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历史上的隆庆开关，被认为是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贸易开发行为。然而作为窗口开放的漳州月港，并不是一个条件出色的港口。其地理条件反而对商船的进出有限制作用。但为何就是这么一个小窗口，就可以给明朝朝廷增加那么多收入呢？
隆庆开关之后，明朝的对外贸易水平相比之前是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但这种提升的层次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进步的基础是之前嘉靖皇帝对全国各地的贸易打压政策。隆庆开关则是对过往失败政策的小修小补。虽然帮助明朝吸纳了不少收入，但整体来看还是不宜高估。
在隆庆开关实施后，明朝的商人终于可以正大光明的出海进行贸易。这是自朱元璋建立王朝以来，朝廷对于海禁政策的首次破冰行为。明朝政府每年发放50张贸易通行证，让漳州地区的商人可以出海贸易。如果没有获得这种许可，擅自出海依然被视为犯法。
后来，由于地方上反应强烈，才将许可证增加到了每年100张。但需要由漳州和泉州两地的商人分享。一直到最后，每年的许可证也不过是110张。
由于将偌大的贸易需求都压制在月港一个地方，隆庆开关在执行后的确形成了收入井喷效果。仅1576年一年，月港的关税收入就已超过万两白银。到了16世纪末的1594年，通过月港从菲律宾流入的白银，超过了264000两。月港的关税收入则达到29000多两白银！
喜出望外的明朝朝廷，因此将月港赞誉为“天子的南库”！
隆庆开关仅有一个小窗口，为何能给明朝增加那么多收入？
但这并不能说明隆庆开关就提高了明朝的对外贸易水平。因为这点贸易量相比之前的宋元时代，甚至更早的隋唐时期，都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只不过放在明朝的特殊封闭环境下，显得非常特立独行，具有跨时代的意味。早已成形的东南海洋贸易经济，并不由隆庆开关而得到确立，更没有因为区区一个月港而有了显著进步。
哪怕是在明太祖到明武宗之间的贸易管制时期，明朝都为不同方向的朝贡体系，预留了多个口岸。南洋各国可以从广州上岸，琉球人需要去福州交易，日本人则必须到宁波纳贡。北方的山东海岸，还有针对朝鲜一家开放的蓬莱港。至于西北地区的兰州，也继续同西域有着浅薄的商业往来。至于民间和地方势力的走私天堂，就更多了。
同时，隆庆时代的贸易开放政策，也并不仅仅限于月港这一个地方。成为远东贸易中转站的澳门，就是在当时开始租借给葡萄牙人。山西北部的大同等地，也正式同蒙古部落召开了马市。相比之下，月港的作用还非常有限。只准获得许可证的本国商人出入，而没有接待外方来客的义务。17世纪抵达东方的荷兰人，一直希望在福建沿海开通贸易口岸，却总是被地方官给强力驳回。
至于明朝朝廷为何会选择月港，本身也极具讽刺意义。月港本身位于半封闭的沿海峡湾之中，附近还有群山丘陵阻隔，是交通并不方便的地方。但正因为如此，让月港在16世纪的前期，躲过了嘉靖时代的绞杀政策。明朝选择在这里试点，就是因为月港没有像浙江的双屿那样被自己的官军摧毁。封闭环境也容易被官府掌控。
所以，隆庆开关虽然效果显著，但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改革。漳州本地的商人，只能用这些通行证去文莱以西的马六甲和暹罗等地贸易。泉州本地的商人，也只能获得许可后去文莱和吕宋贸易。这些数量相比庞大的沿海经济需要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
仅仅一个月港怎么能够满足整个沿海的需求呢？
月港的开关，从根本上来说也只是官营垄断经济的改良。这种模式在数百年前就已经有了更大规模的实践。其影响力与获得的收益，不仅高于地形封闭的月港，也超过了明朝治下的诸多口岸总和。
隆庆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