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景初元年（237），曹叡为自己拟定了“魏烈祖”的庙号。
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乐用章斌之舞。--《魏书 明帝纪》
按照礼法制度，庙号与谥号均应在君主死后议定，因此曹叡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引来后世史家的一致讥讽。
元代学者胡三省，便表示曹叡之举“非礼也”，清代学者亦称“曹叡方在，而先定庙号，可笑无过此者”。非议态度显而易见。
明帝在阼，而其下先拟定庙号，非礼也。--《资治通鉴注》
曹叡方在，而先定庙号，可笑无过此者。--《通鉴辑览》
论曹叡“生前拟定庙号”的历史背景
其实这些后世学者，在非议曹叡时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曹叡无子，且在景初年间（237-239）的健康状况已经十分糟糕，随时有可能死去。
显而易见，曹叡担心自己死后，继任之君由于不是自己的嫡系子孙，有可能将自己请出庙廷祭祀之列；所以才坚持要在生前确定庙号，并宣称“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根本原因，无疑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
本文想根据曹叡拟定庙号一事，论述历史背景并分析其行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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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祖之庙，万世不毁
曹叡在拟定“魏烈祖”庙号的同时，还发布了一道诏书，表示“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迭毁”。
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乐用武始之舞。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乐用咸熙之舞。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乐用章斌之舞。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迭毁。--《魏书 明帝纪》
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馀四庙，亲尽迭毁
三祖之庙，即太祖曹操庙，高祖曹丕庙与烈祖曹叡庙。在曹叡看来，此三庙神主（即祭祀牌位）是永远不可以被撤下祭坛的。
这与庙礼制度有关。
魏室的庙制在三祖时代各不相同。曹操在“始建社稷”时（213）立五庙；曹丕践祚后（220）改为四庙；曹叡景初年间（237-239）确立七庙制。
（曹操）始建宗庙于邺，自以诸侯礼立五庙也，后虽进爵为王，无所改易。--《晋书 礼志》
魏初唯立亲庙，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庙之制。--裴松之
七庙之制，取法《周礼》中的“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
所谓的七庙制，即庙廷中放置七个祖先牌位以供祭祀。始祖牌位居中，两侧分别为三昭三穆，呈品字形排列。
在曹魏的庙制中，曹丕神主在左，为昭祧；曹叡神主在右，为穆祧。
更于太祖（曹操）庙北为二祧，其左为文帝（曹丕）庙，号曰高祖，昭祧；其右拟明帝（曹叡）号曰烈祖，穆祧。--《宋书 礼志》
但是如果一个王朝的统治时间足够长，那么受到祭祀的君主便会越来越多，七个牌位显然不够用，所以会从庙廷中撤走一些前代的君主牌位，为“后来人”腾地方。这就是诏书中“其余四庙，亲尽迭毁”的含义。
注：亲尽迭毁，即根据血源关系的疏远程度，按照顺序替换宗庙中的神主牌位。
曹叡的想法是，曹操、曹丕和自己的神主，要永远摆在魏室祭坛中，绝不允许撤走；如果后世之君想要进祖庙（在七庙已满的情况下），那可以依次撤换除“三祖”之外的其余四个牌位。
其实曹叡在世时，曹魏的皇帝（包括追封的皇帝）也仅有五位，即高皇帝曹腾、太皇帝曹嵩、太祖武皇帝曹操、高祖文皇帝曹丕，再加上曹叡自己。
初，洛阳宗庙未成，神主在邺庙。十一月，庙始成，使太常韩暨持节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邺。--《魏书 明帝纪》
注：曹丕在位时，曾祭祀过远祖曹萌。曹叡登基后，曹萌由于昭穆疏远被撤下牌位，见裴松之注解，文多不引。
换言之，在祭祀牌位尚显充足的情况下，曹叡本不应该担心“毁庙”的风险，但他还是坚持在生前立下庙号，并定下“万世不毁”的规矩，这无疑有特殊的政治考虑。
曹叡最大的担忧，便是自己没有亲生子可以继承统绪，因此害怕小宗继统之后，会在祭祀礼法上怠慢自己这个养父。
曹叡无子的隐患
曹叡去世时，膝下并无亲生子。他虽然耽于女色、逸乐无度，但生下的皇子却一个接一个地早夭。
（明帝）又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魏略》
按照《魏书》记载，曹叡的三个亲生子，清河王曹囧，繁阳王曹穆，安平王曹殷，均死于婴孩时期。其女儿曹淑也是出世旋死。活下来的只有一个齐长公主。
明帝子有清河王冏、繁阳王穆、安平哀王殷，虽曰早薨。--钱大昭
太和六年，明帝爱女（曹）淑薨，追封谥淑为平原懿公主，为之立庙。--《魏书 文昭皇后传》
明帝爱女曹淑薨，追封为平原懿公主
曹叡子嗣的健康状况问题，连魏国大臣都知道。司徒王朗便曾上奏，称刚出世的皇子不宜过度保暖，否则有患病早夭的风险。
时屡失皇子，而后宫就馆者少，（王）朗上疏曰：“……若常令少小之缊袍，不至于甚厚，则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寿于南山矣。”--《魏书 王朗传》
按理，臣子议论宫闱之事，甚至延伸到王朝的未来统绪，本身是很大的忌讳；然而曹叡不仅没有责备王朗，反而夸奖他“忠至者辞笃，爱重者言深”。可见曹叡求子心切，乃至不顾宫廷禁忌。
（明）帝报曰：“夫忠至者辞笃，爱重者言深。君既劳思虑，又手笔将顺，三复德音，欣然无量。”--《魏书 王朗传》
此事侧面反映出曹叡的子嗣体质不佳，乃是群臣的共识，甚至需要公开上疏，建言献策。
不过无论王司徒如何献计，还是改变不了“屡失皇子”的现象。因此曹叡为了后世之计，不得不偷偷过继宗室子弟，蓄养宫中。
明帝的两位养子曹芳与曹询，身份保密工作做得极好，连陈寿都表示“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来者”。
明帝无子，养（齐）王（曹芳）及秦王（曹）询；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来者。--《魏书 齐王纪》
明帝养曹芳及曹询；莫有知其所由来者
隐瞒养子的存在当然有其目的。可见曹叡内心依然没有放弃幻想，希冀有朝一日可以诞育亲子，承继大统。
不过随着曹叡身体状况的日益恶化，他也再未能生下一儿半女，最终面临血脉断绝的事实。
虽然曹叡有两位养子，但“养子继统”存在极大的隐患。这些养子一旦上台，往往会尊奉自己的直系先祖，而排斥养父的法统。
这种事情在东汉时曾屡次发生。
比如汉灵帝以小宗身份入承桓帝统绪，登基之后却反过来追尊自己的生父为孝仁皇帝，封生母为孝仁皇后，甚至还追封其祖父为孝元皇帝，严重破坏了东汉王朝的统绪。
闰月甲午，（灵帝）追尊皇祖为孝元皇，夫人夏氏为孝元皇后，考（即父亲）为孝仁皇，夫人董氏为慎园贵人。--《后汉书 灵帝纪》
虽然父子之情乃是天性，但这种“罔顾礼法”的行径，无疑会造成很坏的示范作用。
董卓秉政时，东汉和、安、顺、桓四帝的庙号均被褫夺，而这四位皇帝的相似之处，便是大多子嗣早夭，由外藩继统。
是岁，有司奏，和、安、顺、桓四帝无功德，不宜称宗……皆请除尊号。--《后汉书 献帝纪》
其中安帝与顺帝虽是父子，但顺帝在东宫时亦曾遭遇废黜，帝位一度落入北乡侯之手。
安帝崩，北乡侯立，济阴王（即顺帝刘保）以废黜，不得上殿亲临梓宫。--《后汉书 顺帝纪》
显而易见，四位皇帝身后承继宗祧的国君，并未尽到应尽的义务，最终“尊崇未至”，为四位皇帝的神主在后世被毁埋下祸根。
前世之事，后事之师。曹叡无疑也担心自己死后，养子会尊崇生父，反过来贬抑自己这个养父的地位和法统；因此曹叡在“三祖之庙，万世不毁”之外，又额外加上一道保险。
早在太和三年（229），曹叡便意识到自己可能面临绝嗣的风险，因此他立下制度，称一旦后世出现小宗继统，那么承祧之君必须“尊奉公义”，不得“复顾私亲”。如果有大臣敢妄议朝政，蛊惑君主追尊其亲生父母，那就“诛之无赦”。
（三年）秋七月，诏曰：“礼，王后无嗣，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则当纂正统而奉公义，何得复顾私亲哉……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则当明为人后之义；敢为佞邪导谀时君，妄建非正之号以干正统，谓考为皇，称妣为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魏书 明帝纪》
君王当纂正统而奉公义，不得复顾私亲
这无疑是曹叡心态的真实反映，侧面也可以证明，曹芳与曹询一定是曹氏子弟，所以才会有“追尊父祖”的隐患。一说曹芳是曹彰之孙、曹楷之子，或可参考。
或云任城王（曹）楷子。--《魏书 齐王纪》引《魏氏春秋》
景初年间曹叡的健康状况
曹叡在景初元年（237）为自己定下庙号，存在不得已的原因。他当时的健康状况已经很不理想，距离驾崩不远。
景初是曹叡的最后一个年号，仅仅使用了三年。实际按曹叡改元于青龙五年（237）三月而崩于景初三年（239）正月的记载看，曹叡在景初年间一共就活了两年不到。
其改青龙五年三月，为景初元年四月。--王沈《魏书》
（景初）三年春正月丁亥……（明）帝崩于嘉福殿。--《魏书 明帝纪》
陈寿在《明帝纪》中对此问题埋下了很多暗线。
比如景初年间（237-239），曹魏频繁出现星象异常，“月犯荧惑”、“月犯心距星”、“月犯心中央大星”频频出现，“月犯心中央大星”甚至一年内连续出现三次。在最后一次星象异常之后，紧跟着便是“帝寝疾不豫”。
闰月，月犯心中央大星。十二月乙丑，（明）帝寝疾不豫。--《魏书 明帝纪》
在术数理论中，星象与人间是存在对应关系的，星象的异常便意味着人间的动乱。在明帝“寝疾”四个月前，又有“彗星见张宿”。《宋书》对此解释为“兵丧之兆”，清代学者何焯亦表示这种星象代表“天将除曹氏”。
癸丑，有彗星见张宿。--《魏书 明帝纪》
景初二年八月，彗星见张，长三尺，逆西行，四十一日灭。占曰：“为兵丧。张，周分野。洛邑恶之。”--《宋书 天文志》
其占与王莽地皇三年有星孛于张同。天将除曹氏矣。--《义门读书记》
《三国志》中没有《天文志》，因此陈寿将星象记录杂糅进帝王本纪，实际是借天象来隐喻人间之事。
换言之，曹叡统治末年的“月犯荧惑”、“月犯心宿”、“彗星见张宿”其实均是预示其寿元将尽。
结合景初年间（237-239）明帝先后两次下达大赦令，可知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出现严重问题。一般而论，如果没有特别值得庆祝的大事，大赦往往是为皇帝“祈福延命”的手段。
（景初元年）五月己巳，行还洛阳宫。己丑，大赦。--《魏书 明帝纪》
（景初二年）夏四月……庚戌，大赦。--《魏书 明帝纪》
魏明帝寝疾不豫
这便可以解释，为什么曹叡在景初元年（237）要不顾礼法，强行为自己拟定庙号，同年年底他甚至把其生母甄氏的神主搬到了洛阳。
由于甄夫人是被曹丕赐死，因此最初立庙于邺县。曹叡将生母的神主搬到洛阳，无疑是为了提前完成心愿，避免天不假年，遗憾终生。
（太和四年）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甄后于朝阳陵。--《魏书 明帝纪》
（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庙京都。--《魏书 明帝纪》
实际从曹叡临死前的一系列举动看，他不仅“病急乱投医”般崇信巫女，还屡受奸臣蛊惑，数次更换顾命大臣之选，明显已经神志不清。
寿春农民妻自言为天神所下……于是立馆后宫，下诏称扬，甚见优宠。及（明）帝疾，饮水无验，于是杀焉。--《魏书 明帝纪》
（孙资、刘放）又白宜诏司马宣王使相参，帝从之。放、资出，曹肇入，泣涕固谏，帝使肇敕停。肇出户，放、资趋而往，复说止帝，帝又从其言。--《汉晋春秋》
按《汉晋春秋》记载，曹叡在“气微”的情况下又挣扎迁延了许多时日才驾崩，可见并非急症，而是慢性疾病。
甲申，（明）帝气微，（曹）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议。--《汉晋春秋》
按《明帝纪》的相关线索来看，最晚在景初元年（237），曹叡已经预料到自己命不久矣。
小结
诚如开篇所述，曹叡生前为自己议定庙号的行为，虽然貌似荒诞，但并非纯粹的“任心而行”，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
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魏书 明帝纪》
其根本目的，便是从制度上断绝小宗继承人“复顾私亲”的可能性。即太和年间诏令的核心所在。
景初年间的曹叡，身体日益虚弱，随时面临“寝疾不豫”的风险，因此才会抢在有生之年完成未竟心愿。
曹叡议定庙号并非孤立的历史事件，它与太和年间的诏令一脉相承；也和之后的一系列政治举措有密切联系。
确定“烈祖”庙号之后（237），曹叡寻即大赦，又将生母神主迁至洛阳，翌年（238）又大赦。频繁的赦令与异常的星象，无疑反映出曹叡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
从另一方面看，“三祖之庙，万世不毁”既可以反映出曹叡对身后事的担忧；又可以反映出曹叡对自身功绩的信心。
曹叡虽然在个人生活上荒淫无度，但在国政大事上却懂得举贤任能，多次粉碎吴蜀的进攻，可谓于事有功。
按曹叡生前议定“烈祖”庙号的行为推断，“明帝”的谥号也很有可能是在其生前定下。按谥法，照临四方曰明，可见曹叡对自身功业很有几分自负之情。
孙权、诸葛亮号称剧贼，无岁不有军征。而（明）帝总摄群下，内图御寇之计，外规庙胜之画。--《孙资别传》
行师动众，论决大事，谋臣将相，咸服（明）帝之大略。--王沈《魏书》
明帝内图御寇之计，外规庙胜之画
在曹叡看来，像自己这般“照临四方”的贤君圣主，绝不能因为小宗继统而导致“宗庙迭毁”，所以极其严厉地立下遗嘱，要求自己的神主牌位“万世不毁”。
讽刺的是，曹叡死后十年（249），魏廷权柄便沦陷于司马懿之手。按照曹芳、曹髦均为废帝的记载看，自曹腾至曹奂，魏廷宗庙的神主甚至凑不齐七个，连“天子七庙”的基本要求都达不到，与曹叡的设想大相径庭。
历史的吊诡之处恰在于此。
曹叡本以为魏室的统绪可以延续至千秋万代，因此提前在宗庙中给自己预留了一个“万世不毁”的位置；不料自己驾崩未久，国祚便尽归司马氏，所谓的“万世不毁”也终成南柯一梦。可见人算不如天算，悲哉！
魏明帝曹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