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3日深夜，蒋介石从成都飞往台湾时遭国民党起义队伍和中共地下党阻击，由于胡宗南拼死护驾，使蒋介石在枪林弹雨中得以安全逃离大陆。
11月30日，蒋飞抵成都，入驻中央军官学校。12月7日，蒋介石收到“解放军已向成都逼近”的电报。蒋介石决定离开成都，他签发了手谕：“命令政府迁至台北，并在西昌设大本营，统率陆海空军在大陆指挥作战。此令。中正。民国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
12月8日下午，蒋介石要到成都市区去转一转，他要与成都诀别了。回来后，侍从送来两份报告，蒋介石在成都市卫戍总部请示“成都自明日起开始疏散”报告上，颤抖地签了4个字:“如拟。中正。”
当时整个成都人心惶惶上空笼罩着死沉沉的气息，为了安定人心，顾祝同把蒋介石的两架座机“中美”号和“美龄”号，在凤凰山机场和新津机场各停一架。官员们看到蒋介石的座机还在能安心一些。顾祝同又密令飞行人员一律不得离机。因天气寒冷，整日都用炭火在机身机翼下烘烤以保持温度，以便飞机随时起飞。
这时，蒋介石又接到两个极为震惊的消息:张群等人在昆明被卢汉扣押。卢汉已发出起义通电；刘文辉、邓锡侯等四川籍主要将领不知去向。这让蒋介石又遭恶火攻心。
明面上，蒋介石在忙着“迁台”作善后安排；暗地里，中共地下党“留蓉工作部”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捉蒋”行动。国民党第95军副军长杨晒轩起义后，立功心切要求承担这一任务，一旦捉蒋成功，功勋不亚于“西安事变”。
1949 成都策划二度“西安事变”，蒋介石枪林弹雨中狼狈逃离
“捉蒋敢死队”于12月10日成立，计划在当日晚上行动，200名队员埋伏在蒋介石可能居住的中央军校、励志社两处大门口，严密注视蒋介石的车队驶出，但一直未发现蒋的车队出来。敢死队感到疑惑之际，《成都晚报》的通栏大字标题刊出了这样的消息:“蒋总裁昨已离蓉飞台。”
原来蒋介石已经溜了，“捉蒋”计划只能放弃。谁料12月10日的当天下午，又传来消息:蒋介石在成都市区露面。报纸刊出消息:“蒋总裁下午轻车简从巡视市区。”中共地下党和敢死队研究后认为，很可能蒋介石已于两日前就离开了成都，报上的消息以及市面上的传言，可能是当局为掩人耳目而耍的花招，决定放弃捉蒋计划。这就中了蒋介石的“金蝉脱壳”。
这些消息都是蒋介石放的烟雾弹，蒋介石真正离开成都的时间是12月13日。12日凌晨，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起义通电传入黄埔楼。通电如雷贯顶，开头“蒋贼介石”几个字，惊得蒋介石从床上跳了起来。
国民党当局为了确保蒋介石离蓉的安全，进行了周密的筹划。当时，蒋介石几次往返成都与重庆，起降飞机的机场都是在凤凰山机场。这里，时刻停放着一架蒋介石的座机，人们都认为，蒋介石肯定会从这里起飞。成都以南30多公里的新津机场，距城区较远路上不安全，故一般蒋介石不在那里起降。早在12月初，胡宗南调动10辆坦克和装甲车停放在军校的操场上，用6个团警戒刘文辉的一个团。
中共地下党最后时刻得知蒋介石将从新津机场起飞，但胡宗南的大军已经集结，坦克、装甲车荷枪实弹，“活捉”已不可能。遂决定由刘文辉的一个团在武侯祠一线实施狙击。13日晚饭后，蒋介石已作好了离开成都的准备，他很清楚此行将是他与大陆的告别之行，或许也是永别。他把蒋经国叫到身边，两人合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中华民国国歌，伤感至极。夜11时，蒋介石一行钻入汽车，在装甲车、坦克和军校一个全副武装支队的护送下，浩浩荡荡地驶向新津机场。
车队经过武侯祠时，刘文辉部进行阻击，胡宗南的装甲车和坦克猛烈还击，蒋介石的铁甲车队冲了出去。车队驶到机场附近时，又遭到中共地下党武装的截击。担任警戒的胡宗南部和军校官兵立即猛烈还击，车队在枪林弹雨中边打边冲，冲到机场跑道上，停在了引擎已经发动“中美”号专机旁。蒋介石走出轿车后，没等后面的车辆来到，就直奔中美号专机，上机稍回过神来后，在舱门口，他与胡宗南握手告别，只说了一句话:“台湾见。”蒋介石别离成都，直至1975年4月5日在台北病逝，再也没有踏上大陆一步。（参阅《话说民国》、《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王伟）
西安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