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由于明朝曾一度实行海禁政策，因此让一部分人认为它等同于清朝的海禁，是一种“闭关锁国”的政策。但如果仔细考究，就会发现二者之间有本质上的区别，明代的海禁政策，是只禁止民间私人进行海外贸易。
对于外国人来华进行贸易，明朝政府是欢迎的，只不过这种海外贸易必须在政府的主持之下，采取“朝贡贸易”的形式进行，也就是说，明朝政府实行的“海禁”政策实际上是官方进行垄断的一种海外贸易形式，是始终与海外保持贸易的，并不是完全隔断。
反观清朝的“海禁”政策，则是全面禁止海外贸易，不仅民间私人不得出海贸易，就连外国商人也不许来华贸易，其所实行的“海禁”政策时间从清初一直持续到了鸦片战争，此间未曾废除过“海禁”政策，实为真正的“闭关锁国”。
因此明代与清代的“海禁”政策看似相同，实际上却大不相同，这也为明代海外贸易的兴盛奠定了结实地基础。
由于明初实行“海禁”的政策，因此明朝一开始的海外贸易仅有“朝贡贸易”这一途径，这种贸易在永乐年间达到了鼎盛时期，其标志事件就是郑和下西洋，郑和奉命出使西洋，不仅携带了大量货物到亚非各国进行交易，而且还广泛招徕各国使臣、各国商人来华贸易。
郑和下西洋活动成功推动了亚洲国际贸易网络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开拓了当时人们的视野，在郑和下西洋的活动结束后，明朝的朝贡贸易蓬勃兴起。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海上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于是被海禁政策长期压抑着的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开始逐渐出现活力，有不少沿海居民开始犯禁出海。
成、弘年间，随着白银货币化浪潮的兴起，民间商人的海外活动日益频繁。弘治年间，两广总督都御史闵珪就奏称：“广东沿海地方多私通番舶，络绎不绝。”南京锦衣卫指挥使王锐亦言：“又有贪利之徒，治巨舰，出海与夷人交易，以私货为官物，沿途影射。”
通过上述文字可以得知，成、弘之后，越来越多的民间商人为了谋求巨大利益而铤而走险，甚至与外国人相互勾结，并且屡禁不止，此时，明代民间海外贸易已经开始逐渐兴起，为接下来的“隆庆开关”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隆庆开关”：明代海外商贸正式由朝贡贸易转为私人海上贸易
明朝建国初期，明太祖朱元璋曾下令：“片板不得下海”，到了永乐年间，虽有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但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行为是仍然被禁止的，这一政策的实行将近200年之久，直到隆庆皇帝登基后，“海禁”政策才被取消，史称“隆庆开关”，至此民间商人方可出海贸易。
而关于明朝政府为何会取消“海禁”政策，开放漳州月港，允许民间商人进行海外贸易，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东南沿海的倭患被平息
明初之所以实行海禁政策，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沿海地区倭寇为患，元末明初，日本处于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日本各地割据称雄的诸侯为了掠夺更多财富，以加强自身实力，于是他们往往组织武士、浪人和商人，结成武装集团，专门到中国沿海进行掳掠。
明太祖曾多次遣使赴日，希望能与日本建立友好和睦的关系，开展官方贸易，以此来要求日本停止掳掠的行径，但均告无果。明太祖只能厉行海禁，不与日本进行贸易，同时加紧海防建设，以防止倭寇入侵。
由此可以看出，明朝所实行的“海禁”只是无奈之举，其主要针对的是沿海的倭患。直到万历年间，历时七年的抗倭援朝战争以中方胜利而告终，至此，倭寇之患才彻底得到平息。东南沿海地区的倭患平息是推动明朝政府开放港口的因素之一。
（二）官商勾结
由于私人海上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沿海地区开始出现官商勾结谋利的情况，地方官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走私活动，在官府的纵容包庇之下，为民间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提供了肥沃的成长土壤。以至于到了嘉靖中期，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已陆续形成大规模的私人海上贸易基地，如浙江的舟山群岛、福建的漳州、广东的汕头等。
而在海外的爪哇、马来亚、菲律宾和日本等地已经成为了中国客商活动集中的地区，此时，私人海上贸易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出现取代官方朝贡贸易的趋势，在这种大势所趋之下，沿海地区许多官员和商人所结成的利益共同体都纷纷呼吁要求开放“海禁”。
因此，明朝政府在这种趋势之下，于隆庆元年，终于应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奏请，开放了漳州月港，准贩东西二洋，规定民间商人需申请文引，缴纳税饷后，才可从月港出海到东西两洋进行贸易，但禁止前往日本贸易。
通过上方所阐述的内容，可以得知，明初所实行的“海禁”政策实际上并不完全封闭，它欢迎外国商人来华进行官方通商，比清朝所实行的“海禁”政策要开明的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闭关锁国”。而月港的开放，意味着原来由官方垄断的朝贡贸易，转变为民间的海外贸易，民间海外贸易也由此迅速发展起来。
隆庆开放海禁以后，中国的国内市场通过几条航线与海外市场连接起来。中国商人的足迹遍及东亚、南亚各国，并且以日本、吕宋、暹罗、满刺加等地为转口贸易的重要地点。
以闽、粤商人为主的商人集团，还开始远航美洲，在墨西哥等地从事贸易活动，明代私人海外贸易发展至巅峰。
隆庆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