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曾经有两个宰相，一个叫司马光，一个叫王安石。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改革派。他们因为一场变法，从好友变成了政敌。他们分处不同的阵营，他们有着各自的坚持和原则，他们有着各自要守护的利益。他们不再是朋友，亲人，爱人，而是竞争对手。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位北宋朝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无疑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个是变法的积极推动者，一个是极力反对者，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可是两人的争斗是为了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实现富国强军、百姓安居乐业的治国理想和宏伟抱负，而非为了一己之私，所以他们的争斗是君子之争，体现出来的是坦荡的胸襟和无私的情怀，而没有见不得阳光的人身诋毁，二人在品德、学识、性格上却又有许多共同之处。
王安石生于1021年，21岁中进士。司马光生于1019年，19岁中进士。他们都蒙受过欧阳修的教诲和举荐，又同与北宋大诗人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王安石文采出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许多文章、诗词流传于世，著有《王文公文集》。司马光文采也极高，有《温国文正司马公集》，但更为著名的是他编纂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司马光在谈到他与王安石十多年的交往时，认为自己和王安石是益友，他在《与王介甫书》中写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而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道：“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王安石比司马光小两岁，1061年，王安石任知制诰，在为司马光升职所拟的诏书中，有“操行修洁、博知经术”、“行义信于朝廷，文学称于天下”等赞美之语。司马光比王安石早两年中进士，但他钦佩王安石的学识，在给王安石的信中写道“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唱和的诗赋。其中在1059年王安石奏《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之后，别具一格地创作了《明妃曲》，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均有和作。
他们还一起在包拯为群牧使的群牧司当判官，应为“同僚”。包拯请客，司马光本来不大喝酒，觉得包拯劝酒、盛情难却，勉强喝了几杯，而王安石，不管包拯怎么劝，就是滴酒不沾。司马光由此知道，王安石是一个倔强之人。而两人还共同担任皇帝文学侍从。《宋人轶事汇编》记载：司马光与王安石、吕公著、韩维，仁宗嘉祐间同在从班，特相友善，闲暇的时候，多于僧舍或坊间聚会，往往谈论宴饮终日，他人少得参与，时人称作“嘉祐四友”。
那个时代，司马光与王安石犹如灿烂的明星，交相映辉。他们都是才高一世、名重文坛的巨子，不仅才高过人，而且品德高尚，为人正直。为学则勤奋，为官则清廉，是德才兼备的时代精英。王安石则“早以辞学知名”，“博通经史”，司马光“博涉经史，善属文”。由于长辈和嘉佑诸友的交口称颂，王安石很快变得“名重天下”。熙宁二年，王安石初任副宰相之际，司马光弹冠相庆。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古代为官的楷模，他们“不爱官职，不殖货利”，清正廉洁，朴素无华，不好声色，不喜奢靡。沈括《梦溪笔谈》卷九载：“王荆公病喘，药用紫团山人参，不可得，时薛师政自河东还，适有之，赠公数两，不受。人有劝公曰：‘公之疾，非此药不可治，疾可忧，药不足辞。’公曰：‘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竟不受。”
翻开《宋史》，王安石拒贿之事也不罕见。王安石善诗好文，且酷爱收藏文房四宝。于是，有一个地方官员投其所好，送来一方宝砚，并当面夸耀宝砚的好处：呵之即可得水。王安石听了后，笑着反问他：纵得一提水，又能值几何?羞得那人无言以答，只好收起宝砚起身告辞。
朱彧《萍洲可谈》卷三载，王安石私宅中有一张藤床是公家的财物，是王安石当宰相时夫人吴氏借用的。罢相之后，一群小吏多次来索要，吴氏一直置之不理，家中的仆人只好悄悄地告诉了王安石。平素就邋遢惯了的王安石脱了鞋，光着脚丫子脏兮兮地在这张藤床上地躺了很长时间。素有洁癖的夫人吴氏见了，赶紧用手捂着嘴巴，让人马上把这张藤床送还给官府。从这则王安石巧还藤床的故事，可见王安石公私分明，不贪图公家之物。他身为宰相，但并无私第，罢相后隐居金陵郊外，只有茅舍一处，仅能遮蔽风雨，四周连院墙都没有。
王安石一生不讲饮食，不修边幅，不拘小节。吃粗茶淡饭，穿破衣烂衫。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高官，如此行事，难能可贵。有人告诉王安石的夫人，说她丈夫喜欢吃鹿肉丝。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夫人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夫人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一下，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结果，人们才发现，王安石只吃离他近的菜，桌子上照常摆着鹿肉丝，他竟完全不知道。
王安石做宰相的时候，儿媳妇家的亲戚萧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访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请他吃饭。萧公子暗想王安石当朝宰相，一定会盛宴款待，于是他盛装前往。可是当入席时，一看菜肴都没准备。萧公子心里觉得很奇怪，喝了几杯酒，才上了两块胡饼，再上了四份切成块的肉，上饭后，又上了一份菜汤。萧公子很娇惯，只吃胡饼中间的一小部分，把四边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饼拿过来全吃了，那个萧公子很惭愧地告辞了。
他的政敌司马光在这点上与其相似，也是性情淡泊，不喜奢华。司马光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居所极简陋，於是另辟一地下室，在那里读书写作。当时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阳，宅第非常豪华，中堂建屋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
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曾提到小时长辈给他穿华美的衣服，他总是害羞脸红而把它脱下。宋仁宗宝元初年，司马光考中进士，朝廷规定，凡是中进士的人，都要参加一次“闻喜宴”，在参加宴会时，皇帝要赐给每位新中进土一朵大红花，大家都佩戴上大红花，以示荣耀。唯独司马光不戴花，一位同中进士的人告诉他说：“君王赏赐的花，不戴不恭敬。”于是司马光才戴上一枝。
宋仁宗每年用于赠送、赏赐的东西，折合百余万钱之巨。作为谏官的司马光三次上书规谏：“国有大忧，中外窘迫，在这财力困乏之际，不宜过度赏赐，实在必要的，应准许大臣用赏赐所得，捐献于营建山陵之用。”皇帝没有同意他的建议。司马光便把皇帝赏赐给自己的金银珠宝，拿出来作为谏院的办公费用，或接济亲友，坚决不留在自己家里。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君子之争：两个性格最相近的人却做了一辈子敌人
司马光的朋友刘贤良拟用50万钱买一婢女供其使唤，司马光婉言拒之，他说：“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有一次，陕州知府刘仲得知司马光要途经此地，便派人带着几坛好酒追至渡口。司马光苦口婆心地说：“我不是要谢绝刘仲通的一片好心，但沿途很多苍生连饭也吃不饱，很多人用野菜果腹，我无意享受这琼浆好菜。”
之后，再无官衙为司马光设席送礼了。司马光的妻子去世后，清贫的司马光无以为葬，拿不出给妻子办丧事的钱，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司马光任官近40年，而且官高权重，竟然典地葬妻。
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有纳妾蓄妓的风尚。司马光和王安石私生活都非常检点，不逊声色，是极为罕见的不纳妾、不储妓之人。王安石任知制诰时，王安石的妻子吴氏为他买了一个小妾。那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王安石问：“你是谁?”那女子说：“我的丈夫是军中官员，运米时船沉，家中资产都赔上还不够，还要卖了我来补偿。”王安石问：“夫人买你花了多少钱?”女子说：“九十万钱。”王安石叫来她的丈夫，对他说：“把你媳妇领走，九十万钱也不用退了。”那对夫妇破镜重圆，和好如初。
司马光婚后三十余年，妻子张夫人没有生育，张夫人急得半死，一次，她背着司马光买了一个美女，悄悄安置在卧室，自己再借故外出。司马光见了，不加理睬，到书房看书去了。美女也跟着到了书房，取出一本书问：“请问先生，中丞是什么书呀?”司马光板着面孔，拱手答道：“中丞是尚书，是官职，不是书!”美女很是无趣，大失所望地走了。
还有一次，司马光到丈人家赏花。张夫人和丈母娘合计，又偷偷地安排了一个美貌丫鬟。司马光不客气了，生气地对丫鬟说：“走开!夫人不在，你来见我作甚!”第二天，丈人家的宾客都知道了此事，十分敬佩。张夫人终身未育，司马光就收养了哥哥的儿子“司马康”，作为养子。
1067年年初，宋英宗驾崩，不满20岁的宋神宗赵顼继位。年轻的宋神宗雄心勃勃，想做唐太宗李世民，欲清除积弊，走富国强兵之路。然而，朝中元老、重臣，包括翰林学士司马光在内，都劝他遵循祖宗旧制。司马光指出，大宋王朝之所以出现积贫积弱的现象，是因为“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宋神宗看着死气沉沉的满朝文武，决定起用敢作敢为、锐意改革的王安石。
1068年，王安石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和司马光再次成为同僚。但是，二人在变法一事上，从来没有过一致的意见，一直是争执不休，甚至在皇帝面前也是唇枪舌剑，各人说各人的道理，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例如在增加税收上，王安石认为应开源理财，使国库充盈。而司马光则认为所谓的开源理财就是盘剥百姓，应当节流。皇帝还是倾向于王安石变法，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主持变法事宜。
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面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国力，所采取的措施截然不同，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是相同的，正因为此，这对好朋友因执政理念的分歧，虽无友谊，但相知甚深。他们的分歧，是为国为民所忧的责任，他们有同僚，但无私党。王安石曾提携支持变法的章惇、吕惠卿，但是最终没有与他们结成朋党，并非因为政事意见不统一，更多的是人格上的巨大差异。
王安石变法不久，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其中有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司马光作为大臣，坚持自己的观点，当他发现改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时，他公开反对王安石变法。而作为朋友，他又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可是，王安石变法决心已定，皇帝也支持他，司马光眼见无法改变局面，竟辞去朝廷职务，离开京城隐居洛阳，用了19年的时间编纂《资治通鉴》，以示不问政事。
司马光在和对方的争斗中不能得胜时，便选择了回避和退让，而不是伺机报复和恶意中伤。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而司马光却一口回绝了他们：王安石没有任何私利，为什么要这样做?以直言敢谏、弹劾王安石而闻名的吕诲去世后，司马光在为其写的墓志铭里，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有人悄悄地弄到墓志铭的镌本献给王安石，想中伤司马光。
不料，王安石看后并不生气，还将镌本挂在墙上，逢人就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关于变法之争，他们没有个人的恩恩怨怨和私利，而有为国为民的耿耿忠心和君子之争。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说：“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神宗死后，哲宗即位，十岁的哲宗不懂事，由高太后临朝执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政，她一临朝，就把反对新法最激烈的司马光召到京城担任宰相。他一当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新法。司马光执政，王安石也选择了避让，到老家金陵退居二线。
1086年5月，王安石去世。噩耗传到司马光耳中，深为悲憾。他预感到王安石身后，可能会遭受世俗的鄙薄和小人的凌辱。他立即抱病作书，告诉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甚为恰当，王安石的文章在气势上常人所不能及，所发议论多带锋芒，无平庸之气。朝廷根据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封为“荆国公”，谥号“文”。
而王安石也绝非奸佞小人。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政，对反对派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当政敌苏轼因“乌台诗案”而入狱面临被砍头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挺身而出，上书皇帝，直言“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在苏轼的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仍仗义执言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司马光入阁以来，鞠躬尽瘁，深得高太后和向太后的信任，因身体虚弱削瘦，宾友举诸葛亮食少事繁，被司马懿语难以持久一事相劝，但司马光不以为然，说：“死生命也。”病重期间，昏迷中的呓语说的都是治国安邦的大事，1086年10月，司马光去世。有遗表呈上，所云都是治世之事，高太后看了更为悲痛，和宋哲宗亲临其丧礼，追赠司马光为“太师”，封“温国公”，谥号“文正”。
王安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