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年五月，完颜宗弼兴兵南侵，宋金所达成的和约自然中止。但力主和议的秦桧，不甘心失败。
在完颜昌被杀之后，他又与宗弼暗通款曲，继续乞和。而在金兵遭受重创之后的宗弼，也由主战趋向于诱降，便致书秦桧说：
“尔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
秦桧意识到，和议的障碍，不只是来自士大夫，掌握兵权的武将更为可怕。于是，便与同党秘密策划削夺诸将兵权，杀害岳飞的罪恶勾当。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原为后周王朝掌管禁军的殿前都检点，周世宗卒，时年三岁的宗训继位。赵匡胤以契丹内寇之名，领兵出京，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兵不血刃，夺取了孤儿寡妇的天下。
有鉴于此，赵匡胤在天下初定之时，上演一出“杯酒释兵权”的把戏，削夺了诸将兵权。对兵制实行了改革，不准地方养练作战军队，各地只养一些专供役使的厢兵，精锐的军队全部由中央统辖，称为禁军。
军队的调遣，军事将领的任命，权力全在中央，实际上是掌握在皇帝手中。且用文臣为主帅，武臣副之。军队实行定期更戍制，三年一换防，以至“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
这虽然改变了晚唐五代时武臣拥兵自重，征伐不由朝廷，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但同时带来了一大弊端，即军队素质下降，战斗力不强。北宋时，辽、夏都是国力并不十分强盛的小国，宋朝的军队同他们打仗，往往失利，不得不长期输以“岁币”进行安抚。
北宋覆亡，原因很多，军队不能打仗是直接原因之一。
靖康、建炎以后，局面混乱，军队的成分很复杂，有散兵游勇（时称之为“军贼”)的重新组合，有收编的抗金义军，有收编的农民起义队伍（时称之为“盗贼”)。
其新崛起的将帅，多数起自这些队伍的下层，他们是在对敌作战中崭露头角，逐步提拔上来的，既有实战经验，与部属的关系也很密切，军队的战斗力自然大大加强。宋高宗为了维持他的半壁江山，不得不承认他们，不得不使用他们，但随着军队逐步扩大，这些人的战功越来越显赫，又时时提防着他们拥兵自重。
在很多文臣中也有这种思想。
张浚为相时:
“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欲渐取其兵属督府，而以儒臣将之，会淮西军叛，浚坐滴去；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复议用偏裨以分其势，张俊觉之，然亦终不能得其柄”。
这件事，成了高宗一桩心病。
绍兴七年，岳飞入朝奏事，对高宗说：
据说金人要在汴京立钦宗子为帝，在南方制造混乱，希望“皇子出阁，以定民心”。
岳飞所说的“皇子”，就是后来的孝宗。岳飞的本意是，应早定储位，安定天下民心，以免给金人利用钦宗之子来钻空子。
宋朝第二次杯酒释兵权：秦桧削夺诸将兵权，杀害岳飞
高宗一听，大为光火，说：
“卿将兵在外，此事非卿所当预。”
实则指责岳飞有拥兵自重，操纵废立的嫌疑，因而弄得岳飞非常紧张。
绍兴十一年，张俊自建康来朝觐见，高宗问他有没有读过《郭子仪传》，张俊回答读过，但没有读懂。
高宗说：
“子仪方时多艰，虽总兵处分，而心重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无纤芥顾望。故身享厚福，子孙庆流无穷。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飨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
这当然是对手握重兵的张俊不放心。
秦桧是深知高宗这块心病的。他正利用高宗这一点，策划解除韩世忠、张俊、岳飞的兵柄。
如何下手呢？
秦桧的党羽范同献计：“皆除枢府，而罢其兵权。”
秦桧以为得计，密奏高宗，以柘皋之捷，召韩世忠、张俊、岳飞赴行在，论功行赏。
这要回过头来说柘皋之捷。绍兴十一年正月，完颜宗弼再起衅端，发兵十余万人，再度南侵。
经过上年受挫之后，无论是兵力还是士气，大不如从前。但南宋在淮西的守备全撤，张俊军在建康、刘锜军在太平，杨沂中军在临安。金兵很快渡过淮河，进犯寿春，占领庐州，以兵时至无为、和州骚扰。
正月十九，刘锜以两万人先期渡江，至庐州，以城不足守，退至东关，依水据山，遏制金兵南进。正月二十九，杨沂中领三万人自临安出发。兵力最多的张俊，时在建康，却迟迟不发兵。
江东制置大使叶梦得对张俊说：
“敌已过含山，万一和州为金人所得，长江不可保矣！”
张俊这才于二月初四出师。高宗心里不踏实，又下手诏给岳飞，要求岳飞“星夜前来江州，乘机照应，出其敌后”。
岳飞在接到手诏前，于二月四日即上奏朝廷说：
宋朝第二次杯酒释兵权：秦桧削夺诸将兵权，杀害岳飞
“虏既举国来寇，巢穴必虚，若长驱京、洛，虏必奔命，可以坐制其弊。”
高宗否定了他的建议，再发手诏说：
“览二月四日奏，备悉卿意，然事有轻重，今江浙驻跸，贼马近在淮西，势所当先。兼韩世忠、张俊、杨祈中、刘锜、李显忠等皆已与贼对垒，卿须亲提劲兵，星夜前来蕲、黄，径趋寿春，出其贼后，合力剿除凶渠，则天下定矣。”
岳飞无奈，只得按朝廷要求出师。此时他正患“寒嗽”，嫌大军行动迟缓，亲率背嵬精骑为前驱，疾趋淮西战场。二月十八日，刘锜、杨沂中、王德、田师中、张子盖等人在柘皋击败金邢王阿鲁补、韩常的军队，金兵退出庐州。
岳飞兵至舒州（安徽潜山），派人与张俊联络，张俊不愿岳飞分功，说“敌已渡淮”，不须岳飞进军。岳飞只得奏报朝廷，在舒州待命。
张俊令刘锜回师太平，自己准备与杨沂中“耀师淮上”，然后回建康和临安。不料，宗弼用郦琼计，以兵急攻濠州，张俊赶忙追回刘锜，紧急前往救援，兵至距濠州六十里的黄连埠，城已陷落。斥堠报称城中已无金人，杨沂中、王德领兵前往，中了埋伏，被金兵打得大败。
岳飞闻讯赶赴战场，金兵闻风渡准北去。杨沂中三月十二日自宣化返临安，张俊三月十四日渡江返回建康，刘锜三月十八日从采石返回当涂。韩世忠的舟师逆水而上，兵至濠州，在淮河岸边与金人打了一仗，也回到楚州。这一仗，虽有柘皋之捷，但付出的代价太大。
张俊身为淮西宣抚使，金兵自寿春渡淮，即有疏于备御之误：
继而逗留建康，迟迟不发兵渡江，致使金兵肆虐江淮腹地，甚至和州、无为亦受侵扰；后因轻敌，导致濠州之败。
就是这个所谓的“柘皋之捷”，却被秦桧派上了大用场。四月，以“赏功”之名，召韩世忠、张俊、岳飞赴临安。
韩、张先到，岳飞因鄂州路远，落在后面。秦桧和他的同党王次翁终日惴惴不安，唯恐阴谋败露。
后来，王次翁的儿子王伯庠在《王次翁叙记》中说：
三大帅既罢兵柄，先臣语伯庠曰：“吾与秦相谋之既久矣。虽外示闲暇，而终夕未尝交睫。脱致纷纭，灭族非所忧，所忧宗社而已。幸而事成，上之英断与天合也，吾何力之有。”
秦桧、王次翁担心社稷安危是假，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是真。果真他们的阴谋败露，三大将兵权不解除，对国家当属幸事，而对他们个人来说，吉凶祸福就难以预料了。
一直等了六七天，岳飞才赶到。岳飞一到，高宗马上召见三大将，除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并宣押至枢密院治事。官是升了，但实际兵权被削夺了。
秦桧也算挖空心思，先装着以“何时可了”，“迟速进退”问计于三大将，引出三大将说出行军作战处处掣肘，难见事功等问题，意思是，有什么办法能使地方官配合。
秦桧说，无非是给你们挂一个职衔可以指挥地方官，朝廷是不吝惜给予你们的，使三大将在除以枢密使副时不产生疑虑，在不知不觉中解除他们的兵柄。
宋朝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官员除新职，照例应谢去旧职，三次上表辞免新职，秦桧请高宗每次推迟一两天答诏，利用这个时间把三大将所部军队改隶御前，等到他们醒悟过来，为时已晚了。
宋朝第二次杯酒释兵权：秦桧削夺诸将兵权，杀害岳飞
张俊这人很乖巧，事事迎合秦桧，力赞和议，他知道朝廷早就想削夺他们的兵权，所以在除枢密使之后，首先把他所统领的军马，“拨付御前使唤”；韩世忠、岳飞没有及时表态，秦桧又问计于范同，范同主张下一道奖谕张俊诏书，逼韩、岳表态。
诏书说：
李、郭在唐，俱称名将，有大功于王室。然光弼负不释位之衅，陷于嫌隙；而子仪闻命就道，以勋名福禄自终。是则功臣去就趋舍之际，是非利害之端，岂不较然著明。
这显然是一种威胁的口吻，暗指韩世忠、岳飞如不及时交出兵权，难免像李光弼一样“陷于嫌隙”。
高宗对三大将说：
“朕昔付卿等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乌珠（宗弼），何足扫除乎！”
同秦桧谈话的口气几乎一样。
在这种情势下，韩世忠、岳飞还敢不俯首听命吗！
四月二十七日同时下了两道省札：
一道是《改所管制领将副军兵充御前省札》，一道是《罢逐路宣抚司省札》，即撤销宣抚司，原各司所属军队一律收归朝廷，都冠以“御前”某军；各司所属的统制、统领官、将、副等官，一律隶属枢密院，并带“御前”入衔。
这就是说，原来这三位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现在手上没有一兵一卒了。三大将的问题一解决，其他将领就不在话下了。
随后，刘光世罢为醴泉观使，刘锜出知荆南府，有威望的将领几乎全被解除了兵权。这些人手握兵权的时候，秦桧多少心存忌惮，一旦失去兵权，就可以任其摆布了。
何俌《龟鉴》评论说：
谬哉！范同之为桧画计也。同之议曰：“诸将俱握重兵，必甚难制，莫若皆除枢密，而罢其兵权。”此同但求以助和议而然也。桧乃用之，诏罢宣抚兵隶枢院。附和则保富贵，是故张俊先至则除美官，韩世忠、刘锜不言和则伤于谗，岳飞最后至，被祸最惨矣！
不久，岳飞被诬杀，韩世忠罢官，张俊虽然力赞和议，对秦桧唯命是从，参与谋杀岳飞父子，在他失去利用价值之后，也被劾落职。
《系年要录》记云：
“初，太师秦桧与俊同主和议，约尽罢诸将，独以兵权归俊，故俊力赞其谋。及诸将已罢，而俊居位岁余，无请去之意，桧乃令殿中侍御史江邈论其罪。邈言：‘俊据清河坊以应谶兆，占承天寺以为宅基。大男杨存中，握兵于行在；小男田师中，拥兵于上流。他日变生，祸且不测。’”
当初他与合谋诬陷岳飞“谋反”，使岳飞丢了性命，现在江邈也说他要“谋反”，他还敢赖在枢密使的位子上吗！只得提出辞职。于绍兴十二年十月进封为清河郡王，充醴泉观使，奉朝请。
秦桧以谋夺三大将兵权有功，于绍兴十一年六月，由尚书右仆射进为尚书左仆射，由华国公进封为庆国公。范同因献计秦桧，由给事中进为翰林学士。
罢三大将兵权，是秦桧叛卖活动的重要步骤。对南宋来说，无异于自毁长城，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刚刚振作起来的士气、民气又衰落下去，自和成之后，二十年朝野以兵为讳，隆兴之役，开禧北伐，都没有振作起来。
杯酒释兵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