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大清皇帝被囚，政局晦暗而动荡，熙熙攘攘的马蹄声肆意摆弄着北京城，一队队人马走街串巷，挨家挨户搜查，在官兵的叫嚣声中，几个俊秀的青年东躲西藏，悄无声息钻进了日本使馆。
在那里，梁启超见了谭嗣同最后一面。
几天后，谭嗣同的头颅在菜市口被一刀刺了下来。梁启超则剪掉辫子，穿上西服，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的陪同下，潜出城门，前往天津，转而逃到了日本。
坐上日本人的军舰时，梁启超孑然一身，漫长的逃亡旅途，舰长送给他一本名叫《佳人之奇遇》的书，供他排解寂寞。在船上，他将这本书完整地翻译了出来，后来还登在了报纸上。
1898年梁启超逃往日本，14年流亡回国后，他做了什么？
“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25岁的梁启超，刚刚从政治中央跌落，此时的他，除了热血，什么也没有。
自从在戊戌年的秋风落叶中仓皇离开，一直到清朝覆灭，梁启超再也没回过北京城。
再次回到北京，他已是不惑之年。
1912年9月，梁启超从日本启程，循着14年前逃亡的路径，他先到天津，再赴北京。
同样是九月天，物是人非，梁启超的心境也不似当年的凄苦，大清帝国的追杀令早已在一次次的革命中烟消云散，一身轻松重返故国，在给女儿的信中，梁启超掩饰不住自己的快乐：
在京十二日，可谓极人生之至快……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拱北辰，其尤为快意者，即旧日之立宪党也。
时隔多年，他的影响力依然不减。
梁启超在北京的住宅，每日宾客不绝，他自然也是应酬不断，梁启超有说不完的话，从前清帝国不让说，他偏说，如今，没有人能阻挡他的言论，他更是大说特说。
在那个思想浪潮翻天覆地的年代，会说总是受欢迎的。
梁启超再给女儿的信中也说：
吾在京旬日，无一日不演说，吾素不善演说，然在中国内，人人几以为闻所未闻，咸推我为雄辩家，中国人程度亦太可怜矣。吾演说最长者，为民主党席上，凡历三时，其他亦一二时，每日谈话总在一万句以上，然以此之故，肺气大张，体乃愈健。
他还将自己与早他一年回国的孙中山和黄兴作比较：
日来所受欢迎，是孙、黄过数倍。彼等所受欢迎会不过五六处，吾到后已十余处相迎矣。
言辞之间，颇有几分自夸和得意，却也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一面：
这个革命后的国家，这个不断变化的国度，他像是一个旧人，他害怕别人将他遗忘，他更害怕别人的轻视，或许，其中仍然有几分读书人的自负。
但始终，重返北京的梁启超，迎来了他政治生涯最辉煌的岁月，司法部成为了他的政治舞台。
梁启超在北京定居下来，表明了他结束漂泊的决心和对故国政治的信心。
在他搬进北沟沿胡同的那一天，率先搬进去的是无数只书箱，彷佛那些书就像是他的契约，书在人在，有了书房，他也不会轻易跑掉。
那几年，北京城热闹非凡，大量的文化精英开始涌入，包括陈独秀、胡适，也包括齐白石、梅兰芳，那个年代，人人都爱北京城，表面的繁华是其次，吸引他们的，是那里有梦想的摇篮。
梁启超，始终对革命党耿耿于怀，正因为这份芥蒂，所以他对国民党也显得不够宽容。
当时的梁启超，太想做出一番事业，当权力的砝码偏向了袁世凯，他对这位新的当权者大加吹捧。当时主张实行议会政治的宋教仁组建了国民党，以期扩大力量，控制内阁。为了与国民党对抗，梁启超也积极活动合并政党，他先是组建了民主党，1913年又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成为民初唯一能与国民党对抗的大党。
梁启超及其领导的进步党，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摇旗呐喊，因而得到袁世凯的赏识，内阁组成后，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
1914年初，袁世凯在当上大总统后仅三个月，就下令取消国会。以革命派为班底的国民党一下子成了在野党，把政治真空留给了以立宪派为班底的进步党。
梁启超不满袁世凯的专制，却又对他寄予希望，持续了一年的若即若离，终于在袁世凯打算称帝时彻底失望。面对全国已经蓬勃开展起来的反袁斗争，梁启超恐为“牛后”，他发出讨袁檄文，和蔡锷密谋，积极策划武力讨袁。
很快，袁世凯死了，孙中山跑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留给了以段祺瑞为首的武人集团，和以梁启超为首的文人集团。
然而，文人集团的力量太过微弱，在枪口下，他们的力量不值一提，所以，他们用一种新的方式坚持他们的宪政梦想，即“引导论”，希望通过引导掌权者走上宪政之路。
但梁启超或许不会想到，以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为代表的文人精英，正是此时登上历史舞台，用思想，与枪管博弈。
话说回来，当时与段祺瑞合作，是梁启超唯一的选择。
1917年，段祺瑞新内阁中，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在总长九个席位中占了5席，他本人任财政总长，可谓大权在握，前途一片光明。
可当时，护国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社会一片狼藉，国库也甚是空虚。
梁启超希望以西方的体制点石成金，通过改革让国家起死回生。利用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因而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制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整理金融。他的第一步是统一硬币，第二步是统一纸币，从银本位引入虚金本位。
这番见解颇高，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效用，张勋之乱后，军费及善后费，急于星火，无法应付。各省已成割据一方之势，尾大不掉。中央专款，也被悉数截留，梁启超仰屋兴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果然，梁启超在任的热情仅仅持续了几个月，就彻底垮了，相比他的政治热情，他的政治空间过于狭窄。
况且，他终究是一名书生，而并非一个金融家，他虽为财政总长，可手中权力所及，不过只有区区一家中国银行。
梁启超上任半年，毫无业绩。1917年11月，梁启上书请辞。
但梁启超却并没有从政坛上完全隐身，他手里还有一张王牌：研究系。
但他却不知道，段祺瑞身边的“小徐”，早已一掷千金，用一个”安福俱乐部“，操纵了国会的选票。
在段祺瑞的关怀和徐树铮的直接领导下，中华民国第二届国会选举如期进行，在这个宪政史上最烂的一届选举上，”安福系“取得胜利，“安福国会”粉墨登场。
然而，在选举前奋力筹款的研究系，被区区一个“小徐”击得粉碎，所谓的信念和理想，在金钱面前不值一提。
我们无法知道，在1918年8月，梁启超看到国会选举的结果，他会是怎样的心情。只知他在那段时间生了一场重病，面色也日渐憔悴。
或许那一刻，梁启超的宪政梦想已经开始动摇，他认为“两党政治”是最理想的而制度，一党在朝组织内阁，一党在野执行监督。然而，当“安福国会“成立，什么进步党，什么研究系便纷纷不值得一提了，为民国宪政谋划蓝图的梁启超，终于无力回天了。
理想主义遭逢不理想的现实，革命大都如此。辛亥革命前用自己的生命祭献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理想的牺牲者们，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的死亡换来的是这样一个不堪入目的政权，他们会作何感想？
吕纬甫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的更远些吗？”
像极了民国，一个飞起来，又跌落回去的国家。
而那些为三民主义理想祭献生命的牺牲者们，如今衰朽的民国给了他们又一次死亡。
梁启超的进步党败了，这个结局或许从他们挤走国民党的时候就已经注定，而打垮了进步党的安福系，也不可避免地迎来了同样的结局。
而梁启超，结束了政治生涯，转而走向学术和文化兴国的道路，政治上的穷途末路反而成全了他在学术上的纵横驰骋。
1918年12月，梁启超带队赴欧考察。一战后的欧洲之旅，梁启超亲眼目睹了“西方的没落”。他没料到，曾让无数国人艳羡不已的欧洲物质文明，竟在自相残杀中毁于一旦，陷入“一片沉忧凄断之色”。
用了大半辈子试图从西方寻找中国救亡之路的梁启超，最终却发现，唯有东方的“固有文明”才是拯救世界的良药。
这番醒悟彻底照亮了梁启超的道路，使他积郁已久的i心情终于明媚起来。自后，梁启超着手中国通史的写作，在他生命最后十年，他完成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
中国现在运用较广的专业名词，比如，政治、哲学、经济、文化、艺术、民主、干部、组织、宪法等都是梁启超首次使用的。其中大部分，是他在日本与革命党论战期间，通过日文转译的。从书房里挑起来的战斗，无意中给中国带来了许多新学问，梁启超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拓荒者。
政治领域的梁启超，不过是他人的棋子，而在书房里，他做回了自己。
在20世纪伟人名录中，梁启超是极易被遮蔽的一位，但他的伟大，实在罄竹难书。且不说他在戊戌变法、民国初建、讨伐袁世凯和张勋复辟，乃至后来巴黎和会外交这些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仅从思想学术上讲，他对于中国的持久影响高旷而深远。
后来，胡适领了学术的风骚，但他没有忘记梁启超，他在《四十自述》中坦然承认：“（梁启超的著作）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
从政客变成学者，梁启超不再关心政治，他有一个温暖的家，他喜欢将自己的见解说给子女听。后来，从他的家门中，走出了3个中科院院士——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一个西点军校毕业生——后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炮兵校官的梁思忠，其他子女皆成就非凡。
1928年10月12日，梁启超拖着病体正在写作《辛稼轩年谱》，恰好写到辛弃疾61岁那年，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往吊唁并作文寄托哀思。梁启超于是摘录下了这篇文章中的四句：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之后，梁启超再次病发被送往医院抢救，这四句话也成为了他最后的留笔。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安葬在北京西山卧佛寺。
差不多80年后，一个名叫王小波的作家在他北京的书房里写下这样的表白：
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重要。
梁启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