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超的父亲和族人都在曹操手中，那他为何还要起兵反曹

西凉锦马超，少有勇略，威震关中，恩抚西羌，世人赞其有“信、布之勇”。怎奈世事无常，马超声名鼎盛，却不顾老父马腾与二百余口族人性命，悍然发动潼关之战（渭南之战）。事败以后，马氏满门，尽遭诛戮。

自此以后，马超的口碑呈“断崖式”下跌，以致张鲁不肯用，刘备不敢信。《三国志》载，马超晚年在蜀“常怀忧惧”，年不过五十，便抑郁而亡。

一代风云名将，落得如此下场，后人在唏嘘的同时，也不禁有些疑惑：马超当年明知老父和族人在曹操手中为质，那他为何还要起兵伐曹？难道马超与那吕布一样，也是个“唯利视己，轻狡反覆”之人？

一、马超一言天下弃

马超之事，犹如当年吕布。吕布是并州武将出身，其所作所为却一度对中原局势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三国志》《后汉书》中皆有其传。话虽如此，吕布的历史评价却非常低，他不仅令史家为之诟病，就连演义也称其为“三姓家奴”。

究其原因，吕布曾两次背主，且亲手杀之；演义中，丁原、董卓皆为吕布义父，此等“弑父”之举，让吕布遭受无数骂名。而在历史上，马超口碑的崩坏，亦是如此。

赤壁之战前夕，西凉军阀马腾在张既的劝说下，向曹操表示臣服，并带上宗族二百余人并两个儿子，前往邺城为质。

曹操即将南下，自然乐于收买人心，树立典型。是以马腾降后，被封为卫尉，其二子马休、马铁亦得都尉之职。马氏一族为人臣子，自当为其征战；而马超虽然割据关中，但在名义上，他的确属于“汉庭”，属于曹操管辖。

在此情形之下，马超起兵讨伐曹操，非但是放弃老父与族人性命，更是违背了君臣之道。时安定长史杨阜，便指责马超“背父叛君”，“强而无义”，益州名士王商亦称其“勇而不仁”。

当然，马超有此评价，还因为他在起兵之前，对韩遂说的“奇葩”之语，见于《三国志·张既传》注引《魏略》：“今超弃父，以将军为父，将军亦当弃子，以超为子。”

自古忠孝难两全，但在极重孝道的东汉时期，公然违抗孝道之人，必然会寸步难行。守孝之人，如徐庶、毕谌，虽有背主行为，却得到主公重视；弃孝之人，如朱灵、马超，虽勇略俱全，仍难免遭到主公嫌恶。

此间道理，世人皆知。马超不顾老父性命起兵反曹，自然引来无数骂名，更有一老妇，公然叱骂：“汝背父之逆子，杀君之桀贼，天地岂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视人乎？”

如此看来，马超当年不顾老父性命悍然起兵，与其性格中的“强而无义”“勇而不仁”有莫大关系。“有人若此不爱其亲，焉能爱人？”正因如此，张鲁知其勇而不用，刘备闻其名却不敢信。

二、久习夷风好斗勇

汉末乱世，并凉二州的武将抓住机会，由此显名，并先后登上历史舞台，但边僻武人之品德，向来为人所诟病：董卓残暴不仁、李傕任意妄为、杨奉贪慕荣华、公孙瓒好勇斗狠、吕布反复无常，马超背父叛君… …

宏观角度来看，马超背父，看似荒唐、离谱，但绝非是个例。实际上，这是并凉武将的“通病”。他们常年生活在边境，与羌胡之人打交道，“久习夷风”，虽练得一身高明骑射之术，但在考虑问题时，也难免深受其思维方式所影响。

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又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贵壮健，贱老弱。”

所谓“以力为雄”，即指羌胡之人天生崇拜强者。强者则生，弱者则死。所有资源，一应地位，全靠武力强取。这种规则，粗暴而又简单。

并凉军队，多掺杂羌、胡兵。而吕布闻名于并州，马超威震西南，皆是依靠武力方从中脱颖而出。因此，其麾下兵马多对其有一种“狂热”的忠诚。

吕布名声败坏，在中原屡遭挫折，可并州士卒依旧视其为“天神”；马超亦声名尽丧，在关中、汉中一带狼狈逃窜，却依旧能恩威并著，镇抚西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勇猛过人，更是因为边僻武人的纲常伦理观念比较淡薄。

并凉一带，久居边僻之地，不慕礼法、不修经学，传统的孝道观念无法对他们带来有效“制约”，以致于当地甚至有着“父母死，耻悲泣，皆骑马歌呼”的传统。

由此，便不难理解马超为何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背父叛君”了。盖因其身具羌人血统，孝道观念淡薄；而且，马超更没有想象到：违背孝道，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麻烦。此乃性格、观念使然，不可全部归咎于其人品之过。

三、曹操巧逼关中反

言至于此，倘若再以曹操角度看待马超起兵，又有不同看法：马超背父起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也可能是曹操故意为之。

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欲平定关陇地区，其用意不言而喻：转移曹魏政权内部的矛盾、消弭赤壁战败后的消极影响、宣扬曹氏之声威、为日后出兵汉中益州做准备。

此时，马超、韩遂在三辅地区摩拳擦掌，引起曹操忌惮；然而，马超之父、韩遂之子尚为汉臣，为曹操麾下。因此，曹操想要名正言顺对关陇地区出兵，便需要采取“钓鱼执法”之计。

当年三月，曹操先令钟繇讨伐汉中张鲁，而后又调夏侯渊从河东出发，与钟繇合兵一处，欲“借道”关陇而入汉中。见此情景，马超、韩遂又岂能不知曹操的打算？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说：“操舍关中而远征张鲁，伐虢取虞之计也。盖欲讨超、遂而无名，先讨张鲁之势以速其反，然后加兵耳。”

曹操行“假道伐虢”之计，欲逼反马超、韩遂，是为阳谋，理由还有二：

一方面，曹军陈兵陇右，被“堵在家门口”的关中军阀必然惊怒有加。倘若曹操无意逼反他们，他又岂会如此张扬，行此冒失之举？

另一方面，曹操做此决定，其麾下诸多谋士，皆毫无反应，实在令人生疑。

精明者如贾诩，保持沉默；唯有看不清局势者，如高柔，反而一本正经地向曹操谏言：“今猥遣大兵，西有韩遂、马超，谓为己举，将相扇动作逆，宜先招集三辅，三辅苟平，汉中可传檄而定也。”

高柔虽然尽心尽力，但曹操却充耳不闻。原因无他，曹操此举用意，正是为了逼反马超、韩遂，好叫自己师出有名。

后来马超败北，欲“遣信求割河以西请和”，“求送任子”，但曹操却将计就计，彻底平定关中群雄，亦足以再次证明他对关陇地区的必得之心。

综上，再看马超“背父叛君”，又何尝没有三分无奈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