梃击事件发生五年之后，又一桩轰动一时的事件也发生了。在位四十八年的明神宗于泰昌元年(1620年)七月离开了人世，他留下的遗诏中确定由太子朱常洛继承皇位。八月一日，朱常洛正式登基，是为光宗。
光宗在位仅一个月便一命呜呼了，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即位后最短命的位皇帝。他之所以短命，由于即位时就身染沉疴，后来又吃错了药，身体完全垮了下来。朱常洛是神宗的长子，自幼和生母都不为神宗所喜欢，一生大都生活在压抑郁同的环境之中，直到梃击事件发生后他的境遇才有所改变。这一突变也正是他不得永年的原因。梃击一案弄得朝野上下纷纷扬扬，差点将郑贵妃本人卷进去，是神宗在大庭众之下将太子大大夸奖一番，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展并得以最后解决的。此后，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已经牢不可移，原来主张改立太子的官员也三缄其口。神宗对之另眼相看，别人自不必说，即便是神宗所宠爱的郑贵妃对他也是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懈怠。
朱常洛的一大隐患是于即位后身处顺境，未能严格地自我克制，犯了贪恋女色的错误。他素来身体赢弱，虽然身为东宫太子,但长期为神宗不喜，以至于供养淡薄。登基后，朱常洛一心要做个英明天子，差不多日理万机，精神上特别劳累，身体更是每况愈下。旧君仙去,新君践祚。郑贵妃此时已失去了神宗这棵可以依赖的大树，以前曾因福王的事处处压制太子,现在颇为担心这位新君记仇报复。机敏伶俐、善于察颜观色的郑氏也知道新君同其父一样贪财好色，为讨其欢心，她在宫中选出了八名美女献给了光宗。朱常洛体质原本不好，忽从逆境转入顺境，宛如穷人乍富,不免失于放纵，从而日沉于酒色过度的生活。他虽然正当中年,年龄尚不足四十,可身子早已垮到濒于崩溃的边缘。
皇帝被人下药毒死，震惊明朝的宫廷大案——红丸案
光宗在即位那天，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当时只是勉强挣扎着才完成了大典。有时他耐不住女色的诱惑，竟一晚连续宠幸数人，于是病情越来越重。八月初十，光宗感觉身体不适，召御医陈玺等治病。十二日,光宗面容消瘦，但还能上朝处理政务。过后便卧病不起，难以临朝。两天后，原郑贵妃宫中内侍，朱常洛即位后升司礼秉笔太监、掌管御药房的崔文升,不知怎的让光宗服下了大黄药。这是一服泻药,服药后，光宗的病情加重，一夜之间竟然腹泻三四十次，立觉萎顿不支。十六日，光宗没有上朝，只对在宫门等候的大臣说自己几天晚上睡不着，一天吃的特别少。“头目眩晕，身体疲弱，不能动履”，寥寥数语，很是道出了病症的险状。因为神宗的遗诏中有封郑贵妃为后的意思，所以光宗遵从遗命，曾经下令礼部查例照办。不知是故意试探光宗的心思还是有别的想法，郑贵妃的侄子郑养性于二十日上疏请求收回成命，光宗便顺水推舟，免去了郑氏皇太后的封号。这一下子使郑氏一家犹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光宗的这一举动也是一个信号，表明他对郑氏并不完全放心。这时候郑贵妃尚居于乾清宫，她与光宗的宠妃李选侍勾结在一起，郑氏为李氏请封皇后，李氏则请封郑氏为太后。光宗的王郭二姓外戚见状不妙，遍请朝中大臣，哭述宫中危机的情况，声称皇上之所以生病不能上朝，是崔文升用药不当的缘故,郑、李交往密切，实在是包藏祸心。众臣听了这话十分担心，因而纷纷为国家大计四处奔走，刑部主事孙朝肃、徐仪世以及御史郑宗周上疏方从哲，责备其用药不当。给事中杨涟奏文中极力弹劾崔文升，说他不懂药物，误使皇上病情加重，将他千刀万剐也不为过。杨涟语气恳切，一再请求光宗对崔文升从严处置。奏章送上后第二天,光宗传锦衣卫宣杨涟上殿，并召集大学士方从哲、英国公张维贤、尚书周嘉谟、都御史张问达等重臣一同见驾。当时群臣担心皇上要廷杖杨涟。哪知在进殿后，光宗久久注视着杨涟这位赤胆忠臣没有开口说话，最后才晓谕群臣要尽心尽力，一定以国家大事为重，而他自己会注意调理身体的。
二十六日，光亲于吃清官再次召见群臣。光宗在东暖阁里倚着床棚，敞着桌儿，让皇长不能立一旁。光宗看到群臣后很是高兴，气色也有所好转,久病不愈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方从替等奏请皇长子移居别处，光宗则声称不可，子以阻止。群臣又请光宗谨慎用药，光宗说自己已有十多天时间不用药了。言外之意十分清楚光宗自知病情已严重到无药可救了。接着，光宗册封李选侍。二十九日.光宗最后一次召见群臣仍然要下诊册立李选停为皇贵妃。方从哲等大臣极为反对，但为了宽慰皇上，他们建议早一点举行典礼册立皇储。光宗看了看皇长子朱由校(后来的襄宗)，要诸臣辅佐他成为尧舜一样的明君。言辞间颇有一种临危顾命的意味，随后。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光宗谈及了棺材群田起初还认为他同的是才去世的神宗的事情，无在一息.繼绵于病榻上的这位皇帝不得不指着自己说是他的棺木。这一下子使得朝臣万分惊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光宗心里明白自己是不行了告知群臣要有所准备.大家这才明白，即位不久的大明国君已经不再讳言自己的丧事了。后来光宗问，鸿脑寺有位官员来进药，他现在何处。方从哲道,鸿胪寺承李可灼说他有仙丹，可大臣们都不敢相信。但这位气息奄奄行将就术的皇上什么也顾不上了，因而很想试试仙丹的妙用，即刻命人把李可灼召上殿来。李可灼看了看光宗的病情说出了病因及治疗方法。光宗大喜，要他赶快献药。药丸服下后效果颇佳，光宗连声称貌李可灼忠心。议事完毕.群臣离开乾清宫在门外等候。一会儿光宗传谕，说服药后身体舒畅，也想进食了，一些大臣才欢笑着退去。当时天色已晚。李可灼从宫中出来时,有大臣迎上询问情况。李可灼说光宗怕药力不够，一会他再进一.丸，现在皇上的身体很好。但是就是在次日(九月一日)清晨，称帝才一个月的朱常洛就去世了。
堂堂的一国之君在头天晚上服下一丸药,第二天一早居然就不明不白地死了，而献药人又非御医，这种事情在封建时代简直是十恶不赦。由于李可灼所进的是一种红色的药丸，人们又搞不清楚红丸究竟为何物，更加引发了其他的事端，遂成了轰动一时的事件，后人称这一事件为“红丸案”。
皇帝被人下药毒死，震惊明朝的宫廷大案——红丸案
李可灼所进的药丸，据说称作“三元丹”，是用红铅、秋石、人乳、辰砂炼制而成,其方可能出自《万病回春书》。朱常洛之死是否以李可灼的药丸为最后致命因素，现在自然是无法考证，不过
朱常洛确实是在服下这种药后死去的却是不可辩驳的事实。献药人自是难避嫌疑，更重要的则是要把前后事实弄明白再下断语。
光宗死后，人们关于红丸的议论纷纷纭纭。有人私下传言说那不过是一种房中药。有人则认为那是种道家服用的丹药，颜色鲜红，当含有丹砂，进药者称是仙丹，更说明了这一-点。也有人称这两种说法都不足为信，认为那不过是普通的补药，李可灼认为补药总不会有什么事，所以才敢献上。此外还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红丸无碍大局,李可灼如果受人摆布，故意拿来让光宗早一点送命，也是有可能的。
皇帝被人下药毒死，震惊明朝的宫廷大案——红丸案
其实，红丸案之所以牵连甚广，多年的时间里一直纠缠不清，主要是因为有这样最后一说。从立储时便对立的两派在谋害太子事件平息后矛盾有所缓和,但现在又有个绝好的借口，于是双方争端再起。一向以维护正统为己任的官员,联想到以进泻药使光宗病情加重的崔文升原是郑贵妃的手下,李可灼又是一向倾向郑贵妃一方势力的方从哲带进宫里的，便以为李、崔二人谋害了光宗,应该处以极刑，还坚持要查明幕后主使人，并暗指方从哲郑贵妃等人是主谋。这就与梃击案联系起来了。上自朝臣下至百姓自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一次与以前稍有不同的是，首辅方从哲也成了众矢之的。方从哲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晋升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次年，首辅叶向高致仕后方从哲便接任为首铺从人阁到致仕，方从哲担任七年多的大学士，但辅佐的皇帝却接连换三，可说是三朝元老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梃击红丸、移官三案也都发生在他为首辅的任职当中。《明史〉上说方从哲性情软弱.不能任大事，但他可能暗中与郑贵妃一伙有勾结。由于他对红丸案移官案处置失当，挡不住各方的围攻、指责，所以才不得不致仕的。
首先，朝中大臣就此事纷纷指责李可灼、方从哲。如果听之任之，不加辩驳，那样很可能闹过一阵就趋于平静但方从哲因李可灼是自己引进的、生怕沾上献君的恶名，急忙派人申辩说是由先帝征召李可均:自己与此事毫无关系:又因光宗初服药丸后感觉很好,曾连连专奖李可灼，当时在场的大臣都听到了。方从哲竟然由此而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身为首辅，有代拟语书的方便。但他没有能慎正地处理好此事，反在所拟遗语中以光宗的口吻夸奖了李可灼番,并赏赐他一些银两，他的本意是不惩反奖借助光宗的威灵压住群臣对自己的不满。不料结果适得其反，遭诏一出,满朝为之哗然。这样，一些大臣把平时倾向邪恶一方的方从哲也归到谋害光宗的崔、李一伙，一时间掀起了一股倒方浪潮。两天后，御史王安舜第一个向方从哲发难。他上疏内阁，认为光宗三焦火动满腹火结,应该清火而不应滋补药丸中含有红铅,加快了皇上的去世。李可灼医道不精，胆大包天，献上来历不明的药丸还夸口是仙丹，至少应按庸医杀人法办但却被内阁轻易放过。他又指出方犯了轻率举荐庸医之罪，也应受到追究。奏章呈上后，阁臣才改票拟将李可灼罚俸一年。不约而同，御史郭如楚强烈呼吁将李可灼罢官定非，而不可滥发赏银。朝中其他官员就此各抒已见，一时好不热闹。同一天，御史郑宗周上奏说:往年张差之变，挟棍在宫门打人，几乎酿成巨祸。只因皇祖特别宽容;未彻底追究此事.所以崔文升学这个坏例子。现请求寸斩崔文升以谢九庙。郑宗周说他不认为杀了他就能申明国法消除叛逆，只是担心张差之后有崔文升，现在又轻易放过而不予治罪,将导致奸人得志，天下大乱!方从哲起草圣旨将此疏交司礼监处理。此后，关于光宗的死因，正、邪两派官员又进行了长期的争论。
初八日，给事中惠世扬弹劾首辅方从哲。他奏称方从哲有目无君主应该法办的三条罪责。第一,郑贵妃心怀叵测，先帝隐忍不发。封其为太后之举,朝臣都谏争不可，方从哲却模棱两可，顺从私情而忘记国之隐患;第二,李选侍原是郑贵妃私党，因得到先帝的宠爱而欺凌王太后，方从哲作为臣下却不能秉公办事;第三，崔文升轻率使用泻药，群臣接连上疏议论，方从哲却多加包庇难以逃脱弑君的罪名。十九日，更有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请求追查红丸-事上的奸党,矛头直指首席大学士方从哲。人言汹汹，方从哲再也抵挡不住，只好上疏请求辞职，想借此逃避打击。但在其辞职后,声讨他及他这一方的疏文还是络绎不绝。
天启元年(1621年)正月，御史焦源溥请求处死崔文升。十月,御史傅宗龙、马逢皋、李希孔接连上奏也要求处死此人。看来崔文升的确是触犯众怒,非将其置于死地不可。次年四月,光禄寺少卿高攀龙努力为红丸案翻案，他明确指出是崔文升故意用药杀害了光
宗,现在没有将他绳之以法反而予以纵容，实在是天理难容,同时坚决要求处理六年前梃击案中的其他案犯。高言辞之间义愤填膺，但熹宗置之不理。礼部尚书孙慎行看到高攀龙的奏折递上后没有什么反应，于是也为红丸案奏上一本。在奏文中，他对已致仕的前任首辅毫不手软地予以痛击，强调光宗的去世与李可灼、方从哲密切相关，方从哲弑君-事千真万确，百口莫辩。接着，他历述方从哲的三条大罪，即:企图在神宗死后立郑贵妃为后，建议给神宗以恭皇帝的谥号以及教唆忍让李选侍垂帘听政之事。
左都御史邹元标在看了孙慎行的奏章后义愤满怀，当即上奏嘉宗。在奏疏中，他提及京城官员及地方士绅对先帝的突然去世表示很不理解。他痛斥方从哲当政数年却一一无建树，而且使光宗受到惊吓，出现了张差闯宫的严重事件，在朝政上使奸党当权，小人乱政。邹元标多次呼吁查清方从哲的罪行将其严惩不息。孙慎行和邹元标在当时都是以耿介著称威望极高的大臣。两疏“上，熹宗再也坐不住了，忙下旨令群臣讨论此事并详细上报:这样一来，朝臣中便发生了更大的波澜。方从哲虽然已经致仕,但还是一面上疏辩解，一面表示愿意接受处分,情愿流放至边远之地以御外敌。他这样既是为了平息公愤，也希望有人为其开脱。在朝廷议事会上，许多正义派官员怒不可遏，极力抨击方从哲，如王之栾、刘宗周等大臣。御史魏大中力主速办此事，将不法者予以严办。他将矛头再次指向郑贵妃一方,认为方从哲是罪魁祸首，崔文升李可灼也罪不可赦，希望早点对他们定罪处理。当然，方从哲的同党、早年任首辅时培植的势力则极力为方从哲辩解，例如刑部尚书黄克缵、给事中汪庆白等。御史王志道上疏为方从哲开脱，他狡辩说，诬称光宗不是寿终正寝，是做大臣的居心不良。议事会的最终结果是正义派官员的意见得到了熹宗的认可，就是重新处理李可灼、崔文升,前者判为流戍，后者发往南京安置，但却未对方从哲作出处理决定。魏忠贤当政之后，为此翻案，免去李可灼的流戍之罪，提拔崔文升总督漕运。
红丸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