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致东三省沦陷后，日军向华北地区推进，意图将华北变为第二个伪满洲国，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强迫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率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大举进攻已经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1936年2月，蒋介石又亲自到西安督战。张、杨两位将军激于抗日义愤，于12月12日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逼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此仅就它的国际影响，简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迅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德、意、日、英、法、美以及苏联和共产国际都精打自己的算盘，从各自利益出发，对事变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西安事变的国际影响
首先，日本对这次事变极为关注。西安事变的消息首先传入日本，日本内阁和军部立即召开国会，分析形势商讨对策。先是以“冷静的监视态度”对待，后又在暗中挑拨南京和西安之间发生战争。12月14日，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访南京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探询西安事变真相，要求南京政府“不得做任何损害日本利益的解决”⑴。15日，须磨弥吉郎又往访南京外交部部长、亲日派张群，“听取该事变的情报”，一再声言，如果南京政府执行所谓的八项主张，则日本将“不惜采取断然手段，以武力占领京沪”⑵。17日，日本外相有田也发表声明，要求南京政府“坚决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⑶。及至事变出现和平解决的希望时，日本驻华大使馆发言人又发表声明“假如中国对日态度强化而使蒋委员长释放，则形势必将趋于十分严重……我们绝不能把国民政府与张学良之间的任何妥协置之不理”⑷。接着，日本外相有田于19日约见南京政府驻日大使许世英时表示“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反对”⑸。23日，日本首相广田又在枢密院会议报告中明确表示“倘国民政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以抨击”⑹。由此看来，日本政府力主破坏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破坏中国的一切团结抗日机会。我们知道，从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中美联合”后，蒋介石投入英美怀抱，成为英美势力在华利益的代理人。而日本早年制定“大东亚新秩序”计划，想独占中国和东南亚，这样英美就成为其实现计划的障碍。因此，日本政府力主亲日派头子何应钦“讨伐”张、杨，来趁机除掉蒋介石，使中国政局出现混乱，以利于其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17日，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称“只要南京政府反共防共”，日本将“不惜给予援助”⑺。此外，日本政府还命令蒙奸徳王发表通电，停止攻绥，愿与南京合作反共，共同“讨伐”张、杨，还唆使冀东伪组织头子汉奸殷汝耕发表“剿共”宣言。总之，日本帝国主义不惜一切阴谋手段，利用各种外交和军事资助来破坏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扩大中国的内乱，为加快侵华铺平道路。
至于德意法西斯集团也主张何应钦武力“讨伐”西安事变，支持汪精卫建立伪南京政权，以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本文不再赘述。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英美法帝国主义国家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对英美来说，蒋介石既是他们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又是他们控制远东地区的主要依靠工具。所以，西安事变的发生使他们惊愕不定，犹如晴天霹雳。震惊之余，又不得不冷静分析西安事变的最终目的是逼蒋抗日。如果蒋介石被杀，亲日派势必把持中国政局，这样就会使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在华利益遭到摧残。同时他们也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与他们的在华利益并非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他们愿意在保住蒋介石的前提下，在某些问题上进行妥协。美国总统罗斯福通知驻华大使詹森说：“蒋的生命与全世界有着极大的关系”⑻，因此他们极力支持宋美龄等人反对“讨伐”张、杨，目的是保护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以维系蒋的统治。于是提出了只要保住蒋介石就不妨与“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⑼。英美政府还指使他们的驻华大使出面调解，并向孔祥熙提出“如果能由他们进行调解，或许可能有助于双方达成协议”⑽。在西安事变的第三日英籍澳大利亚人威廉·端纳就受英美指派飞抵西安，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创造了条件。同时，英国汇丰银行帮助中国、中央、交通三银行对黄金、外汇实行无限制汇兑，使事变期间上海金融市场得以保持稳定，以防政局混乱。
最后，我们再看看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
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政府谴责张、杨。1936年12月《真理报》发表社论，指责张学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举抗日旗帜，实际上则有利于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牺牲品”⑾。15日《消息报》也发表社论，谴责张学良“虽假借反日旗号，是以便利日本帝国主义”⑿，还说张学良是“在外国主子的授意下，竭力在中国制造新的有利于中国的敌人实现其侵略计划的混乱局面”⒀。这样，苏联和共产国际就把张、杨发动的事变——逼蒋抗日的爱国行动，说成是叛国投敌，把张、杨污蔑为“叛徒”，他们的态度昭然若揭。苏联政府为了表明自己不支持事变，19日苏联驻中国代办斯皮里瓦尼克发表声明，声称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系且自‘满洲事变’以来，未与张学良发生任何联系”⒁。当他们弄清楚西安事变的真相后，又主张和平解决，但他们的目的并非和中国共产党的目的一致，也是从自身利益出发。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里我们分析一下当时的世界形势。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方针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会议经过长时间讨论，作出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从而确定了建立适合中国特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联合起来，开展神圣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这个反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与苏联正在谋求建立远东地区抗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是不相符的。
1936年前后，希特勒正疯狂扩军备战，在亚洲日本帝国主义也加紧侵华准备，不仅想把英美排挤出中国自己独占，还对苏联造成严重的后方威胁。英美也纵容日本帝国主义把祸水引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消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特别是德日于1936年11月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更是让苏联感到腹背受敌。世界局势的发展迫使斯大林决定组织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其策略是联合各国的当权政府和实力派。而在当时红军长征刚到陕北，只有三万多人，联合共产党抗日是不可能的。以蒋介石为主导的国民党政府也就当然成了苏联联合的对象。如果当时苏联能够联合蒋介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以中国的兵力来牵制日本，那么苏联就可能全力以赴对付来自西方的威胁。所以这就是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张、杨的兵谏横加指责污蔑的原因。显然如果中国当时失去了蒋介石，亲日派把持了政权，那么苏联的反法西斯抗日统一战线就会成为泡影。这从侧面说明了苏联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从其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出发。
总之，西安事变的发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大反响，不管是德意日法西斯集团，以及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与共产国际，无论他们是主张武力解决还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都是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以牺牲中华民族的利益来维护自己在华利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纵观全局，对当时各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进行了科学分析，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联合了全国所有抗日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拯救了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灾难。正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的形势下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⒁
参考书目：
⑴、⑵：《西安事变史实》第24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⑶、⑷、⑺：《西安事变简史》第67~6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年版
⑸、⑹：《西安事变资料》第114页、21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⑻：迈克尔·谢勒《二十世纪美国与中国》第61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
⑼、⑽：《西安事变史实》第348页
⑾、⑿：《苏联对西安事变之观察》见《世界文化》1973年月日第一卷
⒀：《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11期第22~23页
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37页
西安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