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戴笠眼中，“苏联的私心太重，帮助中国是有目的的。”英国人不够朋友，而法国人则是见利忘义、贪生怕死。
在中国单独对抗国际法西斯时，法国政府封闭滇越铁路、英国政府封闭滇缅公路，使中国对外交通完全断绝。法国还让六万日军假道越北进攻滇桂；德意日签订同盟，苏日互不侵犯，美国则运废铁支持日本的军火工业，然而国军有钱买不到武器，买到了又运不回来。
还有滇越铁路，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援华物资全部靠这条铁路运进来，所以它在抗战的初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戴笠对梅乐思说：“如果以前的古商道是把云南贫瘠的土地托起来，那么滇越铁路就是真正托起了云南经济的支柱。”1940年9月欧战爆发，法国封锁滇越铁路，英国封锁滇缅公路，以断绝中国对外交通，讨好日本，保护其远东既得之利益。
在1942年夏，流亡的法国戴高乐政府也曾派代表来中国，与军统局谈判建立中法特种技术合作所，主要是为了侦听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密电。虽然报复的机会到了，戴笠仍为大局着想，没跟法国计较。但法方代表对所谈事项外行，在戴笠眼中，这个流亡政府实在没有跟中国谈合作的本钱，却对中国又不大看得上眼，种族优越感仍处处表露无遗，最重视国家尊严与民族地位的戴笠，干脆关上协商大门，两国情报合作最终未能谈妥。
最后，真正合作成功的，是中国与美国联合建立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戴笠为何最终选择了和美国特工合作？
“中美合作所”成立的时候，曾签订一项协议，根据协议，主任是中国人，副主任是美国人，他们对于整个中美所的作业都有否决权。戴将军与梅乐思都很清楚，创造一种国际间的信任，最重要的因素，乃是为达成共同目标而必须获致的真诚协议；为了从速战胜强敌日本，双方都不容许有类似种族的偏见存在。戴将军固然不愿以优越的地位，强迫美国人做一件不合理的事情；梅乐思也不意凭借否决权来固执成见地造成意见的分歧。双方都是在互相尊重，互相信赖之下进行工作。
梅乐思常常训诲他的部属，不要让别人以为他们有优越感。他曾说：“我们美国人，一方面固然不容许被别人屈服；同时也应该克制自己，不要想屈服和我们共事的中国人。”根据他和戴将军亲赴东南沿海的经验，梅乐思认为：“许多缺陷和弱点，都必须自己解决。一个人如果不从亲身经历中了解战地的各种问题，而只坐在办公桌上凭空发号施令，那是不切实际的。”所以他鼓励美国人，必须多去战地获得经验，在中国从头学起。
中国是个贫穷的国家，尤其在独力支撑了四年抗日战争以后，格外显得拮据困难。公务人员的待遇非常菲薄，戴笠的军统局人员，虽然担任了特殊艰巨的任务，也不例外。但戴笠却本着中华民族一贯的自立自强精神，和蒋委员长“中国情报人员日常生活应严肃化”的训示，只给予口头或精神嘉勉就够了，绝不愿接受美国金钱的赠予，来改善同志的生活待遇和奖励工作的进行。此基本合作立场，特别引起梅乐思将军和美国朋友的尊敬，也更增进了合作的密切。
梅乐思将军和他的部属，经常发现接受训练的军统局同志之中，有很多能干的人才。他们负担危险的任务，显然不是想获得那微薄的薪水，而是基于他们对国家的忠贞，对事业的信仰。因为他们的薪金，相当于国军官兵的待遇，纵然有些额外的津贴，也微乎其微，仅够添置些出差的服装与零星费用。梅乐思赞佩道：“他们却越穷越坚定，越奋勇。”
梅乐思将军曾向戴笠建议，中美所的工作人员，凡是做谍报工作或破坏工作完成一次任务的，一律发给奖金，由美国支付。但戴笠没有同意，他以为“忠贞是不能用金钱买到的”，戴将军认为：“在中国战场上打击日军，最好让中国人自己来充分表现力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美国人的协助，除了技术知识和武器物资之外，最重要的是一种尊敬、信赖、竭力乐成的开明合作精神。这不但可以建立部队的信心，增强工作的力量，而且还可以使双方同舟共济的奋斗生活，成为一种永恒不忘的珍贵友谊。中美所的合作精神，就是如此。
戴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