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堪称中国历史上培养文人士大夫最出色的王朝。文人士大夫以儒学中治国平天下为己任,面对皇权暴力时,宁死不改其志。纵观二十四史,死心效命朝廷的忠臣,明朝最多,可恰恰是这么优秀的王朝,臣下如此贤明,皇帝却一个比一个奇葩,明朝忠臣受到皇权暴力的伤害也最大。
明神宗万历皇帝堪称中国历史帝王中最有耐性的人物。为了一个太子的人选,万历皇帝能和朝臣杠十五年之久,十五年不立太子,即所谓的“国本之争”事件
一国的继承人,太子的册立,非儿戏。册立太子不同于百姓家里的财产继承人。百姓家,老爷子喜欢哪个儿子,哪个儿子继承财产即可。但是放到国家层面就不行,古代家国一体,皇家的事就是天下的事,太子是未来储君,所以册立谁为太子,不是单单由皇帝说了算,而是要综合大臣们的考量。
明朝为何会发生国本之争?万历皇帝为什么斗不过大臣?
万历皇帝虽然早就册立了王皇后、刘昭妃,但二人均无产子。万历九年(1578)明神宗在生母李太后宫中宠幸了宫女王氏,王氏随即有孕。但是神宗嫌宫女王氏地位太低,不予承认。好在有皇帝起居注和皇帝所赐宫女之物为证,加之李太后盼孙心切,逼着神宗承认宠幸过王氏,神宗无奈之下只好封王氏为恭妃。王恭妃生神宗长子朱常洛。
当时万历皇帝最为宠幸的是郑贵妃,郑贵妃在王恭妃之后产子,即万历帝三子朱常洵(神宗次子早夭)。《明史》记载:“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竄镝相踵,而言者不止”明确说明了争国本的起因。按规矩,太子应为皇后的嫡长子,皇后无子,应按长幼顺序继承。太子必须尽早确立,因为太子是一国之本,即“国本”,关乎大明江山的传承,可神宗久久不立“国本”,长子常洛的生母王恭妃的地位也久久不能提升,而神宗爱妃郑贵妃却即将升为次于皇后地位的皇贵妃,这让群臣怀疑神宗想要弃长立幼。于是群臣纷纷上书请求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以固国本。
万历皇帝对立太子共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坚决反对立长子朱常洛。以当时的大学士申时行为代表多次上奏,请求万历皇帝立长子为太子,神宗不予理睬。如果说神宗对大学士申时行相对客气,那么小官们就没那么幸运了。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等先后上疏,请求立长子为太子,这三人皆被神宗降职罚俸。神宗对大臣们请求立长子的奏折留中、不理睬,甚至采取了不上朝的对策。
万历十八年二月,因万历皇帝的不予理睬,当时的内阁大学士申时行、王锡爵、许国、王家屏上疏请求罢免自己,以给皇帝施加压力。内阁首辅、次辅、大学士四人竟要全部离职,这在当时轰动一时。至万历二十年正月,群臣因再次上疏立长子为太子,几天之内“帝一怒而斥谏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骇叹。”斥为罢免的意思。
第二阶段:万历皇帝采取拖延战术。万历二十一年,神宗提出三王并封,同时封长子朱常洛,三子朱常洵,五子朱常浩为王,等将来皇后无子再议太子之位。三王并封,无疑取消长子的优先继承权,这让朝臣哗然,群臣争先恐后上疏反对,万历皇帝被迫取消三王同封。万历二十四年,礼部官员上奏,长子常洛已到婚配年纪,但婚礼仪式采取什么礼节,希望皇上做主。因为礼部如采取藩王之礼,过于低疏;采取太子之礼,又未免僭越,只能指望皇帝的意见,也是考察皇帝的态度。万历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以国库经费不足为名,要求婚礼延后。
第三阶段:被迫承认常洛的太子地位。万历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九卿、科道、都督府等衙门各具疏诣文华门,恭进候旨,必得命乃敢退”,朝廷百官集体“伏阕”“逼宫”,这迫使万历皇帝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冬天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但同时也册封了三子常洵为福王。次年二月,以太子之礼给常洛婚配。
“国本之争”结束了,但是它对日后明朝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导致了明朝灭亡。
首先,在争国本事件中,大臣们并非铁板一块。万历朝大臣分两派,分别是:支持立长子的册立派和支持立三子的反册立派。两派明争暗斗,甚至影响后来的朝局发展。在“国本之争”中被贬为平民的赵南星、顾宪成回乡后即发展出东林党,并与朝中册立派遥相呼应。而朝中其他派系(齐、楚、浙)则与之针锋相对,以后则发展为东林与阉党之争,甚至南明只剩半壁江山是双方还在争。
其次,虽说明代皇权极大,但“国本之争”的结果表明,皇权作用在下降,士大夫的作用在上升。自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皇帝就不上朝,国家官职空缺甚多,甚至地方大吏布政使、按察使都有空缺,孟森先生所言“帝既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疏,中外缺官亦不补。”但国家照常运转,可见皇权独裁不足。
总之,“国本之争”是明朝中后期一件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朱常洛最后虽争到了太子之位,可这位倒霉的太子后来在继承皇帝宝座仅一个月时间去世了。他的继任者朱由校因宠幸魏忠贤等阉党而使国家更加衰弱,最终将大明王朝拖向了无底深渊。
参考文献:《明史》、孟森《明清史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