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不拾遗,外户不闭"（《资治通鉴》6026页）,被世人誊为唐太宗"贞观之治"的政绩典范。尽管贞观年代远距现代1500多年,百姓夜晚不用关门,财物遗失无人捡为已有,较之现代家家户户装防盗门窗,仍有窃贼乘虚而入;还有大盗居然明目张胆抢劫行人和金店……真乃防不胜防。按理现代社会发展了,人的思想进步了,反而不如古代人文明守法呢? 实在令人不可置信！由于年代久远,又无法进行调研考证,但愿这不仅仅是一个美丽动听的传说。
"贞观之治"的历史意义，影响及启示
然而,史学家对"贞观之治"却给于很高的评价和肯定。如《资治通鉴》编者司马光,和《新唐书》编者欧阳修在史书上对唐太宗的治国方略均赞誉备至。另有唐史学家吴兢将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政绩编辑成《贞观政要》一书。此书居然成了历代帝王,甚至成了一些国外政治家的座右铭。
"贞观之治"开创了大唐的盛世,那么唐太宗的政绩何在呢?
其一,轻徭薄赋,重在体恤民情
唐武德年间颁布的均田令和租庸调法,随着封建统治的巩固,在贞观年间才得到有效的实施。根据租庸调法规定,每丁每年服徭役最高为20天（闰月加2天）,如朝庭额外加役,每15天,免调;加役30天,租调全免。但加役最多不得超过30天,这是为保护农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又根据租庸调法规定,每丁每年向朝庭缴纳租粟2石;调随乡土出产,每年缴纳绢2丈,绵3两。租庸调还规定按照灾情轻重,酌情减收或免收。如贞观初期,关东,关中连续发生灾情,关中饥荒尤重,甚至有出卖儿女者,唐太宗知后当即令灾区官府开仓放粮赈济,还命令皇宫内府出金银财物赎回被出卖的儿女归还其父母"关内早饥,民多卖子以接衣食,己巳,诏出御府金帛为赎之,归其父母"。（《资治通鉴》6049页）并且灾区所有租赋徭役全免。“山东大旱,诏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同上6036页）。唐均田令除规定凡18岁以上的中男,则受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外,其最大的利农之处,就在于官府承认农民已耕种无主荒田的所有权,相应大大提高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显然,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杀戮,成千上万个青壮劳动力在战争中丧失。贞观初期,人烟稀少,田地荒芜,社会经济萧条。黄河下游地区,"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贞观政要》卷二）。据史载,贞观始全国仅三百万户,约一千五百万人口。与此同时,各地的地主在农民战争中受到沉重打击,死的死,逃的逃,遗留下来的大量田地,不是被官府没收,就是转到农民手中。唐均田令所以分给农民大量田地,与当时大量无主荒芜田地,致田多人少有关。与其让无主田地荒芜废弃,倒不如分给农民耕种打理,既可增加农民种植收入,又可增厚官方租赋。总之,贞观时期的轻徭薄赋,与唐初社会经济凋蔽,农民尚未安居乐业,为巩固统治的财政需要,是太宗采取必的惠民措施。还可以从唐太宗与大臣的对话中略知端倪,其言"君依於国,国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资治通鉴》6026页）。
其二,选贤任能,重在各尽其用
唐太宗"贞观之治"成功的一大原因,就在善于用人之道。唐太宗深知以其一人之力管理天下大事,势必力不从心,所以要从天下选举任用有才能的人来共同管理,发挥他们的才能,做到各尽其职,才能管理好天下大事。他与大臣评论隋文帝为政得失时说:"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旧唐书》太宗本纪下）。
选贤得人:宰相房玄龄,佐太宗征战天下,后在相位十五年,处理朝庭政事机要明达周到,为公尽职日以继夜.议法处令务为宽平,不以己长视人.以平等处理下属关系,故各部官员乐尽其职,并与杜如晦荐引贤才,不遗余力,凡内阁规模制度,皆二人商定。太宗与房玄龄谋事,非杜如晦不能决,故曰玄龄善谋,如晦能断,二人肝胆相照,同心合力为国,故唐代首推房,杜为贤相,成为唐太宗管理国家大事的重要助手。
用人不拘一格:如魏征,早年曾投瓦岗军,后又在太子建成手下为官,"玄武门之变"唐太宗李世民拨乱反正,成了王位的继承人,他不计前嫌,器重魏征之才,委以重任。魏征也不负其望,不顾龙颜大怒罪己,屡屡犯颜直谏,及时诤谏匡正人君政令的误差,并审时度时提出各种建议。贞观初朝庭草创,天下贫乏,府库不盈,百废待兴,有大臣却上奏;"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独魏征力劝太宗"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唐太宗采纳魏征之言,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养生,数年后,唐朝国势大盛,贞观四年,兵部尚书李靖破突厥颉利可汗于阴山,颉利率余部狼狈逃窜,仅数日,行军副总管张宝相跟踪追击终俘获颉利押送至京师,至此屡犯边境,与唐为敌多年的强敌突厥终于完全覆灭。唐太宗对大臣说:"今颉利成擒,其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征之力也"（《资治通鉴》6085页）。这是唐太宗对魏征建言的由衷之赞。有一次在征兵年龄上,太宗与魏征发生争执,太宗认为凡十六岁体格强壮者皆可征召服役,但魏征却认为应按唐律规定十八岁方可应征,反复多次坚持不肯会签征兵令,太宗大怒指责魏征固执不化,魏征面不改色,从容侃侃曰:"且陛下每云,'吾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今即位未几,失信者数矣！"（同上6027页）。当场指出太宗违背唐律规定虚增应征者岁数,已数次失信于天下,将何以为政。唐太宗听后面有惭色,觉得魏征言之有理,不仅停止十六岁男子应征,还奖赏了魏征。在贞观年间,魏征对唐太宗的言行及朝庭政策法令时有谏言,且屡有建树,是唐朝刚正不阿,敢于直谏的有名言官,官至谏议大夫,秘书监,尚书省右丞。
随才委任:马周本是中郎将常何的门客。贞观三年,诏百官言得失,常何是武将,不善文书,便由马周代笔陈得失二十余条,且条条切中时弊。太宗阅后大奇,知此非常何所能面诘之,常何据实相告是门客马周所为。太宗急于召见马周,并多次催促见驾,与马周面语后,果见其见识非凡,十分赏识,当即令其供职门下省,寻除监察御史。而马周在任上干练称职,太宗龙颜大喜,还奖励了常何,认为他知人识人,为朝庭罗列了人才。
开科取士,广揽人才:唐太宗为了打破魏晋南北朝"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之风,设立了科举制度,给了天下的庶族知识士人,入仕晋身官员的机会;同时朝庭亦有更大的机会从天下所有的士人中筛选人才。为了给参加科举的不同学识的士人创造条件,设立了更多的科目,所以参加科举者,趋之若鹭争赴考场。唐太宗曾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门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唐摭言》。足见唐太宗对如此众多的人才甘为朝庭服务喜不自禁。此外,唐朝还推行制举和自举。制举就是由大臣向皇上推荐人才;自举则由本人向官方自我推荐。通过科举,制举和自举,唐太宗时期形成了一个选举人才较完善的制度,极大程度弥补埋没人才之弊。
其三,精吏简政,重在提高行政效率
"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唐初经战争乱世后,士大夫一时不乐仕进,故官员不充。但唐太宗并不因此急于补充大量官员,而滥宇充数,恰恰相反,他却采取精吏简政之策,对在朝各部官员进行裁并,精简冗员。他对房玄龄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命玄龄并省,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资治通鉴》6043页）。根据贞观初期全国三百万户,约一千五百万人口计算,一个拥有一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中央政府的官员仅六百四十三人而论,精简之极,前所未有,较之隋朝在员数少四分之三。据《通典》卷十九《职官一·官数》记载隋朝"内官二千五百八十一"。
为了政令的畅通,使精吏简政,"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的措施落到实处,唐太宗还用制度,法律来保证。梳理如下;
不准无故缺勤或擅离职守:唐朝官员每日出勤要接受多次"点检",《唐律·职制上》规定:"若点不到者,一点笞十",即一次点检不到者,受十下笞刑。
不准"超编":《唐律》规定:"诸官有员数,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一人丈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唐律疏议·职制上》。这就是说,各级衙门的长官,在规定内超过署置人数额度,"超编"官员一名,要受一百下杖刑;十名要判二年徒刑。
不准缺席值班或轮流值宿:唐贞观期各级官员要值班或轮流值宿。唐太宗就曾"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唐律·职制上》规定:“诸在官,应直（值）不直,应宿不宿,各笞二十"。地方官必须在所辖地界值守,"私自出界者,杖一百"。
不准误办缓办皇帝的诏敕（制书）和"官文书":拿今天的话来说皇帝的诏书就是中央文件。凡是误办诏书或违旨,《唐律·职制》规定:"诸被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徒二年,失错者杖一百"。失错系指故意违旨,故受二年徒刑。还规定凡缓办者也要受惩罚,以五日为限,但"军务急速"例外,必须"当日并了"。"诸稽缓制书一日笞五十,一日加一等,十日徒一年"《唐律疏议·职制上》;"官文书"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地方政府的公文件,也有时间的限制,《唐律》规定:官文书在一级政府停留的时间,"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其官文书稽程者,一日笞十,三日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唐律疏议·职制上》。
此外,需要多名官员会签的文书,也有严格的时限,"其通判及句,经三人以下者,给一日程,经四人以上给二日程;大事各加一日程,若有机速,不在此例"。多官会签官文书最多给三天时限,过了时限,即按稽延官文书论罪。为此,贞观元年,大臣高士廉就因"密奏"耽搁不报,过了时限,唐太宗一度把他贬为安州大都督。
显然,唐朝统治集团,十分重视中央各部机构的行政效率,认为这是畅通政令巩固政权的先决条件。而"官在得人,不在员多",正是精吏简政的内核目的。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唐太宗坚持"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终致行政办事效率大为提高;如作为尚书省主管日常事务左右丞的戴胄,魏征,挑起了暂无左右仆射最高长官的责任。尽管尚书省事务繁杂,但戴胄,魏征却十分尽职,有条不紊地主持一切事务,正因为他们通晓业务,坚持原则,奖勤罚懒"无所回避",故各所属部门官员勤于职守,办事效率很高,从而实行了"自然肃物,百司匪懈"。
其四,赏罚分明,不避亲疏,重在审视考察
唐太宗认为:不仅仅要选择好天下人才,而且要用好人才,根据其为官政绩,由上司审视考察"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资治通鉴》6080页）。
遣黜陟大使考察:特命大臣为诸道黜陟大使,分赴各地对官员进行考察。"乃命靖与太常卿萧（王禹）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长吏贤不肖,问民间疾苦,礼高年,赈穷乏,起久淹,俾使者所至,如朕亲睹"（《资治通鉴》6105页）。
亲书官员名于屏风随时考察:唐太宗除分遣黜陟大使外,还在屏风上写上都督,刺史等姓名,按其政绩优劣注于名下,以备黜陟（赏罚）。"为其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吏,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资治通鉴》6061页）。
有过必惩,不论亲疏:贞观三年,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撤职,他向唐太宗说情,请看在他曾是秦王（太宗登基前封为秦王）幕府里故人的份上,饶了他这次。太宗当即就说:"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庞相寿听后只得痛哭流泪无奈而归（《资治通鉴》6070页）。
有赏有罚,凡求公允:贞观十四年,唐太宗要到同州打猎,县丞刘仁轨上奏说:"今秋大稔,民收荻者十才一,二,使之供承猎事,治道茸桥,动费一,二万功,实妨农事"。太宗觉得言之有理当即罢猎,不仅赐玺书嘉纳之,而且还提拔他为新安县县令（《资治通鉴》6157页）。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出巡蒲州,刺史赵元楷为了讨好,"课父老服黄纱单衣迎车驾,盛饰廨舍楼观,又饲羊百余头,鱼数百头以馈贵戚"。唐太宗最恨献媚曰:"朕巡省河,洛,凡有所须,皆资库物,卿所为乃亡隋之弊俗也"。对其大加申斥（《资治通鉴》6137页）。赵元楷遭到训斥十分"惭惧,数日不食而卒"（《贞观政要》卷六）。一赏一罚,泾渭分明,足以警示后人。
论功行赏,不徇私情:还可从唐太宗储位大定后论功行赏说起,在封赏中命文武大臣自陈功劳及行赏是否得当?大臣各争功不休,其叔父李神通,自认首应反随征战天下,但功劳却不及弄笔杆的房玄龄,杜如晦,表示不服。太宗当即指出他虽首应反隋义旗,但在与窦建德和刘黑闼的战争中,不是全军覆没,就是望风败逃。接着说:"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资治通鉴》6022页）。唐太宗这种不徇私情,秉公行赏,无不使文武官员口服心服。
由上述各例可见,唐太宗既重视人才选贤择能,更关心这些人才当官后的言行;处事能力,为人之道,政绩优劣,深知各级官员是上传朝庭下达百姓,贯彻执行政令的要核,故对地方官员层层考察把关,奖优惩劣,论功行赏,赏罚分明,是关系到管理好国家,而使天下长治久安的根本。
其五,广开言路为政得失,鼓励进谏,重在长治久安
"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这"三镜"被唐太宗奉为座右铭。太宗常以隋亡为镜,曾对众臣曰:"人欲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独全！如虞世基等诏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等亦诛。公辈宜用此为戒,事有得失,
毋惜尽言！"（《资治通鉴》6040页）。隋朝的迅速覆灭,使唐太宗大感震惊,并引以为戒。隋炀帝的造宫殿,修长城,开运河,征高丽,徭役兵夫无度,苛捐杂税繁重;尤其是多次巡江南,幸江都（今扬州）,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昏淫无度,天下民不聊生群起反抗,隋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终于葬送了仅二世的隋王朝。隋炀帝虽未死于农民起义军之手,但在的强大军事压力下,终死于统治集团内讧宇文化及手下。唐太宗还对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短时间内打得貌似强大的隋王朝土崩瓦解;特别他与窦建德,刘黑闼等农民军经过多次激烈的拉锯战,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镇压下去,每当想起仍心有余悸。因此,唐太宗认识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刑邪！"此言说明唐太宗也承认"官逼民反",虽未提及起义农民,但他亦有所指,只是不言明罢了。正因为唐太宗最怕重蹈覆辙昏君拒谏,妄臣献媚,走隋朝江山易姓,炀帝君臣身死非命的老路。
故此,贞观年间,唐太宗广开言路,纳谏,求谏,从谏如流,"恐人不言,导之使谏",开创一代君臣论谏切磋的场面。
进谏蔚然成风:上至宰相御史,下至县官小吏,内达皇后宫妃,而其中魏征就是盛名唐代的直谏的名臣。正因为魏征在朝庭之上公然犯颜直谏,不顾皇上尊严,使唐太宗感到很没有面子。一次罢朝后大怒说:"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问杀何人? 太宗说:"觌征每廷辱我"。皇后随即换了朝服并立于庭下,太宗惊问其故,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资治通鉴》6096页）。太宗听了才高兴起来,是啊,他是明君才有魏征这样敢谏的直臣。连深居内宫的皇后也参予进谏,说明贞观时期进谏风之盛也。
君臣切磋论谏:唐太宗问魏征:"人主为何而明,何为而暗?"。魏征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接着又说:"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
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待拥蔽,则下情得以上通也"（《资治通鉴》6047页）。魏征之言得太宗认可,所以"兼听则明,则成为唐太宗广开言路的为政之道。
恐人不谏,假以辞色:唐太宗自知仪态威武难以近人,文武大臣奏本时,举止难免惊慌失措。为此他总是脸色温和,亲切有加。他还对大臣说:"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意"。他清醒地认识广开言路,导之使谏,广听多方议论为政的得失,才能匡正失误,而达到政诒清明。他还与魏征等大臣经常论及"水"和"舟"的关系,水是民,君是舟,故"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君臣经常以"覆舟"来警示国家之安危。把纳谏提到关系到国家安危的高度来认识。而魏征也常以"水"舟"之喻,隋亡之危来直谏唐太宗。
不以谏诤过激而降罪:贞观四年,唐太宗为了巡幸洛阳,命令大量工役去修缮。给事中张玄素进谏说:"陛下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缮,何前日恶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当太宗问他"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张玄素回答说:"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资治通鉴》6079页）。张玄素不仅说唐太宗修缮洛阳的繁重徭役比隋炀帝更甚,接着还回话说如不停修缮洛阳,跟桀,纣的昏暴一样。且不论炀帝如何昏暴,桀,纣都是历史上出名的暴君,张玄素敢把唐太宗比作暴君,换了任何君王早就大发雷霆要问斩他了,但唐太宗却神态自如,毫不动怒,还自认修缮洛阳考虑不周决意罢修。他对房玄龄说:"朕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故使营之。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同上6080页）。唐太宗不仅没有降罪张玄素,反而奖赐彩绸二百疋。而以直谏著称的魏征,更是谏诤不已,凡是太宗旨意不宜天下的,他都挺身而出,无畏进谏,那怕龙颜大怒。如太宗要造飞山宫,他就认为这是效隋穷奢极欲,要太宗总结隋失,唐得之诫……如唐太宗幸显仁宫,因为地方官员供奉微薄大加谴责,魏征就以炀帝巡游按供奉丰俭为赏罚地方官员之弊,而天下因此叛乱……包括上述征兵太宗欲虚增役龄充数,魏征与太宗的廷争……等等,不胜例举。
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唐太宗身为至高无上尊贵的皇帝,却能如此虚怀若谷,壑达大度地容忍下臣的谏诤,甚至十分尖锐的批评,除了他是历史上一个难得的明君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完全吸取了隋亡的教训,即为君者自负贤明而拒谏;为臣者为保身家富贵而顺旨不敢谏。君王的穷奢极欲,横征暴敛致天下贫乏,民外聊生,及至农民起义,国破家亡,君臣双双死于非命。贞观期间,所以朝中进谏蔚然成风,大小官吏人人敢谏,拿魏征的话来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不言而喻,正因为唐太宗倡导进谏,乐于容谏,纳谏,而从不降罪上谏之人。如唐太宗专横拔扈,容不得半句逆耳之言,像魏征这样廷折君颜的谏官,早成刀下鬼了。故唐太宗的从谏如流与魏征的犯颜直谏,成为古今往来的佳话美谈！亦是"贞观之治"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六:唐的民族政策以和为贵,重在包容兼兵。
唐太宋认为:"中国,根干也;四夷,枝叶也;割根干以奉枝叶,木安得滋荣！"（《资治通鉴》6149页）。唐太宗比喻唐朝和少数民族,犹如根干和枝叶枯荣共存的关系。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贞观时,虽天下已经统一,但由于战争连年,兵荒马乱,中国自顾不暇,国内各民族实际上已失去中央政府的管辖,处于无政府状态。期间,为了壮大本部落的势力,民族部落间武力吞并,以强凌弱,割据一方,已成为各部落的生存法则,其中以突厥最为剽悍强大。至隋末,"东至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通典》卷197—199）。唐武德年间,突厥颉利可汗率部屡侵犯边境,;另吐谷诨等部亦常骚扰中土,突厥和土谷浑的入侵,令唐不堪其扰,疲于奔命。故其时民族矛盾突出,成为唐的心腹之患。
屡犯国境的顽敌必惩:武德末年,唐太宗刚继位,突厥颉利可汗就率部号称四十万大军,直抵渭水便桥之北,离唐都长安近在咫尺。颉利欺唐新君即位,无力与其抗衡,兵临城下,就是威胁唐太宗为突厥索取更大的利益。但颉利见唐军有备,"军容大盛",只得重新与唐誓盟,随后即率突厥全军携唐赠送的金银财物返国。其时为何不应战呢?太宗说:"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资治通鉴》6019页）。太宗考虑待突厥国势衰弱,如再挑畔侵扰,就可师出有名,乘其不备一举歼灭之。果然,贞观三年,突厥又举兵侵扰河西,唐太宗见时机成熟即令李靖等大将分道出击围剿突厥。贞观四年,李靖破突厥颉利可汗于阴山,随后颉利在逃窜途中被唐将张宝相俘获押至京城,至此突厥已彻底覆灭。正如唐高祖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
包容兼兵:不轻易对少数民族用兵。贞观元年,岭南酋长冯盎久未上朝觐见,又和谈殿等武装势力相互攻击,诸州长官均上奏冯盎有反意。魏征却认为,冯盎如果反,定会派兵把守地形险要处,还会派兵攻占州县,告发其反已达数年,而至今未见其派兵出境,不反这事很明白。他又说:"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镇抚,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信诚,彼喜免于祸,可不烦兵而服"。唐太宗接受魏征的意见,就派遣一名官员去慰谕,结果朝庭不劳师用兵冯盎就叫其子智藏来朝。事后唐太宗就说:"魏征令我一介之使,而岭表遂安,胜十万之师,不可不赏（《资治通鉴》6039页）。又如吐谷诨一再骚扰边境并扣留朝庭所遣使者,太宗居然先后十次派人"喻以祸福",直到最后不得已才用兵平定。这还包括高昌,薛延陀等多次侵犯唐土,均是包容忍让"喻以祸福"在先,不到无可奈何才用兵在后。
唐太宗为了达到"根干"与"枝叶"共荣的境界,在贞观时期,还实施了一系列民族政策;
（一）建立形同民族自治的官府:在各民族聚居地"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剌史,皆得世袭"（《新唐书》卷43下）。但"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就是说这些官员死后其后嗣继位,必须先册立进行申报,再由朝庭正式任免。辖区一般无须呈报户口缴纳定赋,但必须遵守朝庭政令,接受所在地域州长官的征调,并向皇帝"进贡"。辖区可按传统方式处理内部事务,有相对自治权。
（二）规定照顾少数民族的赋役:据《通典》记载"夷僚之户皆从半输"。就是说少数民族赋役减半。另据《新唐书》记载"四夷降户,附以宽乡,给复十年"。就是说因战败降唐的少数民族,要安置在农业收成较高的地区,而且要免役十年。
（三）尊重和保留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凡是归唐的各族,一般均可保留原来的部落组织和行政机构,或与新的行政机构并存。如于阗,龟兹等仍保留国王称号;突厥,回纥首领仍称可汗,俟斤等。唐太宗给他们下诏时亦自称皇帝天可汗。他们死后的葬礼"从其俗礼",根据各族不同的风俗习惯施行。在法律上如《唐律疏议》规定:"化外人同类（同族）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不同族）相犯者以法律论"。
（四）提拔封赏官员不忘各族人才:为了巩固唐朝的统一,贞观时期,尽量吸收提拔各族的优秀人才,担任各种官职,来为朝庭服务。仅突厥人担任五品以上官职就接近了同级官员的半数,还有相当数量的回纥人担任了各种不同的官职。各族中像尉迟敬德,阿史那社尔,契必荷力,执失思力还成了著名将领。
（五）化干戈为和亲:为了改善唐与各民族的关系,唐朝公主远嫁外族首领"和亲便",就成了唐朝与各民族化解矛盾的一项国策。贞观年间,唐太宗沿袭历朝和亲的惯例,以公主或宗室女嫁外族首领,以姻亲关系化解民族矛盾,避免战争,从而给国民休息养生一个安全环境。如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命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于吐蕃"。这就是史上传诵的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王赞普的故事。唐还先后与吐谷浑,薛延陀等"和亲"。从而大大改善了民族关系。
（六）礼遇和优待战败的民族:如突厥颉利可汗兵败被俘后,唐太宗除训斥其屡扰中土,自负盟约外,并未加罪于他,还封其为右卫大将军,给养优厚,礼遇有加。贞观九年,吐谷浑可汗伏允兵败被左右所杀。唐太宗不久即下诏复其国,并任命伏允子慕容顺为西平郡王,从故俗,称乌甘豆可汗。太宗担忧其难服国人,还命大将李大亮领精兵数千为其声援。……
在唐太宗民族政策的感召下,东北黑龙江流域的室韦等,北到叶塞河流域的结骨,安加拉河流域的骨利干,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一带的西域各族,西南到云南境内的昆明诸"蛮",和西藏高原的吐蕃,均主动要求归国,
其中回纥部还请求"置邮递,通管北方"……因此.唐初民族紧张的矛盾已得到有效地化解,可以腾出手来大力发展国内经济。与此同时,唐太宗以和为贵,包容式的民族政策,受到少数民族的欢迎和拥护,唐太宗本人也受到少数民族的尊敬,尊称其为"天可汗"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资治通鉴》6073页）。
由于各民族的和睦相处,各民族的经济得到大力发展,商贸交易十分活跃,中原的蚕种,丝绸,菜籽,造纸等……传入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特产,如棉花,葡萄酒,以及突厥,吐谷浑的牲畜也进入中原……互通有无,从而繁荣了双方的社会经济,又提高了双方百姓的生活水平。据史记载:"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
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斋粮,取给于道路焉"（《资治通鉴》6085页）。到贞观八,九年,另据《通典》记载:"频致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遍野,……
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这就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政绩实效。
尽管"贞观之治"为李氏王朝维持统治只有近三百年之久,但唐太宗治国方略的影响却贯穿古今。唐代史学家吴兢所写《贞观政要》一书,不仅成为太宗后,唐朝几代君主施政的典范,"书之屏帷,铭之几案"（《贞观政要》序言）,同时被列为皇家子孙必读的教科书。唐宪宗,文宗,宣宗均把此书置于案头,反复阅读,苦心研讨,既慨叹先祖唐太宗的政绩和英明,又担忧本朝国势复兴之艰难。
唐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统诒者也十分推崇《贞观政要》这本书。宋仁宗赵祯非常赞赏唐太宗任人以"德行学业为本"。元朝皇帝曾多次提及《政要》,并请当代儒臣讲解书中内容。明朝规定,皇帝除三,六,九上朝以外,每天中午都请待臣郎读《政要》。清朝康熙.乾隆皇帝非但仰慕唐太宗,而且十分重视《政要》此书。乾隆曾说:"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乐善堂集》卷7）。
同样,《贞观政耍》这本书传到了日本,立刻引起了日本统治集团的重视,他们居然仿效中国也把《政要》定为皇家,幕府必修的政治教材。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在1615年颁布的《禁中并公家法度》十七条中,第一条就规定天皇必读《贞观政要》,以明古道。
一千五百多年以来,中外统治者如此推崇《贞观政要》这本书,并不是他们对书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和爱好,而是看重书中唐太宗安邦定国,精励图治天下的宝贵经验。以为他们巩固统治服务。
当然,唐太宗作为封建统治者,无论"贞观之治"的政绩多么"伟大",直得炫耀！然而所有这一切政绩都是为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和延续李唐天下百年基业打造的。"人非圣贤,孰能无故",尤其在贞观后期,唐太宗好大喜功,也走上了隋朝入侵高丽的老路,致损兵折将,劳民伤财。同样因徭役繁重迫使山獠,雅,邛,眉三州獠民造反,"强佛等发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资治通鉴》6261页）。《通鉴》还记载:"蜀人苦造船之役,……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同上6262页）。
高丽之役,唐朝的十多万大军在高丽攻城掠地,浴血撕杀,虽拔玄菟,辽东等十城,杀敌数万,却未能完全征服高丽,征战远未结束。而唐朝却举国兴师动众,兵役大增,军费高支,赋徭又重,百姓不堪其扰。唐太宗见此,方感出兵高丽得不偿失,而幡然悔悟,"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资治通鉴》6230页）。知错认错,这也正是唐太宗不失一代明君之处。
纵观唐太宗戎马一生,其得天下者,既马上得之,亦马下治之。其"贞观之治"的骄人政绩,那安邦定国,精励图治天下的方略,一代明君的形像,在历史上仍浓墨重彩不失后人瞻仰！
"贞观之治"所谓唐朝的盛世,现代人已无法考证,但其中的用人之道,行政效率用法律,制度来保证,仍值得借鉴。
贞观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