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历史叙事结构中，安史之乱往往被认为是唐王朝内部人事因素惹出来的祸。但不管在位的皇帝是谁？或者皇帝周围的人又换成了谁，都只是在改变爆发时间而非爆发结果。相反，唐朝的历史传统与应对策略都足以说明，安史之乱是逃避不了的结局。
历史上，很多人将安史之乱归结于唐玄宗的昏庸、杨贵妃的过度受宠和杨国忠的胡乱弄政。但这些因素都不过是次要性质的，对于事情本身的趋势发展是没有太多干扰。这些因素的变量，仅仅是安史之乱爆发的时间，并直接影响那些经历安史之乱的整个经过。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安史之乱是无可避免的事情。这是唐朝的起源与当时处境所共同决定的。以安禄山为代表的北方番将，尤其是来自昭武九姓的中亚粟特集团，从北朝开始就在中原军队中占有很大比重。到了唐朝建立，许多粟特人在经商之余，还在内地的军政中担任军官。只不过在安史之乱前的很长时间里，他们所占比例还算有限。混迹在数量可能更多的突厥人与鲜卑后当中，不显山不露水。
安史之乱的祸根，真是唐玄宗昏庸、杨国忠乱政？
到了唐玄宗的时代，由于唐军从北周-隋朝时遗留的军事资源被消耗殆尽，非常需要补充新鲜血液来加强作战水平。尤其是经历了武则天时期的重大混乱后，过去的府兵体制被完全摧毁。唐朝也借用自己源自北朝鲜卑的经验，开始进一步倚重外族战力。这个传统在武则天之前就已经十分流行，到唐玄宗时代则有点井喷式发展。
最明显的部分，就是安禄山、史思明以及麾下的众多叛军的来源。不是中亚的粟特后裔，就是来自草原各地的突厥系归化人。甚至还有新蹿起的契丹和奚人。哪怕是族谱来自内地的军官，长期身处这样的军队环境，本身也就属于其的一份子。这些人就是唐朝倚重的战力来源，并因为中亚世界的形式变化而被迫在东方寻找新的家园。所以，安禄山的叛乱本身，就是中亚的昭武九姓尝试在东亚地区建国的一次爆炸性尝试。但唐朝的固有统治模式，给了他们以很大的操作空间。
安史之乱的祸根，真是唐玄宗昏庸、杨国忠乱政？
既然叛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那么皇帝是不是唐玄宗、宰相是不是杨国忠、后宫里有几个杨贵妃，对于事情的发作又会有什么影响呢？何况，但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来，习惯于听西域音乐、喝西域美酒的唐朝统治者，最容易想到的帮手是哪些呢？是哥舒翰这样出生与安禄山类同的番将！
当唐朝发现自己手里的突厥人哥舒翰和高句丽人高仙芝都已经用烂用完，他们就会尝试从更远的地方，招募更多新鲜血液加入。比如龟兹和于阗两个西域小国君主，就亲自带兵到河西走廊以东参战。之后还有来自昭武九姓本土的粟特人和南方的吐火罗人赶来。至于其他主力，则有回鹘人这样的新突厥系势力。而曾经与大唐兵戎相见的吐蕃和阿拉伯帝国，也出动了规模有限的部队。正是他们作为唐军的主要反击兵力，完成了众多临时征召部队所没有能力承担的反击重任。
安史之乱的祸根，真是唐玄宗昏庸、杨国忠乱政？
从这个贯穿安史之乱前后始终的逻辑，你就更应该理解“安禄山现象”的必然性。这是唐朝建立时就继承的政治模式与统治习惯，也是唐朝得以在数次风波中挺过来的原因。但象征性的拨乱反正在安史之乱后展开，唐军的战斗力也是更加羸弱而没有一点触底反弹的意思。
到了王朝的末期，唐朝君主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吸纳新来的沙陀人和党项人。很多将领出征时，往往会要求带上数量有限的沙陀骑兵压阵。这更是对安史之乱必然爆发的第三次验证！
安史之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