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正元二年闰正月的一天夜里，年方十八岁的文鸯向乐嘉城下的魏军发动了突击。
按照他的计划，在突击的同时，他的父亲，魏国前任扬州刺史文钦应该同时发动进攻，趁魏军混乱时，两路夹击，击溃魏军。
然而，当文鸯的部队鼓角齐鸣，向魏军大营发起冲锋时，文钦却临阵怯战，大军犹如乌龟一般，迟迟没有动静。
眼看计划失败，搏杀了一夜的文鸯长叹一声，勒马而回，向东撤退。
这时，满心沮丧的文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的这一次突击，永远地改变了历史。
司马师的“意外死亡”不过是一场权力的游戏
一、司马家的“二代目”
用现代的话来说，司马师，从小就是父母口中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晋书.帝纪第二》中记载，司马师从年轻时起便“雅有风彩，少流美誉”，与当时的大名士夏侯玄、何晏是齐名的人物。娶了夏侯尚的女儿夏侯徽之后，又加上了“宗室”的光环。当母亲张春华去世后，司马师居家守孝，更是成为了当世闻名的“孝子”典范。
在那个时代 司马师无疑是“顶级流量”之一
不仅学问好、名气大，司马师在仕途上也是一帆风顺，年纪轻轻便当上了中护军，官居四品，成了曹魏的卫戍部队副司令。
从这么一份简历来看，司马师称得上是既有人望、又有资历。于是，老爹司马懿去世后，四十四岁的司马师顺利接班，成为了司马氏的“二代目”。
客观来说，接班之后，司马师干的很不差：在他主掌国事期间，一干能臣宿将各安其位，朝政平稳，国力不断增强。
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一二十年后，曹魏和司马氏之间大概率又会搞一次“禅让”，到时候，司马师将作为新朝的开国之君，载入史书之中。
然而，历史并没有给司马师这个机会——
嘉平六年（公元254年）正月，皇帝曹芳的老丈人，光禄大夫张缉串通中书令李丰、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宝贤等一干人，密谋“废易大臣”，以夏侯玄代替司马师的位置。
在这几个人中，李丰、张缉是外臣，苏铄、乐敦是宦官，刘宝贤则掌握着宫中的一支特殊力量——中黄门冗从，也就是在宫中负责值守、护卫的宦官们。
从这些人物的职权中基本可以推断出，张缉等人大概是想复刻一回“十常侍诛杀何进”的故事。
只不过，他们忽略了一点，司马师是亲自参与谋划过“高平陵事变”的角色，玩阴谋诡计的老手，岂能上这等大当？
于是，张缉、李丰等人还未来得及将计划付诸行动，司马师便抢先动手，将牵涉此事的一干人一网打尽，全部诛杀，顺带连皇后也一起废了。
司马师虽然使用雷霆手段，灭掉了这个背着他搞小动作的团伙，但损失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苦心经营数十年，忠恕宽仁的良相面具毁于一旦，取而代之的是一副阴鸷狠辣的权臣面孔。
对于这一结果，司马师的态度是：既然撕破了脸，正好省了那些婆婆妈妈的不好意思。于是，就在这年九月，司马师威逼郭太后，废曹芳为齐王，迎高贵乡公曹髦为皇帝，并改年号为正元。
“正元”这个年号挺有意思——从字面上来看，这个年号有“端正根本”的意思。国家的“根本”不用说，肯定是皇帝，而需要“端正”的，自然是已经成了齐王的曹芳。
司马师的意思大概是：之前之所以发生那些事，根子上在于皇帝不德，如今新皇帝到位了，从前的事就算翻篇了，咱们就外甥打灯笼，一切照旧吧！
虽然司马师的小算盘打得“啪啪”响，但曹魏这辆大船上，还有得是心存异望的人，他们时刻图谋着，要把司马师从掌舵的位置上拉下来，一脚踢下海去。
二、司马师的“意外”死亡
很快，这些人就冒了出来——正元二年正月，也就是司马师行废立之事仅仅四个月后，镇东大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便在寿春聚集兵马，以司马师“十一大罪”昭告天下，引大军渡过淮水，占领重镇项城（今河南项城），兵戈直指洛阳，是为著名的“淮南二叛”。
毌丘俭、文钦都是在对吴前线征战多年的宿将，此番立起反旗，曹魏朝廷上下都为之震动，司马师也不得不率领大军，亲自前往讨伐。
当大军日夜兼程抵达汝阳（今河南周口市西南）时，司马师却不动了。他一面命令荆州刺史王基率军把守汝阳附近的屯粮地南顿城（今河南项城南顿镇），一面在汝阳附近修筑深沟高垒，摆出一副要在此长住的架势来。
司马师麾下的将领表示迷惑不解：咱们手下有大军十几万，毌丘俭、文钦的兵马往大了算也就五六万，这都不打，不是贻误战机嘛？
饶是请战的将领来了一拨又一拨，说得口沫横飞、面红耳赤，司马师依然一脸莫测高深、不动如山。
司马师就像一只小乌龟，缩在大营里，与叛军玩起了大眼瞪小眼、谁动谁就输的游戏。
这也难怪，“稳守待机”本来就是司马氏的家传武功——老乌龟司马懿当年就是靠着这一招，生生地耗死了绝世奇才诸葛亮，司马师不过照章办事而已。
司马懿：没错，就是我教的~
看到司马师按兵不动，毌丘俭与文钦便兵分两路：毌丘俭坐镇于项城为本阵，文钦在外游击为翼卫，也摆出了一副长期对峙的架势。
然而，毌丘俭和文钦忽略了一点——有些时候，乌龟也是会咬人的，而且一旦咬住就绝不会松口。
表面上的司马师，坐在大营中悠然自得、稳如老狗，但私底下他却悄悄地祭出了第二招——暗度陈仓。
在他的调动下，镇南将军诸葛诞率领豫州兵马自安丰津（今安徽寿县安丰镇）渡过淮河，进逼寿春，断掉了叛军的归路；征东将军胡遵则率领青、徐大军把守住谯县（今安徽亳州）与宋县（今安徽太和县附近）之间的区域，堵住了叛军转而北上的可能，三路大军犹如一张大网，悄悄地将淮南叛军裹在了里面。
铁桶合围、瓮中捉鳖，这就是司马师为此战写好的剧本。
随着曹魏大军不断集结，毌丘俭和文钦也嗅到了危险的味道，他们收缩兵力，盘踞在项城一带，打算和司马师打一场鱼死网破的决战。
在这种情形下，虽然司马师一方的兵力占据了绝对优势，但如果与死守项城的叛军正面硬刚，损失必然不小，且如果吴国趁机在背后捅刀子，魏军反而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当中。
为了尽快消灭叛军的有生力量，司马师又秀出了第三招——“引蛇出洞”。
司马师传令兖州刺史邓艾，率领一支小部队奔袭距离项城不远的乐嘉城——乐嘉城虽小，却是项城西面的唯一屏障，若此地有失，叛军就会陷入以孤城自守的绝境。
收到情报后，叛军果然上当，文钦亲自率领大军，恶狠狠地向乐嘉城扑来。
然而，等到文钦赶到乐嘉城时，等待着他的不仅有邓艾，还有魏军的主帅——司马师。
原来，司马师在派邓艾向乐嘉城出击的同时，自己亲自率领轻骑，星夜向乐嘉城进发，要内外夹击，一口吞掉文钦。
望着面前黑压压的大军，文钦不禁感到一阵战栗——这时他才发现，这个人并不是乌龟，而是一头狼！
应当说，在这场战役中，司马师的战略几乎无懈可击——直到文鸯发起突击为止。
也许是司马师完全没有想到，在全面劣势的情况下，文鸯依然敢于向他的大营发动进攻，因此，当文鸯突击的消息传来时，司马师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正是这个动作，使得他尚未愈合的眼部创口迸裂了。
为了稳定军心，司马师用被子蒙住脸，死死咬住被角，直到被子被咬破也没有发出一声叫喊，直至于他帐外的卫兵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文钦退兵后，司马师忍着巨大的疼痛，立即部署各路军马展开总攻。在魏军的强大攻势下，坐镇项城的毌丘俭弃城而逃，在安丰津被斩首，文钦父子则仓皇逃往吴国，而叛军的大本营寿春也被诸葛诞一举攻克，“淮南二叛”就此平息。
战事虽平，但司马师却由于伤势过重，仅仅七日后便在许昌去世，时年四十八岁。
三、阴谋的味道
可能有人要说，你拉拉杂杂地写了一大堆，司马师的死因不还是意外嘛？有什么好论证的？
诚然，如果按照史书记载来看，司马师死于意外，几乎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然而，当我们将这次战事从头至尾细细捋过一遍后，却能够发现，在这次意外的背后，还存在着诸多可疑之处。
第一个疑点：临阵换将。
根据《三国志》、《晋书》等史料的记载，当毌丘俭、文钦起兵时，司马师并没有打算亲自讨伐，而是准备派自己的叔叔司马孚为主将前去平叛。
当司马师做出这一决定时，有几个人当即表示了反对，而其中意图最坚决的人，叫做傅嘏。
按照《裴注三国志》中援引《汉晋春秋》的说法，当时傅嘏对司马师进行了“固劝”、“重言”，翻来复去地说个没完，直到司马师“蹶然而起”，答应亲征才罢休。
乍一看，傅嘏的说法没什么毛病，但细细一想，又不太对头——
自从司马师掌握魏国大权后，先后主持对外打了三仗：分别是嘉平四年的东关之战；嘉平五年的讨胡之战；以及与讨胡之战同年的新城防御战。
这三场战事结果如何呢？
东关之战，司马师亲自决定战略，惨败；
讨胡之战，司马师力主派陈泰上阵，无功；
新城防御战，司马师改派司马孚领兵出征，大胜。
这个......着实有些尴尬了。
因此，派司马孚前去讨伐叛军，实在是没毛病，而傅嘏力劝司马师出征，如果不是脑子坏掉，就恐怕是另有一番意图了。
我们先暂且将这个疑问放在一边，再来看看第二个疑点：文鸯突击的过程。
《三国志.毌丘俭传》中，是这样描述这场战斗的：
在这段记载中，有一个关键点：“夜来欲袭”
众所周知，夜袭这项手艺，讲究的是个兵少而精、来去如风——兵少而精，才能在视力极度受限的情况下进行统一指挥；来去如风，才能在敌人反应过来之前造成最大的混乱。
著名的“甘宁百骑劫曹营”就是夜袭的典范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文钦、文鸯前来夜袭前，认为敌军只是邓艾率领的万余人而已，因此，当司马师大军突然出现时，文家父子所率领的部队就明显地不够用了。
此外，作为这场战斗中的奇兵与杀招，司马师和他的部队在抵达乐嘉城时理应做好万全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绝没有赶到战场后，反而放松警惕，呼呼大睡的道理。
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文鸯还能够长驱直入，甚至直接震动了司马师所在的中军，最有可能的原因只有一个——在司马师的军中，有人暗中相助。
这个人是谁呢？
在《毌丘俭传》的引文《魏末传》中，提到了一个人——尹大目。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尹大目曾是“曹氏家奴”，又在追赶文钦时着意透露司马师旧伤复发的消息。因此，当文鸯劫营时，尹大目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趁机虚张声势、煽动混乱的角色。
正是由于尹大目的煽动，部队开始混乱，司马师才会误认为文鸯已经攻到了他的大营附近，这个完全出乎他意料的变化，最终引得司马师伤口迸裂，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
如果要探究尹大目这样做的动机，就要追溯到六年前，那起震动了天下的“高平陵事变”。
在控制了洛阳后，为了将曹爽骗回洛阳，彻底消除后患，司马懿派出了一批批说客，而与曹爽交情深厚的尹大目，也被派了出去，为曹爽带去了“惟免官而已”的承诺。
之后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司马懿挥起屠刀，曹爽与他的党羽们人头落地、满门抄斩。一时间，洛阳城满是血雨腥风，而在鲜血染红的高台之上，司马懿和他的附庸们觥筹交错，庆祝着来之不易的胜利。
在这个时刻，没有人想起尹大目。
大清洗结束后，尹大目既没有因曹爽的关系受罚，也没有因司马家的得势而受赏，依然回到宫中，老老实实地做他的殿中校尉，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然而，对于尹大目来说，他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了——在心怀曹魏的旧臣眼中，他是见风使舵、卖主求荣的小人；在得势的新贵面前，他是再无利用价值，也不会产生任何威胁的废物。
游戏中的尹大目 也是一副委屈相
被世人唾弃与遗忘的尹大目，就这样默默地生活着。
他的委屈，无人明白；他的愤怒，也无人知晓。他只能等待，等待一个报复的机会。
六年过去了，当文鸯挺枪跃马，冲进司马师的军阵时，尹大目的机会终于来临了。
四、主谋是谁？
如果文章到这里画上句号，那么司马师的死，就成了一个小人物复仇的故事。
然而，在我看来，这个推论还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根据曹魏的制度，殿中校尉负责领兵侍卫宫廷，是品级仅为七品的低阶武将。也就是说，当司马师出征时，尹大目根本就不该出现在部队中，更不可能第一时间便得知他旧伤复发这种机密消息！
换言之，尹大目出现在这里，只有一种可能：他是被人安排在司马师左右的。这个人通过尹大目，一直在暗中关注着司马师的一举一动，而这个人，才最有可能是导致司马师死亡的幕后黑手。
那么，这个在暗中操控的人会是谁呢？
我的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远在洛阳的皇帝——曹髦。
理由很简单，尹大目作为殿中校尉，“常侍在帝侧”，同时又是曹氏的同乡，他完全有可能从曹髦这里直接得到指令，在军中打探消息，伺机除掉司马师，消除曹魏皇室最大的威胁。
然而，我很快意识到，曹髦是很难将尹大目安插进司马师身边的——至少他自己很难做到。
在《三国志.三少帝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曹髦继位之后，司马师曾经向时任中书侍郎、经常接触皇帝的钟会打听，这位新皇帝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钟会回答的很简单：“（曹髦）才同陈思，武类太祖。”
也就是说，在钟会看来，这位年轻的皇帝，是个能与曹操、曹植比肩的人物。
听了钟会的话，司马师感叹道：“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那是社稷之福啊！”
从这句话中，我们能感受到司马师的情绪——有怀疑、有掩饰，更多的则是暗暗的防备。
在司马师已有防备的情况下，曹髦不可能直接安排自己的亲信进入司马师的部队，否则，以司马师的性子，恐怕队伍还没出洛阳，尹大目就被他找借口料理了。
因此，曹髦如果想要实现他的目的，必须要找到一个合伙人——这个人必须深得司马师信任，能够将尹大目安排至军中而不被怀疑；同时他又要对司马师深怀不满，有除掉司马师的主观愿望。
很明显，在当时的曹魏朝廷中，这样的人并不多。
经过慎重的选择，曹髦最终找到了这个合伙人——司马师的亲弟弟，司马昭。
五、最终的真相
之所以会将司马昭列入怀疑对象，是因为我在反复查阅与司马师死亡有关的史料时，突然发现，作为司马师的弟弟，司马家实际上的二号人物，在整起事件的过程中，竟然显得毫无存在感，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
这种反常的现象，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这些史料，当我渐渐走向深入时，却发现了一个令人悚然的事实：虽然我们在字面上找不到司马昭的踪影，但在许多关键环节的背后，司马昭又仿佛无所不在——
前文说过，当毌丘俭、文钦起兵时，司马师是倾向于派司马孚出征的，而当时劝说司马师亲自出兵的人，除了傅嘏之外，还有一个人，叫做王肃。
这位王肃，就是魏国前任司徒、“鬼畜网红”王朗的儿子，此时官居太常，位列九卿之首，主管祭祀、宗庙、帝王陵寝、文化教育等事务，是个职位很高、权力却不大的清贵官员。
网络世界中，王肃的名气比他老爹王朗差得远
按理说，军队事务，轮不到他来指手画脚，但王肃还有另一个身份：司马昭的老丈人。在司马师大病未愈的敏感时刻，王肃出来劝说司马师亲自出征，很难说背后没有司马昭的意志。
而当司马师决定亲自平叛时，司马昭领到了一个新的任务——以征西将军兼任中领军，留守洛阳。
曹魏时期，中领军是皇城禁军中的最高职位，司马师为司马昭安排这一职务，很明显是为了控制洛阳城的武装力量，以防后方出现变乱。
——这就很有趣了，因为按照曹魏禁军体系，殿中校尉尹大目实际上是司马昭的下属。可以想见，如果司马昭以护卫司马师安全为名，安排尹大目进入司马师的身边，对于他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在“司马师死亡案件”中的关键人物，似乎都与司马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这些证据，只能够说明司马昭有加害司马师的能力，却不能确定司马昭就是策划谋害司马师的真凶。
如果要坐实司马昭的罪名，我们首先要找到司马昭的动机。
在我看来，司马昭最初的动机，大概要追溯到嘉平四年（公元252年）的东关之战时。
东关之战，是司马师掌握大权之后，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所发动的战争，由于战略思想不统一，魏军在东关被诸葛恪率领的吴军打得大败，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这损失大到了什么程度呢？毌丘俭起兵的檄文中提到了：
贼退过东关，坐自起众，三征同进，丧众败绩，历年军实，一旦而尽。
因此，在战事结束后，为了安定局面，司马师需要尽快找到一个替罪羊，挑来挑去，他选中了担任监军的司马昭——削去了他新城乡侯的爵位，以这种形式给了满朝上下一个说法。
从司马师的立场来看，这不过是收买人心的必要手段，但在司马昭眼中，这件事就没这么简单了——
根据《三国志.王修传》的记载，东关之战失败后，司马昭曾经责问属下：“谁应该为这场失败负责任？”
曹魏元老王修之子、行军司马王仪则回答道：“您是统帅，当然是您来负！”
司马昭登时大怒：“你这是要加罪与我吗？！”随即喝令左右，将王仪推出去砍了。
为了消除负面舆论，司马昭不惜诛杀曹魏元老的子嗣，可见，东关之战的失败，对于司马昭来说，是绝对负不起的责任。
因此，当司马师将失利的罪责全部推到司马昭头上时，司马昭的内心恐怕是相当崩溃的。
如果说，成为东关之战的替罪羊，只是导致了司马昭不满的话，那么，发生在嘉平六年的“平乐观事件”，就实实在在地让司马昭感到恐怖了。
这一年秋天，司马昭在陇西击退姜维的进攻后，带兵回到洛阳。
在洛阳郊外的平乐观，司马昭接到了皇帝曹芳的诏书，称皇帝亲临平乐观，要来检阅大军，并要他进观内觐见。
走进观内的司马昭，立即感觉到了异样的气氛：面前的皇帝脸色苍白、极为紧张，而皇帝左右的侍卫们亦是个个神情不善、杀气外露。
看到这种情况，司马昭匆匆行礼后，迅速走出平乐观，带领大军火速回到了洛阳城内，并将这件事告诉了司马师。
很快，事情便查清了：原来，当时的中领军许允与皇帝谋划，要在平乐观诛杀司马昭，夺取军队的控制权，并以此为倚仗，逼迫司马师交出权柄。只不过是皇帝临时畏缩，才让司马昭捡了一条性命回来。
在我看来，这件事对司马昭来说，无疑是一记警钟——即使他是大将军的手足、司马家的二公子，但只要手中没有实实在在的权力，就总会有人会利用他来对付司马师、甚至毁灭整个司马家。
而且，一旦到了那个时候，司马师会为了保住他这个弟弟，而乖乖交出权力吗？
答案一目了然——东关之战的结局，就是最好的说明。
因此，要保住自己的性命，唯一的道路，就是取而代之。
什么手足情深、同胞兄弟，在至高无上的权力面前，又算的了什么？
现在，我们可以推理一下皇帝与司马昭的计划了——
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司马师，最好的地点莫过于战场——他王肃与傅嘏劝告，就是这个计划的第一步；
执行这一人物，需要一个死士——仇恨司马家多年的尹大目，便是最佳人选，只不过在最关键的时刻，杀出一个文鸯，代替了尹大目的角色；
司马师死后的权力分割——司马昭接替司马师，成为司马家的领袖，曹髦则重新掌握朝政大权，各取所需。
正因如此，当司马师死后，曹髦才敢于下旨，命令司马昭留镇许昌，而将大军交给傅嘏，回师洛阳。
不得不说，曹髦毕竟太过天真——司马昭以弑兄为代价换回的权力，怎么可能轻易交出去呢？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司马昭公然抗旨，率领大军回到洛阳，正式接管了司马师留下的一切，继续吞噬着曹魏的天下。
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司马昭终于笑到了最后。
一个新的朝代，即将到来。
晋朝的建立 多半应归功于司马昭
后记
司马师的死，其实在历史上并无太多争论，主要是由于史料散佚过多，且这种机密事件，所了解的人应相当有限，因此，真相难以探究，也是并不奇怪的事情。
然而，作为一个一贯的阴谋论者，衔笔一直认为，历史上所有的巧合，背后必有它的原因存在。这篇文章，就是在这样的想法之下完成的。
由于史料缺乏，其中许多环节都是基于衔笔本人的推论。希望有同样考据之癖的朋友们，多多批评指正。
晋景帝司马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