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2年，中国历史上的关键年份。
六月，南京城，乱如麻。方孝孺静坐家中，等待被捕的一刻。
城内布满通缉令，举国正在追捕上榜的29个“奸臣”，排名前五的是：
方孝孺第一个被捕。准确地说，他是被“靖难之役”的胜利者朱棣派人“请”去的。
3年前，朱棣在北京起兵，以“清君侧”的名义，反对侄子建文帝的削藩政策。发兵前，他的军师姚广孝跪地嘱托，说南京城破之日，方孝孺一定不肯投降，希望不要杀他。
“杀方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姚广孝意味深长地说。
朱棣打下南京城后，方孝孺果然不逃，也不降。
下狱后，朱棣再三请人去劝降，方孝孺终不从。
等到朱棣准备登极时，为了借重方孝孺在天下士人中的名气，便要他起草登位诏书。
方孝孺身穿孝服，大哭上殿，见朱棣。
史书记下了两人的对话。
说完，命左右上纸笔。
朱棣：登极诏书，非先生起草不可。
方孝孺写了几个字，随即掷笔于地，大哭。且哭且骂：死即死，诏不可草。
朱棣：难道你不怕诛九族？
方孝孺：便诛十族奈我何！
朱棣彻底被激怒，当场命人用刀割裂方孝孺的嘴巴，从脸颊割到耳朵。
野史记载，方孝孺的族人、朋友、门生，一个个在他面前被处死，他都不为所动。
轮到他的弟弟方孝友，他罕见地留下眼泪，弟弟反过来劝他，“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
整整杀了7天，一共杀了873人（一说847人）。
最后才轮到方孝孺本人。他慨然赴死，并写了一首绝命词：
死时，年仅46岁。
这是中国历史上株连最广的一次惨杀。方孝孺，此后成为“骨鲠之士”的代名词，成为明朝最硬的“硬骨头”。
但是，关于他的死，几百年来的争议，才刚刚开始。
方孝孺，1357—1402年，浙江宁海人
方孝孺死后，他的硬汉之名，盖过他的学问之名。但事实上，他在世时，学问才是他成名的基础。
他是明初最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之一，年轻时师从“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并成为宋濂最得意的门生。宋濂常把他比喻为“孤凤凰”。
朱棣的军师姚广孝称方孝孺为“读书种子”，后世理解为方孝孺只会读书，其实不然。
当时的“读书种子”，所指的精神内核，不仅在于读书、学问一流，更重要的在于学以用世，以道事君，代表儒家的入世追求。所以《明史》说，方孝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
简单说吧，方孝孺是“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坚定践行者。
朱元璋在世时，曾两度召见方孝孺，称赞他为“异才”“壮士”，不过终未用他。老朱公开的说法是，把帝国人才留给子孙去用。
实际上，方孝孺的政治改革理念，与老朱建立的政治体制截然对立。这才是方孝孺在朱元璋统治时期空有文名不见用的根本原因。
朱元璋在位期间，通过一系列专制政策，比如废除丞相、重用内监、实行特务统治等等，极大地扩大了皇权，形成绝对的君主独裁。
任何有碍他构建君主专制政治的人和制度，都被他一一清理干净。
方孝孺的老师宋濂，在明朝开国后，基本已被闲置，后来还因“胡惟庸案”牵连，被贬谪而死。在朱元璋看来，宋濂倡导的仁政治国理念，已经过时了。
方孝孺的政治主张与乃师相近，倡导“仁德治世”。他提出“格君”之说，要把人君规训成道德与智慧并重的圣贤之主。
换句话说，老朱要的是“霸道”，小方讲的是“王道”。政治分歧的结果，是方孝孺坐了十多年冷板凳。
1398年，朱元璋去世时，42岁的方孝孺已在汉中府学教授任上干了6年，心中满是郁闷。他在那年的立春，写诗抒发不得志的惆怅：
然后，这个想学诸葛亮的中年书生，终于等到了天降大任。
继任的建文帝朱允炆，召见并起用方孝孺，授为侍讲学士。
官品不高，但位置重要，有大把机会把他的治国理念灌输给新皇帝。
朱允炆但凡读书有疑问，就把方孝孺请来讲解。遇到国事，难以定夺，也会请人去咨询方孝孺。鉴于皇帝的信任和恩遇，方孝孺在建文朝的地位，相当于国师。
君臣二人在治国理念上达成高度一致，朝中几乎所有重要文书，都由方孝孺草拟。某种程度上，方孝孺成了新皇帝的代言人。这是方孝孺觉得可以大展拳脚的基础。
在方孝孺的推动下，朱允炆决心厉行仁政，进行政治革新。
这时候，文人从政的毛病，彻底暴露出来了。政治家从政，一切改革讲究切合实际，而文人从政，最容易掉入理想主义的陷阱。
在进化论出现并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认识的历史，不是线性发展，而是不断倒退。儒家知识分子对于理想世界的期许，不是在未来，而是在过去。具体来说，这个理想世界，就是早期儒家推崇备至的周朝。许多读书人以恢复周制为毕生努力的方向，只是他们没有掌权，无法实践罢了。
当然，脱离了历史发展的政治实践，必败无疑。最早全面恢复周制的新朝皇帝王莽，就是最好的例证。
但是，架不住更多人依然不死心啊。
在朱棣起兵发动“靖难之役”的4年时间里，方孝孺与他的忠实信徒朱允炆，对按照周制改革朝政显示出极大的热情。他们整日在研究如何复古，修建省躬殿，给城门改名字，还计划恢复井田制……
应对如火如荼的军情，从来不是他们的第一要务。
大明第一忠臣方孝孺之死株连873人
等到朱棣的军队渡过长江，直逼南京，朱允炆才从恢复周制的梦游中醒过来。
史载，“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孝孺立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
当时，朱棣孤军从朝廷军队的夹缝中，冲到了南京城下，实际控制的地盘其实很小，大半个中国还在朝廷的号令之下。如果朱允炆弃城而去，实施战略转移，完全可以号令天下军队反攻朱棣，所以臣下纷纷劝他出走，图谋东山再起。
但是，方孝孺竟然劝朱允炆“死社稷”。真是迂腐到家了。
错失最后一次翻盘的机会，朱允炆把自己弄失踪了，已然于事无补。而朱棣直接宣布了这名年轻皇帝的死讯，接过帝国权柄。
可以说，是方孝孺的政治幼稚病，害惨了朱允炆。
方孝孺被逮捕入狱后，表现出了孟子所说的大丈夫气概，拒绝与篡位的燕王朱棣合作，从而招致“诛十族”的血腥杀戮。
后世评论者认为，朱棣的血腥杀戮是方孝孺激烈怼他，激怒了他的结果。说这话的人，实在太不了解朱棣了。
明清之际的大儒黄宗羲说，朱棣“天性刻薄”，而方孝孺是天下士林领袖，只有跟他合作一条路；如果不合作，则“怨毒倒行，无所不至”，肯定会把方孝孺收拾得很惨。方孝孺激不激怒他，都是这个结果。
朱棣是个政治家，政治家的特性是，目的大于手段。朱棣武装夺取皇位后，只能以酷烈的手段来证明他的合法性。这些手段包括在肉体上消灭朱允炆的死忠，在宣传上抹黑建文朝，以及销毁反对派的言论、著作等等。
偏偏方孝孺是个硬骨头。
朱棣对其屠戮十族、焚毁著作，目标就是要消除方孝孺在儒林中的影响，震慑其他士人承认当前的政治事实。
关于方孝孺之死，最早的记载来自《奉天靖难记》，这书是朱棣统治时期，一部对靖难之役作出政治合理性解释的文献。书中把方孝孺丑化成一个贪生怕死、跪地求饶的懦夫：
与此同时，方孝孺及其门生的著述，被打成禁书，一概在焚毁之列。当时有个名叫章朴的官员，家中藏有方孝孺文集，他的同事杨善知道后，马上去检举告密，结果杨善得到升迁，章朴直接被处死。这已经带有文字狱的血腥气息了。
朱棣评论说：“除恶不可不尽，悉毁所著书最是。”
整个永乐朝，谈论方孝孺都是犯禁的，除非按照官方口径，把方孝孺当成乞怜摇尾的“奸臣”进行批判。
直到朱棣死后，明仁宗朱高炽继位，这种政治语境才有所改变。朱高炽多次评论说，方孝孺、齐泰等人“俱是忠臣”。
这之后，士大夫才敢争取为方孝孺平反。
平反的历程很漫长。到1585年，明朝皇帝才首次以官方形式为方孝孺平反，距离方孝孺殉难，已经过去了183年。
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人，提起方孝孺，真实目的都不是为了方孝孺，而是为了因应时下的现实问题。尤其是明末，世乱道衰，内忧外患，士人追忆方孝孺的气节，借以表达对现实政治的不满。
明末官员普遍只会打嘴炮，遇到变局，跑得比谁都快。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后，明朝最后一个状元、张嘴闭嘴“宁死不从贼”的杨廷鉴，看到李自成，跪倒在泥淖中，三呼万岁，然后才敢起身。后来，杨廷鉴与另一名明朝官员争着要给李自成起草登位诏书，两人厮打在一起，把衣服都扯破了。
明末史家计六奇写下了这个场面，想起方孝孺宁诛十族也不为朱棣草拟诏书的历史，评论道，明末士人屈节忘义，节操掉了一地，这是当年朱棣杀戮忠臣的报应啊。
王夫之说，方孝孺死，“读书之种绝于天下”。
天下读书人真的就是只埋首学问，不问是非，但求活命了。时隔200多年，正应了当初姚广孝特意叮嘱朱棣的那句话。
方孝孺学问好，人品好，有骨气，这是数百年来公认的事实。他被誉为“程朱复出”“有明之学祖”“当世文章第一人”等等。
这些，是任谁也无法抹杀掉的。哪怕是朱棣，大权在握时，可以组织写作班子丑化、诋毁方孝孺；但是，朱棣死后，历史评价的天平，仍会趋向事实一边。
不过，我们在肯定方孝孺的精神的同时，也应该对历史人物作一番全面的剖析，不能以精神涵盖一切。
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方孝孺的能力、魄力和识见，存在很明显的短板，远不如后世的张居正。
要知道，具有道德洁癖的人，是难以胜任政治改革的。在这方面，张居正的手腕和权谋，虽然被人诟病，但这恰是其得以推动帝国改革的原因。而方孝孺，虽有改革天下的理想，无奈道德癖太重，过于爱惜羽毛，最后就是以误国收场。
后世推崇方孝孺，也仅限于道德、学问层面的肯定。他成了帝国的一个道德模范。
我们向往道德节气，不忍历史上任何一个骨鲠之士的事迹遭到埋没，这是中华民族得以砥砺天地间数千年，而文化一脉相承，不曾中断的底色。正如鲁迅所说，“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但我们也应明白，浮动在这层底色之上，是每个时代应对具体挑战的渲染之色。说到底，历史上的人，无时无刻都在与这层层新染的颜色打交道，这才是真正的日常，解决问题的出口。
我们需要道德模范，也需要能干事的人，需要解决实际问题的人。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道德气节很重要，但是，道德气节不是唯一的标准。尤其是，用人品去议论政治人物，会显得十分幼稚。
权谋不好，但妥协有时候是必须的。正如动嘴的人永远干干净净，动手的人则难免沾染泥巴。
不是只有“死”才能赢得历史的尊重。生，有时候比死更难。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情景：猛士赴死前，嘱咐同伴快走，说“君为其难，我为其易”。
然而，这个社会上的很多人，因为推崇方孝孺式的死法，导致对历史上其他人物的看法，显得十分简单粗暴：面临权力更替，这个人能不能死，能死则英雄，不能死则狗熊。
恕我直言，这就叫头脑简单。
我写过赵孟頫，写他在南宋灭亡时没有像他的族兄一样殉国，而是降了元朝，用生存换取了艺术上的大成。
我写过谭嗣同和梁启超，戊戌政变时梁启超和谭嗣同的诀别，谭嗣同选择了死，但他要求梁启超活下去。一个自愿赴死的人，却对一个艰苦逃生的人，表达了最大的敬意，“去留肝胆两昆仑”。
有的人负责死，有的人负责生。只要他们的选择，有利于制度的改善，有利于文化的传承，而且不会对民众造成伤害，无论生死，都值得致敬。
我敬重方孝孺的死。说实话，在那种情况下，他也只有死，才是真正的方孝孺。但我也常常为他的死感到惋惜，600年过去，他所捍卫的正统性，他所维护的老朱家的皇位继承秩序，早已变得毫无价值。
他不惜以873人的性命为代价死守的东西，竟然变得十分可笑。整个血腥事件中，只有死守的精神有意义，而死守的东西全无意义。
我时常在想，要是方孝孺像200年后的布鲁诺一样，死守的是科学真理，而不是皇权正统，那该多好！
参考文献：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2012年
樊树志：《明史讲稿》，中华书局，2012年
王春南、赵映林：《宋濂方孝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王伟、刘喜涛：《从明清两代方孝孺评价看士人与政府的博弈》，《求索》，2011年第8期
赵伟：《以道事君：方孝孺与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东方论坛》，2011年第1期
方孝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