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旧历4月25日，清豫亲王多铎率清军攻破扬州，史可法被俘后遇难，多铎以不听招降为由，下令屠城，史称“扬州十日”。据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记载，前后约80万余汉人被杀。
对于史可法的誓死不降，应当充分肯定他的民族节气，比起南明时期那些手握重兵、望风而降的藩镇将领比如高杰、刘良佐、刘泽清等人来说，确实值得肯定。但为什么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评价说：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广陵，城坚濠广，四野曼延，正利步骑，雄闻晋唐，今西门摧颓，岂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
意思是说扬州多丘陵坟墓，所以称为广陵，扬州城坚濠广，地形起伏，正利于步兵，为什么这么快失守，难道史可法还不如南宋的李庭芝吗？于惋惜之中斥责了史可法的无能。
史可法与阎应元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作为南明的兵部尚书。纵观他的一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实在乏善可陈。
首先，在整个崇祯年间并没有多少值得称赞的业绩；
其次，在弘光时期，作为政治家，在册立新君上优柔寡断，犯下致命错误，导致藩镇武将窃取“定策”之功，大权落入奸佞之手，遂致弘光一朝乌烟瘴气，内斗不止；在军事上，他以堂堂督师阁部身份经营江北一年，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清军主力南下之时，他所节制的将领刘良佐和原高杰部将领不战而降，变成清朝政府南明的劲旅，其驱将无能可见一斑。
再次，就扬州战役而言，史可法也没有组织有限的抵抗。多铎下令攻城之前，史可法即已“自觉愦愦，把军武交给幕僚处理”，城内有八十万之众，却没有组织起来任何有效地抵抗，清军24日开始攻城，不到一天扬州即告失守。其部将李栖凤和高岐凤率部出城降清，他竟然也听之任之，不加阻拦。在他的遗书中写道：“清军于十七八日进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由此可见，作为南明江淮重兵的统帅，其见识和能力实在是平凡得很。比起江阴县区区典史阎应元、陈明遇率领城中百姓固守江阴八十一天，相去不止千里。
1645年旧历8月21日，清军用红衣大炮炮轰城东北角，城墙崩塌，清军蜂拥而上，江阴失守。典史陈明遇战死，典史阎应元负伤后投湖自尽，被清军从水中拖出，不屈遇害。江阴士民在阎应元的带领下，在两个多月里顶住了数万清军的围攻，城破之后，还拼死巷战，“竟无一降者”，史称“江阴八十一日”。与史可法相比，阎应元和陈明遇更值得称颂。阎应元主动担负起守城重任，并做了详细和精密的部署，比如阎应元入城之后，先把全城户口按丁壮老幼相加调查，分门别类，各司其职；再对城中过往行人严加盘诘，肃清内奸；后又把城内公私所藏物资分类征集，统一分配以解决军械粮饷供给问题；很快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体现出良好的统帅能力。
总之，史可法的一生主要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居官清廉，二是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至于其整个政治生涯并不应该过分肯定。在明清易代之际，把他奉为民族英雄，无非是因为其官大，殊不知官大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其在军国政务上的决策几乎全部错误，对弘光政权的迅速陨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人认为更值得歌颂的应是阎应元、陈明遇为首的江阴百姓，在他们面前，史可法的官越大，权越重，越显得渺小。最后用当时士人写的一副对联来表达一下对他们的赞美：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史可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