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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张学良为何不杀了蒋介石?因为毛泽东提出三策选了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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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清晨5点多钟。

西安临潼华清池的早上,天气清冷。

蒋介石正在“五间厅”3号房熟睡。

作为国民党的一号人物,任何时候,他的安全总是最重要的。

因此,蒋介石的临时行辕布置了三层守卫。

第一层守卫位于外院,守卫由中央宪兵团,以及张学良的卫队构成。

第二层守卫地点位于内院的二道门。

第三层守卫最为重要,位于五间厅,因此这一道守卫全是蒋介石的亲信侍卫。

尽管守卫严密,但是在计划周详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署里,也没有了用处。

在大约一个多小时之后,枪声响起,蒋介石的守卫难以抵抗,老蒋逃到骊山。

不久,蒋介石,以及与他随行的军政要员十余人(包括家属和随从卫士等人),全部被捕。

这些要员,包括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蒋百里等。

总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这次操作,动作确实比较大,搞得中外震惊。

至于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什么这样干?

原因大概就一个,那就是在日寇侵华的民族危亡之关头,蒋介石不积极抗日,却费尽心思来“剿共”。

西安事变,张学良为何不杀了蒋介石?因为毛泽东提出三策选了上策西安事变,张学良为何不杀了蒋介石?因为毛泽东提出三策选了上策

蒋介石令张学良“剿共”,在1935年9月至11月,张学良率部搞了三次“剿共”之战,但是损兵折将、无一胜利。

在此情况之下,张学良认为继续“剿共”,自己手中的东北军恐会打光。如果部队打没了,就没法抗日为父复仇了。因此,必须另谋出路。

在此背景之下,张学良开始与中共发生接触,并且逐渐对中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尤其在1936年9月,张学良与周恩来第一次会晤后,在抗日问题上,张与中共基本是一致的。

既然认识到抗日才是目前的首要大事,于是,张学良开始对蒋做工作,希望老蒋放弃“剿共”,联共抗日。

但是,无论张学良采取什么措施进行劝谏,但是都无法改变老蒋的“剿共”之心思。

在这样的双方摩擦中,逐渐有了不和的信号。尤其是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信心和信任度都在逐渐减弱,一度打算撤换张学良和杨虎城。

在12月11日晚上的晚宴上,蒋介石还真宣布了撤换的一道“圣旨”,由蒋鼎文担任西北剿匪军前敌的总司令,由卫立煌出任晋陕绥宁边区的总指挥。

这一道“圣旨”就是明白无误地夺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兵权,他们哪能接受?于是,原本谋划的“兵谏”就在翌日黎明毫不犹豫地果断实施了。

蒋介石被扣押,对于当时的各个方面而言,都是头等的大事。

也正因此,接着便出现了一个头等的难题——蒋介石抓倒是好抓,可是却不好处理。

动一下老蒋,是牵动全国大局的大事。

因此,当时就出现了三种态度:

一种是就地杀掉;

一种是扣押软禁;

一种是就地释放。

但是俗话又说了,请神容易送神难。道理搁在老蒋这里也是一样,抓他容易处理起来却极难。

杀吗?恐怕不敢。

长期软禁吗?恐怕也不现实。

就地释放吗?那何必还抓呢?

怎么样,都是不好处理的。

当张学良这边犯难的时候,南京那边已经开始动作了。

老蒋被抓后,南京留任的最大官员是何应钦。

何应钦先是找戴季陶、吴稚晖、熊斌商议对策,接着又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上,与会人员也是两个态度:

一个态度是立即发兵讨伐西安;

另一个态度是暂不用兵。

但是,最终,主张讨伐西安的意见占了上风,于是何应钦就做出了讨伐西安的军事决定。事后看,无论从军事上,还是从政治上看,这个决定多少有点无脑,此是题外话,暂且不论。

总之,在何应钦的率领下,组织了东、西两路大军向西安进军,另有空袭部队在洛阳集结,协同正面部队轰炸西安。

如果按照何应钦的计划,打算“血洗西安”以救蒋,若真实施到底,这哪里是救蒋,分明是要老蒋的命。

可是,蒋的嫡系将领,都被带到西安,被扣押了。

蒋的老婆宋美龄等亲属一族又不在南京,所以说当时的南京政府,对于蒋介石而言是极其不利的。

直到13日早上,宋美龄带着孔祥熙等人急匆匆回到南京,立即表态:坚决反对何应钦的武力讨伐计划。

于是,南京内部,再次就和平救蒋还是武力讨伐产生分歧。

除了南京政府方面的情况外,蒋介石被抓,国际上也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有两种态度。

以美国、苏联、英国,则是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的。

但是日本,却是支持何应钦武力讨伐西安,以期引发新的内战,然后从中获渔翁之利的。

日本之用心,可谓极其险恶。

至此乱局,以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政治才能,根本是无力处理的。

或者说,张、杨不具备这样的高难的政治智慧。

因此,张学良与中共积极接洽,在抓蒋当日,张、杨就联名电邀中共能够赶紧派人来一起商量大事。所谓大事,不过是事变的后续事宜,其中最核心的大事,自然就是如何处置蒋介石。

毛泽东在12月12日上午8点就收到了张、杨的电报。

13日早上,中共中央召开会议,研究针对西安事变的方针。

第一是中共的态度是拥护该次事变的。

第二是如何处理蒋介石,当时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一个处理意见,也是此事件发生后,中共方面最初的第一反应(后面还有变化)——“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最后中共决定派遣周恩来前往西安,协助张学良处理事变事务。

12月15日,周恩来带领罗瑞卿等一行18人从保安出发,17日晚抵达西安。

但是,就在周恩来离开保安前往西安的两天时间里,事变的处理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就是宋美龄回到南京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宋美龄一心想救蒋,所以全力活动,尤其是坚决反对武力讨伐西安,并且派遣端纳从南京飞往西安先见蒋介石。端纳原来是张学良的顾问,身份特殊,前去以看情况。

第二个是张学良本人的态度,张学良在扣蒋之后,面对乱局,他对蒋的态度也在转变。尤其是,他不但不想对蒋进行加害,反而多次对周恩来表达了他对蒋的态度,那就是——“只要蒋介石答应我们抗日,还继续拥护他做领袖。”

第三个日本继续煽动亲日派,讨伐西安。12月16日,南京的讨伐令下达。

事变突然,所有的情况都是跟着瞬息万变的。

既然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共方面也要根据情况的变化采取不同的对策。

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态度也从“审蒋”变为有条件的“释蒋”。

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希望西安事变的处理是和平的解决方式。

为此,在12月16日的时候,毛泽东还专门给阎锡山致电,其中写道:

“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覆亡。”此和平主张,为当时首次提出。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请阎锡山能够——“周旋宁、陕之间,先停军事行动,再议时局善后。”

实际上,在当时的乱局之下,毛泽东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智慧,是绝对超群绝伦,时人无出其右者。

到19日,中共就西安事变再次召开会议。

毛泽东对被扣蒋介石的处置,他前后一共提出了三种意见。

即上、中、下三策:

下策为“杀”;

中策为“不杀不放”;

上策为是“放”。

最后,毛泽东选择了上策。

为此,在19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两手”办法。

所谓“两手”,即一手争取和帮助西安妥善处理事变;另一手则是“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

说到底,毛泽东的对策,不仅是要放蒋介石,而且实际上做好了保护蒋介石的军事准备,因为一旦讨伐派“血洗西安”,那么蒋介石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总之,周恩来带着中共的政策、毛泽东的意见,来到了西安,带给了张学良。

周恩来带来的意见,对于张学良而言,极其重要,具有决定局势之变化的重要意义。

因为在乱局中的张学良,正不知该如此往下走。

17日晚周恩来抵西安后,张学良就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彻夜的长谈。周恩来带来的中共的态度,以及毛泽东对蒋的处置意见,让张学良心里感到十分踏实。

原本张不想杀蒋,但是不杀该怎么办?总不能老软禁扣押着吧。

毛泽东提出了放,但是要有条件的放。

这个条件呢,就是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这个意见,对于张学良而言,简直是太宝贵了。

因此,张学良对周恩来说道:

“说心里话,我张学良对您和毛先生(指毛泽东)的意见一直是尊重的,‘兵谏’是天大的事,你们中共都主张和平解决,我张学良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但是,西安事变的主导者并非张学良一人,还有杨虎城。

事变发生后,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张学良集团的人,竟也是两种意见。

以张学良为首的,主张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放蒋。

可是以杨虎城为首的,其主张却是联共、反蒋和抗日。

也就是说,张学良主张放蒋,但是杨虎城却持保留意见。

杨虎城如此之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杨虎城对蒋在被逼之下做出的抗日态度缺乏信任;

第二个原因是,杨虎城担心放蒋之后,遭到报复。

杨虎城的考虑,有他的道理。

但是,在当时的大局势面前,他的考量,却带着更多私人性质,毕竟还是短、浅了。

可是不管怎么说,放蒋,毕竟也得经杨虎城同意。

但是张学良却无法说服杨虎城,怎么办?他请周恩来帮忙。

18日上午,周恩来亲自来到杨虎城的住所。

两人经过深入交谈,杨虎城被周恩来的意见所折服,见中共能够不计前嫌弃放弃“党恨”(之前蒋介石曾派出大军多次剿共,抓捕、残害共产党员等人士),以民族大义为重,而自己却还纠结于个人小利,惭愧不已,愿意接受中共对蒋的处置意见。

至此,在毛泽东的意见指导和周恩来的周旋下,张学良和杨虎城,就如何处置蒋介石和平处理西安事变,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

在西安释放出了和平解决信号后,在以宋美龄为首的南京军政人员的周旋努力下,最终蒋介石得以有条件的释放。

但是,在这其中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为何不主张张学良杀蒋介石?事后才知主席真的很高明。其实有两个重大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关系民族存亡的。

当时,日寇对中国虎视眈眈,侵华之心,已经是路人皆知。

对于日本而言,唯恐中国不乱。中国大地战火越频繁,对于小日本的狼子野心越有利。如今如果蒋介石被张学良杀掉,国民党必然分裂,国民党内部再发生新内战,对于中华的民族存亡,可是非常要命的。

因此,蒋介石不能杀,国民党不能乱,中国不能发生新内战。此一节关系到了民族之存亡,足见毛泽东之阔达之胸怀。

第二个原因是关系中共命运的。

西安事变发生后,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立即集结了几十个师的兵力向西安进发。而当时刚刚历经万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恰恰都在陕北一带会师。红军刚冲出敌人的封锁,兵困马乏,资源欠缺,正待休养蓄力。如果国民党大军围攻西安,红军也有可能再次陷入敌人的围困,这又是关系到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

因此,在此重要的关键时刻,如何化危机为良机,非常考验领导人的政治智慧。

毛泽东主席正是在这样的危机关头,第一个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也是第一个提出有条件放蒋之人。

如此解决,于国于党,皆有大益处。

于国,免于陷入日本之圈套,走入分裂和内战,而且重新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于党,则避免了与国民党军的军事冲突,得到了修整的宝贵时间。

历史,就这样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

参考资料:

1:《挽危救亡——西安事变》第264页至265页

2:《毛泽东年谱》

3:《1936:历史在这里拐弯——西安事变始末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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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镜花水月
关键词: 西安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