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军发动了9.18事变，整个东三省完全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然而日本人为了混淆国际视听，扶植清朝废帝溥仪成为了所谓的“满洲国”皇帝。
在1935年公开邀请溥仪访问日本时，裕仁天皇还煞有其事地给了他超规格接待。
然而日本人所做的一切目的都是更加便利地掠夺东北资源，溥仪后来也对日本人的无耻行径痛恨不已。
到了1945年溥仪成为了苏军的俘虏，而裕仁天皇则无奈地亲自宣布“大日本帝国”灭亡。
1935年溥仪访问日本，裕仁天皇亲自迎接，离开时为何落泪？
溥仪一直试图东山再起，在关东军帮助下再一次称帝
提到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是道光皇帝的曾孙，醇贤亲王奕譞的孙子。
满清到了后期不但国力衰微连皇室都后继无力，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死后皆无子。
1908年已经奄奄一息的慈禧最终决定立3岁的溥仪作为新皇帝，其父亲载沣成为了慈禧之后大清的实际掌舵者。溥仪在懵懂的状态下住进了紫禁城，在皇帝宝座上接受百官朝贺。
他刚刚明白周围是怎么回事辛亥革命就推翻了满清王朝，之后的12年溥仪继续生活在紫禁城。
1917年7月1日前清遗臣张勋发动兵变，溥仪稀里糊涂地“复辟成功”又于13日第二次退位。
1920年接触了一些外国教师，溥仪才明白他这个皇帝只不过在紫禁城里自娱自乐罢了。
溥仪从那时就产生了非常矛盾的心态，他一面对周围这些晚清老古董们强烈不满，一面又非常享受做皇帝的养尊处优。
1924年冯玉祥派鹿钟麟将溥仪赶出紫禁城，在日本人的协助下溥仪辗转来到了天津。依靠从皇宫里转移出来的巨额财富，溥仪在天津租界区过上了花天酒地的富豪生活。
但是在内心深处他依然以皇帝自居，一些满清的遗老遗少则不断向溥仪灌输广大民众仍然怀念大清皇帝的思想。而日本舆论在溥仪出宫之后纷纷表示同情，让他产生了日本人会全力支持其返回皇位的错觉。
1928年孙殿英在清东陵大肆盗墓却并没有得到制裁，溥仪彻底对国民政府失望透顶更加亲日。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三个月就占领了整个东三省。但9.18事变本质上来说仍然是关东军“独走”，日本中央政府和军部并不想为获得中国东北而挑战整个国际社会。
因此在1931年9月底日本就迅速在东北扶植伪政权，试图洗白其侵略中国罪行。
本来之前溥仪就和日本人勾搭了几年，关东军情报机关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溥仪同当时执政的中华民国当局没有任何瓜葛，而在东北和蒙古地区仍然有许多民众对满清皇室充满感情。
这样溥仪就成了在东北当魁儡政权头目的不二人选，溥仪一直没有放下的皇帝梦又促使他自愿上了日本人的贼船。
1931年11月日本人在天津制造混乱，在国民政府严密防备下把溥仪带出了天津。
溥仪刚来到东北日本人还是保持了一副伪善的面孔，但3月6日就在汤岗子温泉逼迫溥仪签订了密约。9月15日双方签订了正式的《日满议定书》，东北丧失了一切权利成了实际上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亲王贺溥仪登基，关东军背地里安排访日
1932年时所谓的“满洲国”号称采用共和体制，溥仪在3月7日成为“执政人”[2]。但是日本人显然并不关心中国人是否能享受民主共和，1934年迎合溥仪的心态将其改为“帝国”。
然而在“满洲国”中央政府的各部委中，日本人都担任拥有实权的次长。
溥仪很快就发现“满洲国”的总理和各部大臣完全就是橡皮图章，而这些日本人次长每周二的聚会才是“满洲国”的最高权力机关。
溥仪这时已经产生了失望情绪，但是他仍然对日本天皇裕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1934年6月裕仁天皇派其弟秩父宫雍仁亲王，代表皇室来到东北当面恭贺溥仪登基。秩父宫雍仁亲王在东北期间对溥仪各方面礼遇有加，让溥仪又有了他是真正皇帝的错觉。
但是在秩父宫雍仁亲王回国之前溥仪并没有说过要去日本访问，而实际上日本皇室本来也没有这方面的安排。
但关东军却急于向国际社会证明其发动9.18事变不是为了侵略中国，而是帮助一部分中国人独立建国。于是在7月自作主张地向宫内省请示，希望能安排溥仪访问日本。
虽然裕仁天皇非常清楚所谓的“满洲国皇帝”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却迅速答应了迎接溥仪访日的要求。
在裕仁天皇看来溥仪不仅曾经是中国最高统治者，其年轻和相对较好的形象也迎合日本人对中国皇帝的固有印象。
而且若是能够通过迎接溥仪访问改善日本的国际形象，对整个日本来说还是有好处的。
于是在裕仁天皇的旨意下日本枢密院、贵族院抽调人手，由外交专家林权助组成了14人的“接待委员会”来具体安排溥仪访日的流程。
日本海军也主动派代表当时日本最强大武力的“比睿”号战列巡洋舰，前往大连作为溥仪到横滨的坐舰。
待一切都已经计划好后，关东军才正式向溥仪发出裕仁天皇对其访日的“邀请”。
蒙在鼓里的溥仪一时间又惊愕又窃喜。
他对日本人背着自己搞这么大的动作自然感到羞辱，但同时又幻想可以得到日本天皇的支持而在关东军面前抬起头来。
尽管1935年4月溥仪动身前曾有老臣以“占卜显示出行不利”为由阻拦，但此时溥仪即使想说“不”日本人也不给他机会了。
溥仪先乘火车从长春一路南下大连，沿途每个车站都有关东军逼迫下的广大中国老百姓夹道欢迎。到了大连港溥仪登上了“比睿”号，住进非常舒适的客舱，却也感受到日本强大军力对中国的碾压。
溥仪在日本出尽了风头，背后却充满了无奈的巴结
“比睿”号在数艘战舰的护航下于4月6日到达横滨港，溥仪见到了比大连更壮观的欢迎人群[3]。
这些日本老百姓在政府的安排下手持日本和“满洲国”国旗，用日语高呼“热烈欢迎”。
在检阅了日军仪仗队后，溥仪登上了专列上午11时到达东京后，裕仁亲自到车站迎接溥仪并一起检阅骑兵部队，然后乘坐日本皇室专用马车前往日本皇太子所居住的赤坂离宫下榻。
下午4点半左右裕仁天皇和皇后，亲自来到赤坂离宫正式会见了溥仪。这可以说是溥仪登基三次第一次见到的外国元首，而裕仁也是第一次见到中国“皇帝”。
两人在虚假的热情氛围中无所不谈，那在外人看来两人就是地位完全平等的国家元首。
晚上6点左右裕仁又在日本皇宫正式宴请溥仪，日本皇室众多亲王、日本政府的主要官员和溥仪随从出席了这一场绝对堪称豪华的盛宴。
日本媒体当然借机大做文章，似乎日本和“满洲国”已经成为兄弟之国。然而溥仪在感受到日本皇室过分的热情的同时，也隐隐感觉自己不过就是个提线木偶。
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回忆起这次热闹的访日之旅时，处处透着被逼无奈的心酸。他参与的每一项活动、说的每一句话，事先都经过了日本人的安排。他的许多动作看似真心表达中日友好，实则是一种无奈的“巴结”。
比如溥仪同裕仁的母亲贞明皇后见面后两人一起散步，有日本记者拍到了溥仪搀扶贞明皇后的照片并大肆宣扬：
一次上土坡溥仪用手搀扶了皇太后，这和溥仪在长春中搀他父亲载沣上台阶有着同样的心情。
但是溥仪后来说他自己从来没有扶过父亲，当时搀扶贞明皇后完全是出于巴结。
溥仪完成了访日之旅在皇宫道别时，贞明皇后说“此后每见日落，就会想起陛下来访之事”，溥仪赶紧说“此后每见旭日东升，定会追忆天皇、皇后及皇太后陛下之厚望”。
随后裕仁天皇派秩父宫雍仁亲王送溥仪到横滨港，临别时溥仪竟流下了可耻的眼泪。
在乘坐“比睿”号回大连时溥仪竟然诗兴大发，作了一首七绝：“万里雄航破飞涛，碧苍一色天地交。此行岂仅览山水，两国申盟日月昭。”
但这个时候在长春日本人正在抓紧时机进一步强化其对“满洲国”的控制，溥仪还没有离开时日本官员远藤柳作就要求溥仪准备发表声明。
到了5月2日溥仪在长春发表了近乎谄媚的《回銮训民诏书》，才标志着溥仪这次日本之旅画上了句号。
溥仪经过改造获得新生，裕仁逃脱惩罚却害了日本
虽然在东京的景象让溥仪有了和裕仁天皇平起平坐的假象，但一回到长春日本官员就告诉他：“关东军司令官等于是陛下的父亲”。
同时日本官员对其的态度和东京时宛如天地之差，让溥仪迅速认清了现实。
这个所谓的满洲国皇帝此时完全清楚自己没有任何实际权力，一切大事都是日本人决定之后再让他这个皇帝盖章。
1940年5月为去东京迎接“天照大神”，溥仪再次对日本进行了八天的访问。
和五年前相比溥仪已经完全不想去日本，完全是在“皇室御用挂”吉冈安直逼迫下才踏上路程。
溥仪把“天照大神”迎回长春后在“皇宫”旁修建了“神庙”，每月初一和十五都要带领群臣致祭“天照大神”。
更让溥仪受不了的是日本人居然不允许他祭拜爱新觉罗的历代先祖，以至于只能在密室里偷偷祭祖。
而且整个满洲国军队都被日本人严格控制，为了表现出一点自尊，溥仪招募300人作为自己的卫队。但面对如此正当的要求，日本人仍然认为触碰了自己的底线。
于是溥仪在一次外出回来后惊讶地发现，他的卫队全都被关东军缴了枪。之后不经溥仪同意日本人又强制对卫队进行裁减，并换上了大量的亲日骨干。
某种程度上日本人也算是有先见之明，1941年对日本人失望透顶的溥仪决心逃亡。在当时的长春除了日本人之外，还有萨尔瓦多驻“满洲国”的外交机构。于是溥仪秘密会见了萨尔瓦多“大使”，并得到了该国总统对其流亡的支持。
然而溥仪正准备行动时，其卫队中的日本眼线迅速向关东军告发。从此溥仪被关东军更加严密地控制起来，他的皇后婉容病情越来越重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日本人甚至全然不顾两国所谓邦交，对萨尔瓦多外交人员也进行了制裁。
虽然溥仪作为皇帝养尊处优，但身边的中国人也并非全是日本人的走狗，到了1944年日本战局开始全面糜烂。于是关东军一面更加疯狂地加速对东北的压榨，溥仪不断从身边人那里了解到东北老百姓过的苦难生活。
另一面从来没把溥仪当回事儿的关东军居然把压榨也转移到了溥仪等满清贵族身上，溥仪不得不一再在日本人要求其捐献宫内宝物的要求上签字。
因此当1945年8月9日苏军突然进攻东北时，溥仪根本就不觉得“满洲国”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他只是出于求生的本能而一路逃到通化，在被苏军俘虏后立即转变了对日本人的态度。
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溥仪声泪俱下地控诉日本人在东北14年的滔天罪行，让意图用溥仪为日本侵华开脱的日本律师哑口无言。
1950年溥仪被苏联遣返回到了东北，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其它战犯一起接受人民政府的改造。溥仪这时才认识到他这些年的养尊处优让其几乎成了一个废人，也彻底明白他这位末代皇帝到底应该为国家民族做什么。
1959年溥仪被特赦之后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为晚清和“满洲国”历史的研究做出了应有贡献。
反观裕仁天皇虽然在1945年前都是日本最高统治者，但是在日本战败前夕也陷入了深深的恐慌之中。
为此他不惜批准了军部胁迫国民进行“一亿总玉碎”的疯狂计划，直到发现美国不会处死他后才于8月15日发表所谓的终战诏书。
麦克阿瑟率军进入东京后裕仁带头表示臣服，这也意味着整个日本都在美国人面前跪了下来。美国人很快认识到裕仁是日本的精神领袖，利用他能够更好地把日本由“饿狼”改造成“哈巴狗”。
所以即使在东京审判期间许多日本人都要求审判裕仁，麦克阿瑟仍然设法帮助其逃避了惩罚。
裕仁直到1989年才寿终正寝，可以说让亚洲各国战争的受难者都感到愤懑。
唯一能够令人安慰的是，1989年也正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那一年。
此后日本再也没有成为世界一流国家的可能，到今天也只能看着中国成为新的亚洲最强者。
爱新觉罗·溥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