狡锋侠，好乱乐祸，加其细政苛惨，科防互设，缯缴充溪，坑宑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蹈机陷。
曹操的干爷爷曹腾是中常侍——宦官。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被陈琳夸张的说成"乞匄携养"之类。就曹操的家庭出身来说，是武力豪族，同时又是阉宦阶级，与士族有距离。曹操虽然对儒家经术颇有研究，但"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在行为上与儒教有龃龉。
《魏志 武帝纪评》说曹操"窣申、商之法术"。《晋书 傅玄传》记傅玄之言，又说"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这说明曹操施政好重刑、以法术为治，并不以儒家教义为施政理念。陈琳檄文所说"细政苛惨，科防互设"，反映的是汉末儒家士族对曹操施政的看法。
曹操知道自己出身不算好，又是个施政严苛的刻深之辈，在士族与地方豪杰拥有强大影响力的汉末乱世，如果不打出唯一的一张“挟天子”的牌来，凭借汉末士族和豪杰对国家认同来充实自己的政治资本，如何能与昔日的大哥、高富帅袁绍争锋，又如何能有扫平群雄的正当性。
曹操不挟天子则无以招揽人才
挟天子，首先带来的是士族的归心。
《后汉书》记载：“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士人趋之若鹜，汉天子成了聚集士人的最佳旗帜。
举几个例子，颖川士赵俨、杜袭避乱荆州，得知曹操迎献帝都许，随即回归、帮曹操管理地方，拦不拦不住；原汉室官僚钟繇，知曹操有奉迎天子之意，随即归顺曹操。
后来“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繇送马二千余匹给军。”太祖与繇书曰 ：得所送马，甚应其急 。”可谓是千里打辅助送补给，帮助孟德兄五杀。
这些马匹是钟繇以其朝廷命官身份结合宗族影响能力供给的，汉末士族的物质动员与支持能力在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样的有名望的士人还有华歆 、王朗、徐奕、何夔、陈群等百数十人。
这些士族人物，被曹操任命为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他们就纷纷化为曹操势力的血与肉，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帮曹操出谋划策或者保境安民，有利于曹操集团地发展壮大。
“挟天子”之后，地方豪杰态度也纷纷转变。
马腾、韩遂曾答应袁氏，对其进攻曹操河东之地保持中立，后钟繇移书于二人、陈明曹操“奉天子”之意义，马腾等遂改为支持曹操。张羡亦因曹操“救朝廷之危 ，奉王命而讨有罪”，而举长沙及旁三郡以拒（刘）表，而内应曹操。建安四年，“庐江太守刘勋率众降，封为列侯。”还有广陵太守陈登，也配合曹操的战略行事。
这些地方豪杰的归附，形成了曹操的势力外围，有效地增强了曹操势力范围的安全性。使得曹操势力虽然地处四战之地，却依然安全。
官渡之战，袁绍迟迟没能开辟第二战场也与此有关。像孙策，也很难跨越庐江刘勋、广陵陈登等亲曹的屏翼势力，达到轻易突袭许都的目的。
然而除却士族和豪杰之外，对于真正的诸侯军阀势力，诸如袁绍、袁术、刘表等等，曹操这张“奉天子”的牌就不是那么好用了，只有依靠寒门武夫的勇武果决和军事家的明谋善断，进行武力征服了。
袁绍不用挟天子也能壮大
我们再来聊聊袁绍，首先看家室门第。《三国志 袁绍传》说：“（袁绍）高祖父安，为汉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可见，这是真正的士族豪门，在政治上掌握了重要资源，并以此形成了“袁氏树恩四世，门世故吏遍於天下”的政治势力。
然后再来看看袁绍自己。《后汉书》记载：
绍少为郎，除濮阳长，遭母忧去官。三年礼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服阕，徙居洛阳。
如此以仁孝为本，可以说是服膺儒教的代表人物了。
袁绍为什么不“挟天子以令诸侯”？因为他不需要
又据《献帝春秋》云：
绍为人政宽，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伤怨，市巷挥泪，如或丧亲。
《三国志》中也有“绍以宽厚得众心”、“袁绍有恩于民夷”等记载，说明袁绍以宽仁施政，是很符合儒家教义的。
为人仁孝、长得好、出身名族、履历光耀、服膺儒教、身负天下之望，可以说袁本初同学是士族中的完美全明星了！本身就被士族豪杰高度认可的袁本初，拥有强大的政治资源，确实不用像小弟曹操一样，靠迎汉帝来赢支持。
首先，士族和豪杰的拥戴，袁绍都有。原不用“挟天子”，来换取资源。
《后汉书》说：
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軿柴毂，填接街陌。
沮授则夸他：
将军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济河而北，则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
连诸葛亮都非常实诚地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
可以说袁本初创业之始，就有巨大的身份加成。而且其本人威望卓著、折节下士，士族豪杰乐于为之用。
他“四世三公”的家室门第与本人巨大的威望，已然形成巨大的认同与影响力，构成其独特的政治资本与压力，吸引各地的豪杰和士族纷纷投奔。甚至其创业的基本盘冀州，基本就是靠这些政治资源直接拿下的。
这种政治压力在曹操“挟天子”之后都没有改变，《三国志 满宠传》记载：
（官渡之战）时袁绍盛于河朔，而汝南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太祖忧之。
又有官渡之战后，曹操搜出了一大摞部下私通袁绍的书信，放火烧了；甚至袁氏对于河北一些地方与对乌丸的影响力，在袁绍死后都没有消散。
由此可见，袁绍本不用依靠“奉天子”换取政治资源与认同。
其次，袁氏有自己的考虑，更可能看到了“奉天子”这张牌的弊端。
虽然《三国志》中有“会太祖迎天子都许，收河南地，关中皆附。绍悔…”的记载。《献帝春秋》也记载：绍耻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
但是我们仔细分析袁绍生平，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袁绍本就没有将汉室天子放在心上，不“奉天子”也不是不能，而是不想。
《资治通鉴》记载了袁绍年轻时诛宦官的情景：
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诸宦者，无少长皆杀之，凡二千馀人，或有无须而误死者。绍因进兵排宫，或上端门屋，以攻省内。
宦官为天子皇室的内侍，也是一方势力。袁绍进宫兴兵，将其杀的一干二净，历史上这么做的这么绝的一个是袁绍，一个是朱温。这都说明了，他们没有把宦官背后的人——天子放在眼里。
而且董卓挟持天子之后，袁绍还有预谋私自拥立宗亲刘虞为帝的行为，由于刘虞誓死不从才没有成功，这也说明袁绍对于汉室天子根本没有敬意，天子只是实现其政治目的渠道。
而且上文说到，袁绍账下诸位谋士关于是否“奉天子”的辩论赛中，郭图和淳于琼的意见是 ：
汉室陵迟，为日久矣 ，⋯ ⋯ 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
其大意就是汉朝不可恢复，群雄逐鹿、强者为王。而袁绍算是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证明在其心中的想法就是“代汉而自立”。
而他的兄弟——淮南袁术，更是在“代汉者，当涂高也”的迷一样的谶语中，早早地实现了代汉称帝的梦想。
挟天子的弊端
而且袁绍不迎天子，很可能也考虑到了“奉天子”这张牌的弊端。
我们对比曹操建安后期来看，就知道“挟天子”这张牌是有很多问题的。当然曹操也知道，只是没得选择。当曹操开始着手一步步取代汉朝的时候，“挟天子”的副作用就逐渐显现出来。
首先，曹操集团中拥汉派的政变活动此起彼伏。建安五年，车骑将军董承等称受献帝衣带诏，联合刘备谋杀曹操；建安十九年，伏皇后父伏完欲图曹操，事泄被杀；建安二十三年，太医令吉、少府耿纪等谋反。这就使曹操集团随时处于变生肘腋的危险中。
其次，是曹操手下的核心谋士，也分化为拥汉和拥曹两派。曹操的重要谋士荀彧，因为拥汉，于建安十七年被逼自杀。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又以怨谤罪名，杀中尉崔琰。建安二十四年，魏讽结党徒谋反，连坐死者数千人，钟繇坐免。
曹操手下的核心谋士荀彧被杀、名士崔琰被害、元老钟繇也坐免，这就给曹操集团带来了很大的不稳定性，使得曹操不得不耗费大量的精力，整顿集团内部，从而影响了他统一国家的步伐。
而袁绍手下本就有大量的人才和豪杰，并且这些人已经因为地域、利益、拥立等事宜明争暗斗。如果一旦“奉天子”，再催生出拥汉的一派人来，这绝非袁绍所乐于见到的。
综上所述，袁绍的本心就是代汉而自立，从来没有把汉室天子放在心上，根本不想“奉天子”；而且自身得到士族和豪杰承认，政治资源足够，也不用“挟天子”来换取资本；袁绍繁礼多仪、外宽内忌，当实力足够时，也不想再树立傀儡，甚至使手下分化出拥汉派，所以更不愿“挟天子”。乃至于我们猜测，袁绍更乐见天子蒙尘，则更符合他“汉失其鹿，先得者王”的本心。
所谓的袁绍看见曹操奉天子都许，感到后悔，无非是觉得有点被动，于实力上并无太大的影响，所以没几年就提着优势的大军杀过来了。
可见官渡之战袁绍失败原因，还真不是没打“挟天子”这一张牌；因为袁绍比曹操能打的牌太多了，而曹操却没得选。至于败绩，更多源于袁绍的战略、战术失误、叛徒的出卖、曹操的勇武果决乃至一点点运气问题。
从曹操差点准备弃守官渡、回防许都，而被荀彧劝住就知道，袁绍曾经距离成功多么近。而且官渡的成功，和曹操乃后的一系列成功的武力征服，或许才使“挟天子”这张牌更有价值。
官渡一战，曹氏胜，袁氏败，是上天对于武力豪族的勇武与才能的肯定。儒学士族不得不暂时隐忍屈辱，承认寒族的政权并与之合作。但其乘机恢复的想法，未尝一刻抛弃。
曹操或许不能想到，数十年后强弱逆转，当只有3000人的司马懿得到多数士族的支持，发动政变，控制住洛阳时，武力豪族的后裔曹爽，在挟天子的情况下，失去了勒令勤王与战斗的勇气，交出了魏国的权柄，最终三族被灭、乃至江山易鼎。
只能说，当武力豪族褪去勇气、谋略和努力，变作庸人时，江山又回到了士族高门手中。袁绍是有后继人的，他的继承人就是司马懿。
袁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