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术在公元8世纪传至阿拉伯地区，经由北非，又过了几个世纪才真正意义上登陆欧洲。当然，在此之前，阿拉伯和北非地区已经将从中国学来的造纸术改进，然后制出纸张大量销往欧洲。
德国文学与历史学家、洪堡大学荣誉教授罗塔尔·穆勒在其所著的《纸的文化史》中写道，欧洲人进一步改良了阿拉伯制纸技术，将之与当时的纺织技术结合在了一起。在法布里亚诺（意大利中部城市），人们不断对纸张生产工艺的三大工序：原材料处理、纸张成型和加工处理进行改良，通过引入破布捣碎机，实现了造纸原材料处理的机械化和集中化；通过引入凸轮轴，将水驱动的槽梁旋转运动，转变成锤子上下垂直敲打的运动；而引入纺织业和金属加工业的粉碎技术和锤式捣碎机，就可以对破布进行进一步的纤维分离。
在纸张成型过程中，工人会从盛有纸浆的大桶舀取——中国人用竹帘，阿拉伯人用芦苇帘，而欧洲人则采用蒙有细金属丝网的木框用来过滤纸浆，金属筛网相较于前两者，可谓巨大的技术进步，对于纸张产量的提高意义重大。
中国造纸术在欧洲的传播与改进
而在纸张的上胶环节，阿拉伯人用植物胶料，而欧洲造纸匠用一种从羊蹄、鹿腿、骨头和兽皮中提取的胶液。此举让上胶变得更为简易。
欧洲人对于阿拉伯版制纸技术的改进，使得大规模生产纸张成为可能，这也使得造纸厂必须选择在水源充足、水流动力足的地方，借此获得水的动力，而且便于直接排放污水——在工业革命开始以前，一直到21世纪初，各国的造纸业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污染大户。成为文化和思想载体的纸张，在被造出之前，经历一个严重污染环境的过程，这其中的戏剧性和讽刺性令人唏嘘。
大规模生产纸张，也意味着造纸业的资本注入。纽伦堡、巴塞尔等欧洲城市借助造纸生意兴旺起来，将纸张销售到欧洲各地，并反过来倾销到阿拉伯地区。这也使得过去一度兴旺的阿拉伯部分地区，如埃及、叙利亚的造纸业走向了不可挽回的衰败。
复刻我国古代的造纸工艺
造纸技术的进步，造纸业的崛起，为中世纪末期和近代初期欧洲书籍得到广泛传播，并连带引起文化、思想、政治和经济革命创造了条件。罗塔尔·穆勒在《纸的文化史》书中说，纸张的增多，替代了过去的羊皮纸，成为了书写载体的地位——当时的欧洲仍然依赖手工抄写手稿，但相比过去，更多的纸张显然更能帮助相当程度上的文化和思想扩散，虽然抄写依然那么辛苦，也不免以讹传讹。
也正是在此时（13-14世纪），受益于更多的书籍，欧洲各地开始兴起了数量颇为可观的各式大学，或从过去的修道院转型成为大学。大学的崛起，推动了造纸技术的进一步进步，反过来铸造了更为强大的造纸业、更多的书籍，让资本获得回报，贸易活跃商路。
《纸的文化史》书中通过对歌德的悲剧作品《哀格蒙特》进行分析指出，纸张也使得欧洲国家的统治半径被大大延伸，就像是大航海时代开启后的西班牙，王室就可以跨大西洋行使对其辽阔的美洲殖民地的统治。书中指出，正是基于此，源自罗马法系统的行政文书、档案体系变得更为完善。
同样依托于文学作品——《纸的文化史》书中以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等作品为例指出，书、书写、纸几大要素之间推动了算术、贸易乃至金融等的发展。可以说，在中世纪的晚期，“复式记账法和定量自然科学、血液循环、万有引力等理论的发现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古登堡改良印刷术以后，纸张撬动革命的意义被进一步深化。古代口头文化随着语音字母的稳定，被手稿文化所取代，后者又被印刷机所取代。这也是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所指的技术和媒介带来的深远影响，新兴媒介影响如此之大，传播效力、范围大大超乎人们的预想，甚至如同于葡萄酒那样让人迷醉和亢奋。麦克卢汉的意思显然也是在说，新兴媒介带来的文化影响并不总是有益、有序，因大大降低传播的门槛而导致低质甚至毫无意义的文化、思想、言辞充斥传播，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新兴媒介的作用。
造纸术与稍晚改进的印刷术推动了欧洲各部分之间的联系，邮政系统变得更加可靠、辐射范围更广，为城市报纸、期刊的出现奠定了条件。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大部分外国文学名著，主要诞生于近代和现代初期，通常由作家们为报纸、期刊撰写的连载或专栏作品汇集而成。这些名著打破了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意识边界，营造了跨大洲的审美和道德共识。这一切显然也可归于造纸术的扩散和改进。
但需要注意的是，城市报纸、期刊的出现，再加上茶馆、咖啡馆等空间，使得公共舆论空间成为现实，而且可以经由人为塑造、操纵和扭曲。换言之，就出现了“造纸术和印刷术-纸张-纸质媒体-舆论空间-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民族国家”这样一个演进链条。
造纸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