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死后，他的貌美孙女戴眉曼日子过得怎样？

1991年，戴笠唯一的孙女戴眉曼赴台湾探亲。在阔别四十年以后，她终于见到了想念已久的生母郑锡英。

回到大陆后，戴眉曼带着母亲的嘱托来到了南京统战部，请求工作人员带她们去看一看祖父的坟墓。

然而当她抵达戴笠墓旧址后，大失所望，那里已经是一片废墟，遍地荒草，不见墓碑。

戴眉曼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轻轻地感叹了一句“只能怪我没有生在好的时代”，然后满怀惆怅地离开了南京。

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头号特务戴笠的飞机在南京江宁县上空坠毁。

树倒猢狲散。他死后，戴家开始走向破落。

戴笠的原配夫人毛秀丛早年因子宫癌在上海逝世，二人生有一子，名叫戴善武(亦名戴藏宜)。

1931年，17岁的戴藏宜小学毕业，他向来游手好闲，不喜读书，后来硬被戴笠让人押往上海，在一家私立大学继续上学。

戴笠忙于国事，无遐顾及儿子，戴藏宜大学肄业后进入了老家江山县保安一家小学当校长。

1940年，他加入军统，仗着父亲的权势，在国民党内挂了个少将军衔。

1941年5月20日，戴藏宜在戴笠的指示下，下令特务徐增亮和蔡刚在江山双溪口乡山沿，杀害了广渡乡乡长、中共地下工作者华春荣，犯下了严重罪行。

戴笠死后，这个昔日的纨绔子弟失去了依靠，调任京沪杭铁路警备处处长。

1949年元月，戴笠之母蓝氏病逝，老人家至死不知道，儿子已经死去的消息。

戴家料理完戴母的丧事后已是春天，彼时解放大军已渡过长江，势如破竹，挥师南下，国共之争已成定局。

戴藏宜深知自己当年捕杀共产党员犯下了滔天大罪，见势不妙，便携妻儿匆匆南下，准备逃亡台湾。

他们的第一站是福建浦城，戴藏宜妄想到那里寻找当年军统“东南办事处”的旧关系，以便取得帮助，转道福州、马尾、越海逃去台湾。

可他刚刚跑到浦城水北乡，就被当地的武装残匪劫获，随身携带的美元、金条、美式手枪都被抢走。

解放军浦城县军管会听说了这个消息后，很快派兵击败劫匪，俘虏了戴善武，并将其捕回浦城县城。

谁知在半道上，戴藏宜趁看守不严，抛下妻小，冒夜只身越窗潜逃，悄悄潜回了江山保安。

而此时保安也已被解放，戴藏宜只能跑到保安附近的深山腹地，搭起茅草棚，作为栖身之所。

1949年9月8日晚上，戴藏宜被江山公安局侦察股长崔益田带队在刘家山抓获。

1951年1月，江山县人民政府在保安宣判戴善武死刑，并执行枪决。“戴公馆”也被没收，但是他的妻儿并没有被连累。

据当年围观枪决现场的杨增松老人回忆：戴藏宜好像自知必死，所以看不出来害怕。

戴家佣人张金枝给他煮了三个鸡蛋，他还吃了一个；押赴刑场时，屋檐的融雪落入他的衣脖，他还冷得抖动了一下脖子。

当天晚上，戴氏族人为戴藏宜收尸，他们用简易的木板拼成棺材，然后在附近山下挖了一个坑，草草掩埋了事。

戴藏宜和郑锡英膝下有三个儿子戴以宽、戴以宏、戴以昶和一个女儿戴眉曼。

戴藏宜被处决后，郑锡英将小眉曼交给从前家里的厨师汤好珠收养，自己则带着3个儿子到了娘家衢州避风头，不久之后举家迁居上海。

在上海，母子四人得到了在上海灯光厂医务室工作的原戴笠护士长范娟理的资助，最后在徐家汇定居下来。

蒋介石败逃台湾后，时常想起戴笠这位曾经的心腹，还曾发出“若雨农不死，不至于失大陆”的感慨。

出于对下属的体恤，他决定将戴笠的夫人和子女接到台湾生活。

1953年，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奉蒋介石之名，派遣周明达去大陆带走戴笠后人。

结果周明达刚一进关，就在广州被捕了。他对自己的意图供认不讳，当地政府也没有过分为难他，在他交代完所有事就将其释放了。

周明达获释后，不敢再回台湾，选择了定居香港。

毛人凤无奈之下，又派出一个名叫黄铎的军统特务潜伏回大陆。

黄铎乔装成渔民，偷渡进入上海。

解放初期，仍有一些敌特分子潜伏在新政府的要害机关里。

黄铎到了上海后，和隐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务黄顺发、陆秉章接上了头，开始计划接走郑锡英母子。

经过一番筹谋后，陆秉章偷开了一张公安局出口证，郑锡英化名“沈凤英”，带着三个儿子跟随黄铎，于1954年1月7日由上海乘快车到广州，准备取道香港去台湾。

中途二儿子戴以宏因为被黄铎顶用了名字，无法出境，只身留在了上海，他也是戴笠唯一一个留在大陆的亲孙子。

当时戴以宏只有六岁，失去父母的他由陆秉章托人照顾。

3年后，陆秉章的特务身份败露，被上海市公安机关逮捕入狱。

戴以宏从此失去了所有依靠，被陆秉章的妻子送进了上海一家孤儿院。

幸运的是，这家孤儿院是由宋庆龄资助开办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国际福利组织都曾向其赠送过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