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陵之变，司马懿为何能扳倒曹爽

发生于正始十年（249年）的高平陵之变无疑是三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拉开了魏晋嬗代的大幕，也标志着三分归晋进入倒计时。

然而，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事变的两位主角，当时的司马懿已经是一位淡出政坛十年的“圈外人士”，而曹爽却是权倾朝野无人能及。

在这种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司马懿为何能够一举扳倒曹爽？这其中又折射出怎样的历史玄机呢？

高平陵之变，司马懿为何能扳倒曹爽

曹魏元老，司马懿的“亲友团”

司马懿自景初二年（238年）末被曹爽以晋封太傅为名罢去实权，到高平陵之变发生的正始十年，离开曹魏政治中枢十年有余，自正始八年（247年）五月更是称病不出。我们知道，一个人不管多么位高权重，一朝下野，立马就“人走茶凉”，何况十年。因此，司马懿选择在“力单势孤”时向权倾朝野的曹爽摊牌，无疑要冒极大风险。那么，司马懿是哪里来的勇气，敢向曹爽发难呢？

我们来看史书上对政变中司马懿规划的描述：

于是假司徒高柔节，行大将军事，领爽营，谓柔曰：“君为周勃矣。”命太仆王观行中领军，摄羲营。帝（指司马懿）亲帅太尉蒋济等勒兵出迎天子。（《晋书•宣帝纪》）

通过此段的描述，不难看出，司马懿政变之所以成功，高柔、王观、蒋济三人出力甚多。而这三人无一例外，与司马懿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曹魏的元老重臣，而且都是自曹操时代起便效命于魏的四朝老臣。从这些功臣元宿都支持司马懿，并亲自参与政变、协助司马懿的情况来看，元老集团毫无疑问是司马懿最为重要的“亲友团”。

那么，这些曹魏元老为何都倒向了司马懿而不支持曹爽？

答案就是曹爽得罪了他们。

曹爽排挤掉司马懿独揽大权后，便开始以亲信何晏、邓飏、丁谧等人主持选举，“附会者升进，违忤者罢退”（《资治通鉴》卷七四），引起了朝野的普遍不满。本来，魏明帝安排曹爽、司马懿同时受命辅佐齐王曹芳，就有利用宗室、元老两大集团相互牵制的意味。而现在这种平衡的打破，加之大量依附曹爽集团的政治投机者进入中枢，必然引发元老集团的强烈反弹。

而司马懿作为明帝的托孤大臣，是元老集团的领军人物，只有他出来干预曹爽的胡作非为，才即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又具有足够的号召力。也正因得到了曹魏元老功臣们或明或暗的鼎力支持，司马懿才能够、至少是在舆论上拥有了叫板曹爽的基础。

禁军力量，没它真的不行

诚然，元老集团的支持对司马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这些曹魏老臣在当时和司马懿一样，都是“位高权轻”，虽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却不可能为政变的成功提供相应的军事支持。

那么，司马懿在政变时依靠的军事力量来自何方？答案便是其子司马师。如今几乎所有人都关注到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晋书•景帝纪》），殊不知真正能够对司马氏政变产生重要帮助的并不是这三千私募的家族部曲，而是司马师在当时的官职——中护军。正是这个职位，让司马氏得以掌握对政变来说至关重要的武装——禁军。

按魏晋制度，中领军、中护军不仅掌典禁军，还直接负责武将选举，是十分要害的职位，亦是当时公认的“肥缺”。三国时代，很多鼎鼎大名的人物，例如曹魏的韩浩、曹真，蜀汉的赵云、李严，东吴的周瑜、吕蒙，等等，都曾担任此职。正是因为有了中护军这个职务，司马氏不但能够掌握部分禁军武装、方便出入宫禁，更为重要的是，司马师正是利用中护军“掌武将选举”的特权，才可顺利地“阴养死士三千”，培植效命于自己的政变力量。

那么，曹爽在架空司马懿后，又怎么会允许司马师获得这样重要的一个官职，从而给自己招来灭门之祸呢？

的确，曹魏自曹操始，中领军、中护军便一直由嫡系将领（多为曹氏或夏侯氏将领）充任。司马师之前，中护军便由夏侯玄担任。正始四年（243年），夏侯玄任征西将军出镇关中，中护军由司马师继任。

我们知道，关中地处曹魏与蜀汉交锋的前沿，历来是曹魏国防的重点所在，司马懿正是因为久镇关中防御蜀汉，才逐渐在魏军中树立了崇高声望、培养了一众亲信。而夏侯玄作为曹爽的心腹出镇关中，可以看作是曹爽为削弱司马懿影响力而下的一步棋。

但身为“空降干部”，夏侯玄要在关中这个司马氏旧有的势力范围内立足，肯定是不容易的。在这种情况下，曹爽会不会以由司马师出任中护军为饵，来与司马懿做一笔交易，以保证夏侯玄顺利接管关中呢？

同样是在正始四年（243年），东吴以诸葛恪为帅北征。曹魏方面即在曹爽的建议下，以司马懿率兵对抗东吴。由此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便是曹爽有意打压司马懿，他也不得不依靠司马懿丰富的军事经验来帮助自己稳定局面。而对于变更关中这样一个素来被认为是司马氏“禁脔”地区的统帅，曹爽也需要得到司马懿某种程度的支持。如此，以司马师接替夏侯玄任中护军，而将关中大权交给夏侯玄，这样的交易就有了水到渠成的可能。

或许曹爽认为自己权力已固，牺牲部分禁军权力来换取司马懿吐出关中并无不妥。但没想到，正是这个交易，最后要了曹爽的命。而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支持司马懿发动政变的太尉蒋济，曾任中领军、中护军多年，在禁军中极具人气。

司马师介入禁军系统，使司马懿发动政变得到了可靠的武装；而禁军中的非司马氏一派摄于蒋济的威望，采取了观望的态度，由此大大减少了政变时可能遇到的阻力。

政变部署，姜还是老的辣

在政变中，司马懿一反“擒贼擒王”的传统，没有先对曹爽府邸及其亲兵营寨下手，而是先派兵占据武库，再命司马师、司马孚屯兵司马门控制宫城，司马昭监视宫内动静，而后才以高柔领曹爽营、王观领曹羲营，最后才与蒋济屯兵洛水浮桥，迎击曹爽可能的反扑。司马懿这种部署，可谓直击要害，而先占武库的举动，更是充分体现了其作为名将的谋略风采，堪称是政变行动中的点睛之笔。

武库作为储藏兵器甲仗的军事重地，历来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汉武帝时，戾太子起兵诛江充，即矫诏发兵占据武库。汉哀帝崇信董贤，遣黄门传旨发武库兵送董贤。

从上述二例可知，历来武库需奉旨调度，原因便在于京师之中除正在担任值宿、巡逻、缉捕等任务的禁军外，其余禁军官兵的武器甲仗均集中存放于武库，无事不得擅取（可见的例子便是《梁书》中记载的侯景之乱时，京师内军民争相入武库取甲械，有司不能禁，可知非有任务或诏令调度，禁军不得私配武器）因此，谁掌控了武库，谁就可以凭借其中的装备迫使禁军效命于己。

司马懿先占武库，是对曹爽的“釜底抽薪”。即使城内支持曹爽的势力兵多将广，但也失去了武器来源，和手无寸铁并无区别。而司马懿尽管兵少将寡，但因手握武库，这便在很大程度上击垮了曹爽一派的抵抗意志。所以，虽然对手在京师中布置有曹爽、曹羲两营亲兵，但司马懿在占据武库后，显然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仅分别派高柔、王观两名文官便予以控制。

而更为关键的是，私藏兵器、甲胄历来是被视为谋逆的大罪。司马懿尽管地位崇高，也不可能私贮武备。所以，也只有先占武库，司马师麾下的禁军及三千死士才能够真正成为可靠的精兵。政变武装在得到了武库内库存武器的加持后，才得以开展控制宫城、屯兵浮桥等后续动作，进而完全控制京师。

在整体实力远逊于曹爽的情况下，司马懿将有限的力量先集中用于攻占武库的行动，铤而走险、奋力一击，最终大获成功，从而改变的历史的走向，这无疑凸显了这位沙场宿将眼光的独到和出手的老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