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虽然宣战，清廷拥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水师，但在历时一年的战争里，除了广东水师派出三艘军舰北上参战外(时任两广总督李瀚章是李鸿章的哥哥，支援多出于私人关系)，其余水师都坐视北洋舰队覆没。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官兵不乏奋勇杀敌、以死报国的英雄人物、英雄事迹;颇有痛歼日军、克敌制胜的战局。但毕竟清北洋海军接连一败丰岛海战、再败黄海海战、接着命丧威海基地;清陆军接连一败牙山、二败平壤、三败江防、四败金旅、五败威海、六败辽东。军力占优又主要在本土和领海内作战的清军为何接二连三、一败到底?从清廷高层来看，自始至终，没有拿出一个应战方略，始终处在战和不定的被动挨打状态。
开战之前，日军就设立了集陆海军参谋和决策为一身的统帅部——大本营。而从宣战到罢兵，清廷始终未设清军统帅部。日本在军事上一切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的时候，清政府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仍然未有准确的判断，还寄希望于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
这种试图占据道德高地的意图，让前线清军矛盾纠结，严重影响了坚决的勇气和信心，也因此直接蒙受极大的损失。平壤大战之际，日本天皇到达大本营广岛驻地，以示亲自指挥，用行动向日本国民表明决心和信心。日军随军记者在报道中激动地写道：“我陛下君临每个国民心中。我皇万岁!”平壤大战的指挥官山县有朋到达汉城后，对麾下军官们训示：“万一战局极端困难，也绝不为敌人所生搞，宁可清白一死，以示日本男儿之气节，保全日本男儿之荣誉。”日军禁止投降、战败剖腹的传统自此开始。
清军不战而溃的例子太多。北洋舰队“济远”舰，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逃出战场，慌乱中又撞伤了自己的一舰，“广甲”舰也随之而逃;平壤大战中，日军只有两天的后勤准备，清军只要坚守两天，日军将不战而溃，但总指挥叶志超吓破了胆，雨夜弃城，一路狂奔500多里，逃回鸭绿江。
纵观整个战争过程，清廷高层和战不定，即便是被迫对日宣战后，依然寄希望于列国调停，乞求和平。平壤大败、黄海失利后，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奉慈禧太后之命请求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出面调停请和，会谈4个多小时，两人在赫德面前痛哭流涕;鸭绿江防线崩溃，金州、大连、旅顺相继陷落后，大清朝廷又赏给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头品顶戴，让他怀揣李鸿章的亲笔信，代大清国去日本乞和，结果是日本政府连面也不见，德璀琳只好把李鸿章的亲笔信通过邮局寄给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滕博文。
随后，1895年1月26日，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大年初一这天，朝廷又急切地派出议和全权大臣张荫桓、邵友濂，让他们在这个万家团圆的日子从上海乘船赴日求和。结果伊滕博文以张、邵两人资历太低并未得完全授权为由，把两人训斥一通，让其登船回国。
整个战争过程中，日本的目标始终非常明确：消灭北洋舰队，通过巨大的胜利逼迫清政府割地求和。而清廷在整个战争中则是和战不定，始终没有坚决抗战的决心，让前线将士无所适从。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中日虽然宣战，清廷拥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水师，但在历时一年的战争里，除了广东水师派出三艘军舰北上参战外(时任两广总督李瀚章是李鸿章的哥哥，支援多出于私人关系)，其余水师都坐视北洋舰队覆没。可悲的是，各水师高层腐败不堪，勾心斗角，更有官员想借外人力量铲除异己势力。在当时，朝野许多人认为这是北洋与日本人的战争，换句话说，是李鸿章以北洋之力在与整个日本对抗。因此，北洋舰队被围困在威海港内，日军占领了陆上炮台，用大清的炮轰击大清的战舰，半个多月的时间内，直到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管带刘步蟾、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代理管带杨用霖等先后自杀殉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大清的陆海援军无一到达战场支援。
最令日本人大跌眼镜的是，南洋舰队曾派人向日本海军请求，归还南洋舰队的两艘舰船。理由是这两艘舰船是战前到北洋参加会操的，不属于北洋舰队。和日本人交战的是北洋舰队而非南洋舰队，因此这两艘舰船应当归还。
坐视北洋水师覆没：清朝另外三支水师拍手叫好
甲午战争日本如何能以少胜多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描述这一段战况时说：“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
在慈禧的支持下，甲午战争陆海战事的实际谋划、决策多出于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一身。即便他殚精竭虑，仅靠一个人的见识，难免思维有局限，认识有错误，决策有缺陷。
双方开战后，战术上清军谨遵李鸿章指令，实行“专守防御”“保船制敌”，李鸿章强调北洋舰队要守住海口，拱卫京畿，处处限制北洋舰队的作战行动。丰岛海战前丁汝昌提出大队前往护航，遭李鸿章拒绝，结果仅以“济远”“广乙”舰护航两艘运兵船，在日舰队第一游击队3艘主力战舰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下，“操江”被俘、“高升”船被击沉，“广乙”搁浅，仅“济远”一舰逃脱，损失极为惨重。黄海海战前中日已经宣战，日舰队的任务十分明确，寻找北洋舰队决战，而北洋舰队的任务却只是给输送清军的船只护航，结果北洋舰队在作战准备、战术运用和组织指挥等方面明显不及日本联合舰队，遭受5艘战舰损毁、官兵伤亡800余人的重大损失。威海卫保卫战则更是被动，清廷内外意见纷纷，在“舰队出击”“拼死一战”，还是“水陆相依”“固守待援”的犹豫中，失去了所有的机会，最终导致全军覆没。
中日陆战中，清军将领的畏敌怯战、贪生怕死，与李鸿章的治军同样有着莫大关联。清驻朝鲜陆军总统领叶志超，在清军占优势的平壤防御战中，竟树白旗、停止抵抗，下令全军撤逃。贪生怕死狂奔500里，逃过鸭绿江。仓皇逃跑间丢下遭遇日军埋伏与敌激战的士兵，致清军死亡近2000人、被俘500余人，断送了整个朝鲜战局。
大连湾守军陆军总兵赵怀业，将战备物资换成白银、化为私财;置金州兵寡而不顾，坐观其陷落。日军尚未抵达大连湾，赵怀业早已闻风溃逃，自动放弃大连湾，将大连湾6座炮台、120余门大炮、246万枚炮弹，德国新式连发步枪600多支，子弹3381万发及没有启封的野战快炮、粮食、马匹、行帐等，拱手留给日军。这些装备成为日军攻占旅顺的物资保障。大连湾码头遂成为日军进攻旅顺的后勤补给站。日军按照赵怀业部丢下的水雷分布图，准确清除了大连湾中的水雷。
日军尚未兵至旅顺口时，清军还在顽强抗击日军前锋，但旅顺地区的前敌营务处总办龚照(实为旅顺陆军总统领)，竟置战局及诸军于不顾，自己乘鱼雷艇逃往烟台，随后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致旅顺轻易陷落。旅顺口9座炮台、78门重炮，加之诸多的粮、弹、军用物资、军港设备，悉数被日军缴获。
日军进攻辽东，清军有7万多人，日军只有2万人，而且供应线拉长，后路也有被切断的危险。如果清军能以优势兵力凭险扼守，与敌相持，日军无援兵、缺粮饷，很难坚持，是一次反败为胜的机会，但清军毫无斗志，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不到10天就从辽河东岸全线溃败。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描述这一段战况时说：“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
威海卫南岸守军主将刘超佩，弃战乘小艇逃至刘公岛，后逃往烟台。由于主将逃跑军心不稳，缺乏统一指挥调度，致威海港南岸炮台相继全部失守。
总兵蒋希夷，受命驻防营口，在日军来犯之际畏敌怕死，竟擅自率所部5营步队逃走，使守城兵力减半，营口只剩3000余人分守炮台，致营口之战敌我力量更加悬殊，没等到清军主力救援，营口迅速失陷。
在整个战役指挥中，李鸿章凭个人主观荒唐行事的例子也不胜枚举。黄海海战后，翰林院联名奏参李鸿章“有银数百万两，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其子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御使还奏参李鸿章：“米、煤资敌，释放日本奸细。”所谓“米、煤资敌”是指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订购大米和煤炭，因其属战略物资，宣战后按律应停止供货。但李鸿章强令继续供货“以示信用”。于是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常运送日本。
开平煤矿是中国当时最大的煤矿，煤炭亦是战略物资(军舰的燃料)，但李鸿章却坚持由英国的怡和洋行控股该矿。连外国人都认为“李的立场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