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从晚清开始，随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拉开帷幕”，不管是政治局势还是社会生活，或是人们的思想意识，都处于剧烈的动荡当中，而其中“杂志”扮演了不可小觑的角色。
在救亡图存的信念指引下，思想家、知识分子、革命者们纷纷以笔为刀，在刀剑如霜的岁月中激扬文字，指点江山。
杂志不仅传递出日新月异的世界变化信息，还是思想的论战场，起到了思想启蒙、舆论动员的重要作用。
而要溯源这一办刊传统，就不得不提中国近代史上的天才型新闻人——梁启超。
梁启超是如何改造“国人之精神”的？
现如今，很多人对梁启超的了解更多在于他对子女的教育，以及9个子女取得的辉煌成就，却不知他的思想与办报活动，对近代中国乃至整个东亚，都影响甚巨。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
这份寿命仅不到五年的报纸，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从中国的代表性自由主义思想家胡适，到中国共产主义领导人，几乎所有立志改革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曾提及。
1904年进入上海的中学读书的胡适，几乎同时读到了这份杂志，在其自传中仔细描绘了为其中之一言一句所倾倒的样子。
青年毛泽东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一年，来到长沙得到这份杂志（类似一种思想全集），对这份当时已停刊的杂志反复阅读，几乎到了可以“背诵”的地步。
而对于梁启超，日本学者、著名史家狭间直树在《梁启超 东亚文明史的转换》中给予梁启超高度评价：
对接受不同文明发挥最重要作用的是翻译，为了接受自身本没有的概念，明治日本还创造了大量“近代”汉语。以此为基，西方近代文明在中国也被广泛接受，近代东亚文明圈由此得以形成。其最大的功臣是富有学识的天才型新闻人梁启超。
大家应该铭记，是他使我们能够在这片土地上通过母语接受高等教育。
梁启超及《新民丛报》究竟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了哪些重要影响？
让我们看看《梁启超 东亚文明史的转换》一书是如何介绍的。
梁启超：被低估的全才
把初步形成的“近代东亚文明圈”引进中华文明的大本营，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人，就是梁启超。
梁启超生于1873年，殁于1929年。自戊戌变法爆发的1898年开始到1912年，十四年间，梁启超作为清政府的通缉犯流亡日本。期间，他努力汲取明治日本积累下来的新知识，为把中国改造为立宪的国民国家而不懈奋斗。
在流亡生活开始以前，1890—1898年间，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弟子从事变法维新的活动。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于1912年回国，至1920年，他历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深度参与到现实政治中。1920年他从政界隐退，全身心投入到文字工作及教育活动中，留下了大量的文章，直至57岁（虚岁）去世。
梁启超可以说是一位天资过人的全才，是公认的“百科全书”式人物。
他的活动范围极为广泛，仅在他号召的“革命”领域，就涉及学术、思想、经学、史学、文字、文学、诗、曲、小说、音乐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部分领域。他不但在以上各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还为开辟图书馆学、新闻学等新领域做出了卓著功绩。
其中，他作为有学识的新闻家的政论活动，尤其在《新民丛报》这类学术政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最受人瞩目。
它们对中国留学生、知识分子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为中国思想史打下了转变范式的基础，梁启超由此成为近代东亚文明圈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功臣。
影响力惊人的《新民丛报》
改造中国人的精神，使之成为“新民”，是梁启超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902年2月8日（光绪二十八年壬寅春节），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封面上采用的是将清朝区域标红的三色印刷的地图（参照本章首页图片）。这一封面基本上在第一卷全24册没有变化，为了培养民众对祖国的印象，提高民众的爱国心。
此时的家国已风雨飘摇：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西太后带光绪帝落荒而逃。对外战争的失败，加上国内统治权威的丧失，在梁启超滔滔不绝谈论的贯彻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法则的民族帝国主义时代，清朝的命运以最最悲惨的现实教训体现出来。
《新民丛报》在当时有多“火爆”？
发行量可以更直观地表现出来。
《新民丛报》创刊号印了2000份，加上增印，一年后达到9000份。其他期也各有增印；再加上每年都会出合订本，第一年的合订本（6册一本，共4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发行了35000份。尽管如此，依然有错别字很多的盗版横行，为此《新民丛报》甚至打出广告称为杜绝盗版还要加印5000份。
以上数字虽然有些夸张，但可以确定销量惊人。
清朝虽然将其列为禁书，但该杂志也被半公开带到国内。上海等地因为有租界，所以书籍的流通基本上是自由的。即便在没有租界的城市，外国人经营的公司等也被用作销售途径。再加上盗版等，范围更广。
若把盗版包括在内，《新民丛报》的流通量应该能够满足城市中所有知识青年人手一份。
“新民”之“新”在何处？
为了让中国变身为近代国家，将今天的民重新铸造成“新民”，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的“宗旨”第一条如下：
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
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根本。
在宋代以后的新儒学中，“四书”之一的《大学》作为基本经典受到尊重。
“新民”是《大学》三纲领之第一，说的是明白正确人性（明德）的君子将明德推广至他人，洗去以往沾染的污点，重生为新人。
梁称，为了把宋代树立起来的朱子学标签放在现在进行实践，必须以中国与西方的道德为基础，涵养公德，学习西方近代的学问、理论，开发智慧。把基础置于国家主义的教育之上，提出政论时也要努力涵养国家思想。以国民的公利公益为目的，从公平的立场上作渐进主义的立论。
《新民丛报》的核心文章《新民说》共二十节，从创刊号到第72号，最初每期都登，后来断断续续共连载了26次。
《新民说》一定刊登在卷首的“论说”栏。署名是“中国之新民”。“中国之新民”这一笔名，是梁启超为了写“新民说”而起。
《新民说》连载过程中，从创刊号到第72号，梁启超只有在与其关系较深的文章才使用这个笔名。
“独善其身”是私德，“人人相善其群”是公德
《新民说》是《新民丛报》的核心，或者也可以称之为精神。
整整二十节的内容从创刊号开始连载至第72号。从册数来讲是出版了三年，但时间是从1902年初到1906年初，长达四年。
正如梁启超一直所倡导的，《新民说》的确是一篇阐释学理的文章，但与今天的论文大不相同，所以基本上还应该说是一篇政论文章。后来，《新民说》作为单行本成为一本独立的书，但其中包含有未完成的章节。
《新民说》中，梁启超提出了他的重要观点：“公德”是“我国民所最缺者”之一端。人之形成“社会”得以构成“国家”，是因为有公德。
“独善其身”是私德，“人人相善其群”是公德。
公德为“诸德之源”，对社会有益的是“善”，对社会无益的是“恶”。
对道德而言，这是古今东西不变之“道理”。不过，虽然道德的“本源”不变，但道德的“条理”却随社会进步成比例发生变化。
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中的道德“条理”不同。若理解了公德的内容，“新的道德”就会诞生，“新民”就会诞生。
比较没有公德的中国与拥有公德的西方，梁启超说，中国的旧伦理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西方的新伦理是“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
五伦是儒学的核心，但即便父子、兄弟、夫妇几与家族伦理相对应，朋友也只能覆盖社会伦理的一部分，君臣与由国民构成的国家伦理更完全不同。
因为有社会伦理、国家伦理，人才能形成社会，构成国家。前者说的是私人与私人的关系，而后者则是对私人集团关系的阐释。私人之间的道德重要性自不待言，但那只是道德的一部分并非全体。全体须覆盖公私。
此处，梁启超把“伦理”看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道德”分为人自身以及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通过把伦理定位于道德的一部分，以图应对历史的变迁。硬要说的话，梁所谓公德乃西方近代社会的道德，即便两者在本原中有共同之处，但首先要认识到公德与中国传统伦理之间存在不同的性质。
换言之，“公”指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此之前，虽然梁也曾使用“公德”，但有这种自觉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新民说》中，梁启超用极优美的新文体，热烈地阐述要培养西方国民所具备而中国人欠缺的“公德”，即作为近代社会的一员应具备的道德。
因一并广泛讨论了与“新民说”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诸问题，受到了准备开创未来的知识分子的压倒性欢迎，论坛的思潮由此为之一变。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普及“公德”并不可能以后，梁启超开始改变立场，主张培养“私德”，不久便不再撰写《新民说》了。
梁启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