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皇帝朱祐樘是明朝第九位皇帝，《明史》中有这样评价：“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
而世间普遍的印象，洪武帝杀戮残酷，永乐帝篡位而不正，而洪熙帝在位短暂不足一年，宣德帝的确是明朝一位有为之君，却因好斗蛐蛐，被冠以“促织天子”的贬称，所以获得后世的美誉也远远不及弘治帝。
而仁慈恭顺的弘治皇帝，堪称儒家文臣心目中的理想圣君，晚明学者朱国桢更是给弘治帝以极高的赞誉：“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然而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不一样的弘治中兴，儒家史笔下的理想盛世，却是明代军事战略，从积极出击到消极防御的分水岭。
弘治中兴：儒家理想盛世的背后，军事上消极防御的开端
自朱元璋东征西讨，平定各路农民起义割据集团，驱逐统治中原数十年之久的蒙古人，开创了大明江山启始，明朝前期的历代皇帝对周边各民族势力一直采取主动出击的积极防御政策。
明成祖朱棣为了防止北元残余势力的坐大，抑制蒙古人对明朝的威胁，五次御驾亲征北伐蒙古，轮番吊打鞑靼、瓦剌各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在征伐蒙古部落的途中。
明成祖的一生，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准备打仗的途中。
而年少便跟随过明成祖北伐蒙古的明宣宗朱瞻基，虽然不像电视剧《大明风华》中杜撰的那般神勇，但是也确实曾经率三千精骑，从长城喜峰口出关，御驾亲征十余日，狠狠的打击了兀良哈蒙古部落。
“斩馘虏首万余级，擒其酋长百余人，径捣其巢穴，尽获其人口、兵器、马匹、牛羊、辎重不可胜计”
明宣宗驾崩后，大明王朝进入到明英宗统治时期，正统年间先后发动四次对麓川土司的大规模作战行动，而明英宗本人也是充分的继承明代前期历代皇帝御驾亲征的善武精神，面对瓦剌大军的入侵，年仅二十出头的明英宗，亲率二十万大军前去阻击。
而到了明宪宗一朝，虽然因为土木堡事件的惨痛教训影响，宪宗皇帝不再御驾亲征，但是依旧不影响明宪宗继续延续明代积极出击的军事政策。
两次发动对河套地区的蒙古部落势力大规模的围剿行动，对于东北女真族势力的崛起，明宪宗在成化三年、成化九年，两度组织军队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史称“成化犁庭”。
随后，一代圣君明孝宗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这位荣获各项美誉的中兴之主，虽然在政治上积极革新，但是在对外军事上，却引导着明王朝从积极出击的军事战略转为了消极防御。
由于明朝实行了朝贡政策，拒绝同蒙古人进行自由贸易往来，所以蒙古人难以获得生活所需的产品，比如茶叶，因为蒙古人的饮食以肉食为主，身体PH值往往会偏酸性，所以急需类似茶叶这种碱性食品进行调和，但是明代对与茶叶的管控非常严格，茶叶属于国家战略物资，不允许自由买卖，明代初期驸马欧阳伦就是因为私自倒卖茶叶给蒙古了被处死刑。
另外金属类制品，比如铁锅等等，也是国家一级管控产品，铁锅为什么也管控呢？因为明朝政府担心蒙古人会熔炼铁锅来制造兵器，所以也严格控制出口，但是蒙古人本身没有制造铁锅的能力，而铁锅又是生活必须品，蒙古人一度表示，为了打消明朝政府的顾虑，可以采取以旧换新，意思就是你不是担心我融了铁锅做兵器嘛，那我拿坏的铁锅换新的铁锅，这样总可以了吧？
可是蒙古人提出的以旧换新，还是没有被明朝政府所接纳，在这种情况下，蒙古了怒了，既然你不给，那我就自己抢，于是蒙古人开始一轮又一轮的南下掠夺抢劫。
根据《明孝宗实录》中的记录统计，弘治一朝蒙古人犯边一百九十九次，分别为弘治元年七次、弘治二年七次、弘治三年四次、弘治四年四次、弘治五年十次、弘治六年五次、弘治七年八次、弘治八年十六次、弘治九年二十次、弘治十年十次、弘治十一年十一次、弘治十二年二十七次、弘治十三年十一次、弘治十四年二十七次、弘治十五年六次、弘治十六年五次、弘治十七年八次、弘治十八年十三次。
面对蒙古人来去无踪的抢劫行为，弘治政府依旧严格管控出口，在军事上则采取坚守不出的策略，你来打我就死守，你走了我也不追击。
因为蒙古人的目的也主要是掠夺物资，并不是为了寻求大规模战争，因此双方的战斗规模都是比较小的，基本上战斗伤亡都是在五十人以下。
关于明军为什么坚守不出是有原因的，蒙古人经常几千甚至上万人进攻一两个卫所，或者几百前锋作为诱饵，大部队后面伏击。而按照明朝的卫所建制，一个卫下辖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满额一千一百二十人。
明代中后期卫所通常缺额严重，弘治年间的兵部尚书马文升曾在《存远军以实兵备》一疏中提到边疆军队士兵缺乏：“每卫或二百，或一百名，止有五六十名，又皆老弱尪赢，不堪守战。”因此在这种整体数量或者单兵作战能力皆不如对手的情况下，除了坚守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虽然弘治年间有蒙古人的交锋基本上都是零星战斗，但是矮子里拔将军，有两次战斗是需要重点介绍的。
1、弘治年间对蒙古出兵数量最大的进攻战
弘治十一年（1498年），由于蒙古在贺兰山一带盘踞，明孝宗任命王越为统帅，率军出击，防止蒙古人长期占据贺兰山一带，并以此为基地，侵扰边关。
王越率军分三路进兵，直捣贺兰山：命延绥副总兵、都指挥同知朱瑾领兵二千出南路；宁夏镇守太监张僴及总兵官、都督同知李俊领兵二千出中路；副总兵、都指挥使张安及监枪右监丞郝善领兵二千出北路。
没错，此次出征总兵力“高达六千”，这就是弘治朝出兵数量最大的一次。
此次出征，虽然史书记载明军以全胜告终，史称“贺兰山大捷”，但是这次战役的战果却着实寒酸。
“凡得贼首四十二，骆驼十九，马百二十二，牛羊器械千数。”
折腾来折腾去，就收获了四十二个蒙古人头，这要跟过去一对比，实在难以拿出手，但是王越作为明宪宗、明孝宗两朝最杰出的名将，他也有话说：你说我战果寒酸，你看看你给了我多少人？
要知道在明孝宗的父亲明宪宗统治年间，同样是蒙古人盘踞河套，屡屡引兵到陕西、宁夏掠夺作乱，但是明宪宗的强力支持下，明朝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搜套行动，每次出兵都是八万上以上。
2、弘治年间对蒙古战役中明军伤亡最多的一次
弘治十八年，蒙古人入犯宣府，具体人数没有记载，但是史书记载其扎营于牛心山，营地长阔二十余里，声势非常浩大。巡抚都御史李进，总兵官都督佥事张俊得知后，分兵驻守新河口、新开口、万全右卫、柴沟堡四个要塞，合计一万五千人左右。
蒙古人首先大举围攻新开口，又以大部队阻击其他三个要塞想救援新开口的军队。面对新开口岌岌可危的形势，张俊亲率三千人前去增援。
这就是弘治一朝，将明朝过去动辄出兵多少万的万字成功的改成了千。
去增援的张俊不慎坠马扭伤了脚，于是命其部将曹泰代为领兵前去增援，不料在鹿角山的地方被蒙古人团团包围，张俊急忙又调集五千人解救出曹泰，再合兵一处增援新开口，最终被围困的新开口部队脱围而出，逃入万全右卫城坚守。
而新河口、柴沟堡前去增援的部队在半路上被蒙古人包围，逃脱者才十之二三，这次战役是弘治年间与蒙古的战斗中伤亡损失最大的。
“是役也，官兵死者二千一百六十五人，伤者一千一百五十六人，失马六千五百余匹，掠去男妇、畜产、器械不可胜计，议着谓自己巳兵祸（土木堡之变）以后所未有也。”
综合明朝各个皇帝在位期间的军事行动来分析，明孝宗统治时期的外军事出击，比起此前的明代皇帝，风格极为保守内敛，纵观整个弘治一朝，没有一次上万规模的对外军事出击。
军事上的消极，最直接的体现在了明代的疆域变化上，从明孝宗一朝开始，无论在西北，东北，还是与蒙古接壤的长城沿线，明代都开始秉承保守的收缩战略，国家管控疆域开始一步步快速缩小。
儒家一直以来都崇尚与民生息的愿景，反对大动干戈劳民伤财，从朱棣北伐开始，历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朝廷上都是有着强烈的反对之声，而明孝宗的上台，终止了过去历代皇帝要把周边打服为止的思想，转而遵从了儒家的愿景，成为明代军事战略的转折点。
弘治中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