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孙权称帝比刘备曹丕晚了八九年

汉孝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窃鼎，僭越称帝；刘备不甘示弱，于次年“置百官，立宗庙”，亦称帝于成都。彼时，曹魏居中土，兵锋正盛；吴蜀则各占一州，据地利而守。天下大势，可谓三足鼎立，各有倚仗。

奇怪的是，在曹丕、刘备相继称帝后，孙权只是称了吴王，便再无动静。直到八九年后，他才在公元229年称帝于武昌。须知，一步落后，便步步落后。既然如此，孙权为何不早点称帝呢？

为何孙权称帝比刘备曹丕晚了八九年

一、时下困局：刘备东征

献帝退位，王鼎隐没，谁人不想称帝？

曹操去世前，基本扫除汉室旧臣，障碍不存，曹丕称帝业已成为定局；刘备乃汉室后裔，他打出“继汉”口号，又得士族鼎立支持，故而蜀汉立国也算顺利。相较于魏蜀两国，东吴此时面临的诸多压力，却不容小觑。

首当其冲的，便是盟友的“倒戈相向”。

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刘备于章武元年（221年）四月立国改号，但仅仅在三月之后，刘备便尽起蜀中精锐，东征伐吴。其目的不言而喻，蜀汉政权欲夺回荆州，再走“隆中对”计划。可偏偏，江东政权的立国之基，也是“全据长江以守”，对荆州无比重视。

既然吴蜀两国都对荆州势在必得，那么，在刘备业已出兵的情况下，吴蜀两国难免会为此大动干戈。前景尚未明确，孙权此时若再称帝，便将面临曹魏与蜀汉的双重打击。

据《三国志·刘晔传》注引《傅子》记载，孙权遣使向曹丕称臣后，刘晔曾力主伐吴，然而曹丕却说：“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必以为惧，其殆不可！”

在魏蜀皆已立国的情况下，孙权不急于称帝，却以“蜀汉旧日盟友”的身份向曹丕称臣，即是承认曹魏政权的正统地位。正是因为孙权这般“识时务”的表现，江东才少了一个潜在敌人。

可见，孙权不称帝看似是落后于人的“吃亏”之举，实际上，他基本没有花费太大代价，便稳住了曹魏这个头号大敌。如此一来，江东政权方能举全国之力与蜀汉作战。

二、内有隐忧：江东士夷

孙权少年登位，未免仓促，在此后数年间，他仍面临着诸多挑战。据《三国志·吴主传》记载：“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

孙权执政初期的三大难题：一者，为深险之地的山越夷民，其“游击战术”令人疲于奔命；二者，乃世仕吴地的江东豪族，实力不可谓不雄厚；三者，则是“避难扬土”的流寓士族，其中多为徐州人氏。

相较前两者，孙氏与流寓士族之间非但没有多少摩擦，而且还有着共同利益。加之孙刘联盟成立后，刘备表奏孙权为徐州牧，后者便以地方长官身份，名正言顺聚拢了张纮、诸葛瑾、步骘等知名士族为己所用。

在此期间，尽管在张昭的斡旋下，孙权与江东士族达成初步和解，山越夷民也收敛了不少，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江东士夷得不到真正解决，孙权其实很难顺利称帝。

而田余庆先生却在《秦汉魏晋史微探》中指出：“孙权统事的若干年内，由于内外条件不具备而未得以实现由得天下到治天下的转折，到建安末和黄武初始得逐步实现。”

为何在建安末到黄武初，孙权的统治会出现明显转折？

三、治国转折：士庶一体

正如上文所述，孙权此时虽未称帝，却受封吴王，成了藩国之主。亦如魏王于曹操、汉中王于刘备。王国体制的构建，为割据江东的孙吴政权，提供了必要的法理依据。

而在此之前，孙权多年以来的苦心孤诣，也并非没有作用。一方面，他积极与北方曹氏与江东士族通婚，不断在潜移默化间提高孙氏门楣；另一方面，他又有朱治、张昭等人相助，成功征辟了诸多公族子弟入仕。

据《三国志·朱治传》记载：“然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治率数年一遣诣王府，所遣数百人，每岁时献御，权答报过厚。”

吴中四姓（顾、陆、朱、张）的加入，让东吴政权的“江东化”进程，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夷陵之战期间，陆逊作为三军统帅，带领江东军队击败刘备。这也意味着，孙氏与江东士族之间的合作，已进一步加深。

孙权称王前后，曾为孙氏肱骨的江西淮泗集团，此时已后继无力；所以孙权称王后，江东士族入仕之心更加强烈。但是，他们要逐渐取代淮泗集团，完成与孙氏共治江东的目标，却绝非是一日之功。

除此之外，常在边境作乱的山越夷民，同样需要解决。对此，唐长孺则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指出：“山民是由大族控制的，这些大族组成的宗部往往于山险之处据守，因此山越与宗部构成密切关系。”

不难推测，一旦孙氏完成了东吴政权的江东化，那么山越夷民的威胁性，便会大大减弱。到那时，缺少大族支持的山越夷民，便犹如一盘散沙，可缓缓剿之。

如此过程，虽看似简单，但也足足花费了孙权数年苦功。在将江东内部的所有力量拧成一股绳后，孙权距离帝位，便只有一步之遥。

四、得位须正：天命符瑞

横亘在孙权与帝位之间的“最后一步”，便是东吴政权的“名分”。须知，名不正则言不顺。孙权称帝的关键一步，也在于其帝位来源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只是在这个方面，孙权曾吃过不少亏。

早在建安年间，孙权便为自身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大伤脑筋。当时，曹魏“奉天子以令不臣”，在名义上占据高位；刘备虽然落魄，但也是汉室后裔，拥有血统的先天优势。反观孙权，只能暂时依附在孙刘联盟的“羽翼”之下。

待曹丕、刘备相继称帝后，孙权自知：江东政权的存在，仍缺少正统性。再加上刘备随即伐吴，联盟破裂，孙权只好“改换门庭”，承认曹丕之帝位，借此换来称藩王、立王国的机会。

在这之后，“寻求完备的天命论述”，仍是孙权称帝之前尚要跨过的最大阻碍。

彼时，曹丕以儒家“禅让”的方式建国称帝，又据中原“九州”，已占据法理与地理上的正统；刘备打出“兴复汉室，换于旧都”的旗帜，宣称自己于“建安二十六年”继承大汉国祚，亦占据名义和血统上的正统。

路被前人走窄了。无奈之下，孙权只好另辟蹊径，选择东汉王朝留下的另一种政治遗产：即曾盛行于两汉时期的天命、谶纬之说。

于是，在孙权称帝前的数年间，东吴各地总是遍布祥瑞、符兆；举国上下，也流传出不少民谣、谶言、谚语，暗示孙权“天命神授”，当为天下之主。

当时，江东士族的学术风气偏为保守，而民间又非常崇信鬼巫之说，以致于孙权对于自身正统的“宣扬工作”，反倒是十分顺利。随着各地符瑞事件的“发掘”，孙权称帝之呼声，也与日高涨。

吴黄武八年（229年），孙权于武昌称帝，改元黄龙。同时，他又敬告上天：“休征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不敢不从，谨择元日，登坛燎祭，即皇帝位。”

可以看到，在正统性来源的问题上，孙权采用了取巧的办法。他既没有选择继承汉室，也没有以“恢复汉室”为己任。如此一来，东吴的立国道路，便不会与魏蜀两国冲突。

五、重修盟约：平稳过渡

值得一提的是，孙权称帝后，蜀相诸葛亮力排众议，派遣陈震出使东吴，向孙权表达祝贺。权大喜，乃与陈震痛饮，而后重新缔约了孙刘盟约。

据《三国志·吴主传》记载：“权乃参分天下，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

彼时，吴蜀两国再次成为同盟，并以“二分中土”为最高目标。这便意味着，孙权以盟友身份，再次分润到了蜀汉“继承汉室”带来的正统性。如此政治手腕，不可谓不高明。

除此之外，吴蜀两国“交分中土”，遥领北方各州郡牧守、刺史，也并非只是空谈。孙权称帝后，步骘领冀州牧、朱然领兖州牧；在冀州、兖州“划”给蜀国后，二人当即“解牧职”。

吴蜀对遥领中土如此重视，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原便是正统，既然曹魏政权占据在地理上的正统，那吴蜀两国便只好通过大量遥领与虚封，以弥补自身在地理正统上的不足。

以上种种，虽看似有些多余，却是孙权称帝立国之后，能平稳过渡的有效保障措施。作为鼎力天下的三足之一，孙权在曹丕、刘备称帝后，仍能静下心来稳步发展，其手段、谋略便可见一斑。

因此，陈寿对这位吴大帝的点评，倒也颇为中肯：“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