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统治后期，社会各种矛盾日趋激化。天宝年间，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对唐朝社会的影响极大，并使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越来越有名无实，成为大唐帝国盛衰易势、治乱更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使大唐王朝从如日中天的巅峰上一下跌入谷底，从此犹如残阳晚照，江河日下，大唐帝国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
安史之乱对唐朝社会的影响
渔阳鼙鼓动地来
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之中，潜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严重对立；朝廷内部的朝官、宦官、外戚、宗室之间尔虞我诈，朝政日非；边疆的战争之中，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尤其是“内轻外重”军事格局的形成，使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李林甫掌权以后，不但排挤朝廷的文官，还猜忌陷害边境的节度使。当时，边境将领中有一些胡人(古时汉人对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的统称)，李林甫认为胡人文化低，不会被调到朝廷当宰相，就在唐玄宗面前竭力主张重用胡人。唐玄宗听了李林甫的话，提拔了一些胡人当节度使，安禄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上政治舞台的。
安禄山是营州柳城的混血胡人，他的父亲是康姓胡人，母亲是突厥巫师，后来其母改嫁给突厥安延偃，他便随继父姓了安氏。长大后，由于他学会了多种胡族语言，便在边境上当了一名“互市牙郎”，即做生意的经纪人。后来，安禄山投奔到幽州节度使(管辖今北京市一带地区)张守硅部下当兵。安禄山骁勇过人，熟谙山川形势，每次出击，都能以少胜多，擒获不少契丹人，后因功擢为偏将。其后更是“所向披靡”，并以军功加员外左骑卫将军，充衙前讨击使。安禄山对上司惯于溜须拍马，逢迎谄媚，就连“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也在唐玄宗面前说他的好话。唐玄宗听了，认为安禄山是个人才，提拔他当了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
安禄山深知，要取得皇帝的信任，最要紧的是必须显示出“忠心”，过分聪明，锋芒毕露，往往会引起皇帝的猜忌。因此，他故意装痴卖傻，在玄宗面前装出一副憨直的假象，“外若痴直，内实狡黠”。有一次见皇太子，他故意不下拜行礼，左右的人都责备他。他却装成一副傻样子问皇帝：“我是不识礼节的人，所以不知道太子是什么官。”玄宗说：“我死了以后，就把皇位传给他。”安禄山仿佛恍然大悟似的说：“我真是愚蠢，只知道有皇上，却不知有太子，真是该死!”这才给太子叩头。他装出一副诚恳的样子对玄宗说：“我受到陛下您过多的恩宠，又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回报，就希望在陛下您需要的时候代您去死吧!”由于他憨厚的样子，又伪装得特别像，竟然使玄宗感动不已。
安禄山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那肥胖的肚子，据说更衣时需有人扶着肚子才能把腰带系上。而且，他的肚子与他的年龄一起增长，“晚益肥”。但圆滚滚的安禄山却可称为一个舞蹈家。当时跳胡旋舞最好的，一是杨贵妃，一是安禄山。杨贵妃跳舞的话那肯定是美不胜收，而安禄山偌大个肚子，在旁人看来能够起舞已经是十分了得，可又有谁想得到，人家舞技是很精湛的呢，居然能旋转如风——不过想想也有道理，他的质量大，转动惯性就大，因此肥胖倒成了他旋转的有利条件，不过前提是，他在舞跳完之前没有转晕，不至于一头栽倒在地。想来安禄山那么肥胖，又年事已高，高血压大概是逃不掉的……关于这方面我们也不必替他担心太多，反正他是否一头栽倒在舞台上不关我们的事。有一次，玄宗曾问他：“你肚子为什么这样大?”安禄山笑嘻嘻地回答：“因为装着一颗忠诚于皇帝的赤心啊!” 玄宗听了非常高兴。玄宗要他与杨贵妃兄妹结成兄弟姐妹关系，可他硬要认杨贵妃为干娘，史传他与杨贵妃有种种暧昧关系，但玄宗从来不疑，反而更加信任有加。
凭借朝廷对他的极度信任，安禄山开始在范阳积极扩充实力。他用失意的汉族文痞严庆、高尚做谋士，对投降的或俘虏的少数民族战士，亲自用各自的民族语言进行交谈，安慰拉拢，使他们为自己效力。他又挑选8000名壮士作为主力。天宝九年(754年)，为了进一步收买人心，培植心腹，提拔奚、契丹、九姓、同罗等族人，升为将军者500人，升为中郎将者2000余人。次年(755年)，又以胡将32人代替汉将，使他所统帅的军队的将领基本都姓“胡”了。他还积极屯积粮草，饲养战马，使军队的数量和实力超过了唐中央所在地军队的数量与实力。
对于安禄山的种种不轨行为，朝廷内部不是没有人察觉。还在安禄山早年之时，宰相张九龄、太子李亨等人，都曾提醒玄宗，安禄山可能要谋反。但玄宗不信，凡安禄山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包括充实军需兵马的要求，都予以答应和满足。而当时朝中的几位权臣，如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等各怀鬼胎，与安禄山既相利用，又相猜疑防备。安禄山在其中游刃有余，充分利用这种矛盾斗争的空隙，争取时间，做好反叛的准备。加之杨国忠后来为了证实自己预言的正确，采取了一些逼反的行动，更使安禄山下定决心，并获得了“师出有名”的口实。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唐。他率兵15万，号称20万，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浩浩荡荡，挥军南下。“安史之乱”终于爆发了。
“安史之乱”持续了8年，大体分为3个阶段，唐朝3代皇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平息下去。
“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了，但它对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却远远没有结束。“安史之乱”后，中国北方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藩镇割据的局面基本形成，中央王朝已无力控制地方和捍卫边防，人民大量南移。这标志着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开始南移。
牛李党争
唐宪宗元和三年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已种下了“牛李党争”的祸根。穆宗长庆元年的进士科考试舞弊案，则正式拉开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党争的序幕。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任翰林学士。这年又举行进士考试，正好李宗闵有个亲戚应考，被选中了。而没考中的人就趁机告发跟李宗闵有关系的主考徇私舞弊。
在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的证实下，不但主考钱徽被降职，李宗闵也受到牵连，被贬谪到外地去了。李宗闵认为李德裕成心排挤他，恨透了李德裕。同样出身科举的牛僧孺，自然同情李宗闵，此后，李宗闵、牛僧孺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李德裕也跟世族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开始了长达40年，几乎与唐朝命运相始终的党争。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走了宦官门路的李宗闵终于做了宰相。在唐文宗面前，李宗闵多次推荐牛僧孺，称赞牛僧孺有政治才干，不宜久任外官。第二年，牛僧孺被朝廷任命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在这以后，李牛二人援引同党，尽逐李党。对于李德裕，他们更是极力打击。李德裕在浙西观察使任上8年，成绩斐然。唐文宗将他调入京师，欲委以宰相。四朝元老裴度也认为李德裕有才干，极力举荐。但李、牛二人共同排斥李德裕，将李德裕赶到西J11(今四川成都)出任节度使。
经过李德裕的经营，西川的形势有了显著的好转，吐蕃、南诏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吐蕃的维州守将悉怛谋举城投降，沦丧40年的维州城又重归大唐。但当政宰相牛僧孺嫉妒李德裕的功高，居然命令李德裕拒绝受降，将维州归还吐蕃，战略要地维州又被拱手送还吐蕃，李德裕被气得半死。
因为李德裕在西川政绩卓著，太和六年(832)，李德裕再次入朝廷担任兵部尚书。李宗闵惟恐李德裕做宰相，竭力阻止。这时，朝中党争激烈，李宗闵、杨虞卿等结为朋党，干扰朝政，引起文宗的极度厌恶。不久，李宗闵被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由李德裕代为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但牛僧孺依旧在朝中为官，牛李二党各怀私利，党同伐异，争斗不绝。
在李德裕为相期间，北破回鹘，安定边陲；决策制胜，平定叛镇；尽绝佛教，反对其蠹政害民，取得了一系列政绩。对于朋党，李德裕“绝于附会，门无宾客”，一时间朝政大为清明。李德裕办事专断，也遭到不少朝臣的怨恨。会昌六年(846)三月，武宗病故，宣宗即立。李德裕失势，被贬为崖州(今海南三亚)司户。牛僧孺、李宗闵再度为相，牛李党争以牛党大胜而告终。
封建时代的朋党之争，并非唐朝仅有。但像“牛李党争”如此持久、激烈，却不多见。这与当时皇权的消长直接有关，与宦官的专权和利用交织一起，从而在权力的角逐游戏中，加速着唐王朝衰亡的步伐。
宦官专权与“甘露之变”
与牛、李朋党之争相映衬的，是唐朝后期宦官势力的日渐膨胀。宦官，是中国封建专制下的必然产物，并非唐朝的特产。早在秦汉时期，尤其是东汉后期，宦官势力的发展，曾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豪强政治的发展，士族高门领袖与皇族共同执掌朝政，外朝扩大，内廷缩小。在豪强势力制约下，宦官小社会也随着内廷职责的缩小而迅速萎缩，在政治舞台上基本上处于配角地位。虽然三国时蜀国的黄皓，北魏时的宗爱、刘腾等宦官也曾得势一时，但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是宦官势力消沉的时期。
到了隋唐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王朝的重建与发展，宦官势力也逐渐浮升起来。“永贞革新”失败后，宦官势力走向鼎盛。几乎所有宦官都参与朝政，广泛深入到当时政治生活的许多重要领域。如大批宦官进入政府，担任诸司使职；掌握宫中全部机要，出纳王命；干预吏选，监视外朝官员；掌握书院、国子监等本是封建士大夫涉足的领域。至于出使、宣诏，此时更是家常便饭了。尤为严重的是，由于朝中文武大权基本落入宦官手中，皇帝也成为宦官手中的玩物和幕后操纵的傀儡。宪宗以后，除敬宗以太子身份即位外，其余皇帝，无一不是由宦官废立。皇帝为了保住帝位，也只得巴结纵容宦官。如宦官杨复恭以拥立昭宗有功，自称“定策国老”，骂昭宗为“负心门生”，昭宗也无可奈何。
“甘露之变”，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有志于重振朝纲的唐文宗登基后，决心摆脱“天子 受制于家奴”的局面。鉴于当时朝臣们忙于朋党之争，他先是选择了没有参加朋党的宋申锡，可惜未获成功。之后他又在宦官营垒中寻找帮手，消灭了专权的大宦官王守澄。他指使李训、郑注等人，准备在诱使宦官观看朝露之时全歼宦官，不幸被宦官发觉，反遭惨败，这就是“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是一场失败的反击。反击之所以失败，表明在这之前的宦官势力已到了难以消除的程度。反击失败之后，宦官势力加速膨胀。纵观有唐一代，宦官为祸之烈，超过了秦汉时期。
有唐一代的宦官专权，给社会带来种种危害。宦官内部的分化与火并，更加剧了朝政的腐败。而宦官监军与掌军，在客观上，又加速了唐王朝在与藩镇斗争中的彻底失败。唐朝宦官为害之烈是空前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与其他朝代相似的方面，又有唐朝独特的某些方面。归根结蒂，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一个不治之症。
曾侍奉过6个皇帝的大宦官仇士良，专权20余年，皇帝有时虽对他飞扬跋扈不满，但却不愿将他除掉。史称仇士良“有术自恃，恩礼不衰”。这个“术”是什么呢?在仇士良告老还乡之际，曾直言不讳地向同僚传授了这个“术”：“不可让皇上闲着。皇上闲了就要看书，接见儒臣，就会采纳他们的意见，智深而虑远。如果这样，我们这些人恩宠就会薄了，权力也小了。你们今后要想尽办法弄钱财，蓄养猎鹰好马，每天让皇上玩弄声色犬马，使他高高兴兴而不想闲着。这样，他必然会排斥儒学之士，无心政事，凡事全听我们的，我们的恩宠和权力还会跑到哪儿去呢?”
仇士良这番话，道出了唐代宦官专权干政的诀窍与经验。的确，皇帝的荒淫腐败与政治黑暗，导致宦官势力膨胀；而在宦官的推波助澜下，又加速了皇帝的腐败与政治的黑暗。这就是其中的因果关系。
安史之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