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噶氏家族的专权与衰落
松赞干布去世后，其孙芒松芒赞（《新唐书》作乞黎拔布）继位，国事由大相噶·东赞代行，是为噶氏家族专权之始。噶·东赞当政期间，抚服边地，规定赋税，区分“桂”（武士），“庸”（奴隶）等级，清查户籍，促进了吐蕃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制度也日臻完备。噶·东赞为人沉勇有谋，善机变，用兵有节制，在吐蕃王朝中，声名显赫，是一个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相。667年（唐乾封二年），噶·东赞卒，其子钦陵兄弟先后执掌王朝实权。在噶氏家族掌权的50年间，吐蕃王朝的实力又有了很大程度的增强，对外不断进行武力扩张。
670年（唐咸亨元年），吐蕃攻占安西四镇：龟兹（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区县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于阗（今新疆和田市西南），构成了对唐朝一向重视的中西陆上交通要道，即“丝绸之路”的威胁。唐朝派出以薛仁贵为首的10万大军攻吐蕃，在大非川（今青海省共和县切吉草原）遭到钦陵的阻击大败。
吐蕃攻占安西四镇，既可镇慑西羌诸部，又把持了这一通商要道上的税收，而且四镇之地距吐蕃本部不远，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便于控制，因此，吐蕃争夺唐朝安西四镇蓄谋已久。安西四镇既被吐蕃攻占，唐蕃之间的征战日趋频繁，此时吐蕃的军事力量正处在强盛。发展的时期。
噶氏家族擅权期间，芒松芒赞及其子丁颉蛏芒布结（《新唐书》作器弩悉弄）都是年幼即赞普位，王朝的军政大权一直控制在噶氏家族手中，赞普位高而无实权。钦陵驻军于今青海省东部，实力有增无已，而且还培植了一批雄厚的亲信势力。在钦陵当权期间，曾经发生过大藏地区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起义事件（687）。大藏（rtsang—chen）疑是大宗（tsong—chen）之误写。宗，即宗喀（今青海省涅中县），为钦陵驻军所在地。
在吐蕃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和奴隶是对立的阶级。王室和贵族是奴隶主阶级。奴隶主以下的都是属民。属民包括平民和奴隶。奴隶中的一部分是从被征服地区掠夺来的人民，一部分是平民在阶级分化中破产下降而变成奴隶的。奴隶要为奴隶主从事生产，或被用于家务劳动及随军的勤杂人员，这一部分奴隶称为“庸”，奴隶主还把一部分奴隶和平民编入军旅，让他们参加作战，这一部分人被称作“桂”。
作为社会等级，“桂”的地位显然要高于“庸”。奴隶主阶级豪华奢侈，以残暴的刑杀维护其统治，甚至将奴隶殉葬，或作为盟会祭天的牺牲。当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压迫达到一定极限时，其贪婪的刀锋又转向平民。吐蕃的贵族将领，在对外进行武力扩张时，劫掠财富，中饱私囊，虏获人丁，以扩充奴隶的数量。对内则是征调频繁，加重赋税。使奴隶和平民不堪其苦，促使吐蕃社会的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吐蕃王室对于奴隶和平民的剥削压迫，与贵族奴隶主殊无二致。但是，贵族将领们的跋扈专横，拥兵自重，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大不利于王室的集权统治，王室亟需稳定局面以巩固集权，贵族将领的行径，构成了对王室权力的严重威胁。此时，吐蕃奴隶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深化了。
676年（唐仪凤元年）芒松芒赞去世，其子丁颉蛏芒布结即赞普位，贵族及地方豪酋，多拥兵作乱者，王室将乱事次第平息。695年（武后天册万岁元年），丁颉蛏芒布结已届成年，首先处死噶氏家族的重要成员赞辗恭顿，随后于698年（武后圣历元年），以“出猎”为名，先派兵执杀钦陵的亲信2000余人，再派人召见钦陵，钦陵拒不受命，丁颉蛏芒布结亲自领兵讨伐，未战，钦陵兵溃自杀。钦陵弟赞婆率钦陵子莽布支投唐。唐封赞婆为“归德郡王”，授“辅国大将军”，封莽布支为“安国公”，授“左羽林大将军”。按，莽布支疑是钦陵子论弓仁，《新唐书·论弓仁传》对其封赠有异说。噶氏家族对吐蕃王朝的专权至此告终。
二、清水会盟前的蕃唐、蕃诏关系
吐蕃和唐朝之间，原与吐谷浑、党项、白兰诸部相隔，双方的军事力量，最初并未直接接触。松赞干布在向唐朝请婚之前，即曾在吐谷浑部及松州施展武力。松赞干布去世后，噶氏家族专权，钦陵等人都致力于军事扩张，唐军在大非川失利后，不仅吐谷浑复国的计划破灭，而且使安西四镇成为唐蕃长期争夺的要地。丁颉蛏芒布结在位初年，“吐蕃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嶲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此时吐蕃的辖区，已直接与唐朝相连。
三、王朝的衰落
1、赤松德赞的业绩755年（天宝十四载），赤德祖赞为臣下谋害，子赤松德赞（742—797，《新唐书》作娑悉笼腊赞、乞立赞）继赞普位。赤松德赞即位后，首先处死因叛摹颉蝰罪的贵族末氏和朗氏，籍没其财产，巩固王室权力。随即进一步强化奴隶制的统治，继续推行扩展实力的战争，加重对属民的剥削，使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吐蕃奴隶制社会自公元8世纪中叶起，已开始由全盛走向衰落。
赤松德赞在位期间，吐蕃王朝的职官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完善，设置了九大尚论，即《新唐书》所记“尚论掣逋突瞿”。告身制度此时更趋完备。据《智者喜筵》记载，告身各等又有大小之分，大相佩大瑟瑟告身，副相和内大相佩小瑟瑟告身，内副相和整事大相佩大金告身，内小相和副整事佩小金告身，小整事佩银镀金告身，其下军政官员人等，分别佩大小银铜告身，最低一等的铁告身，赐给作战有功的勇士佩带。在军事制度上，赤松德赞在原有四如的基础上，增置孙波如，五如下共设61东岱。东岱，即千户所，由东本主其事。此时，吐蕃的军政组织更加健全。另外，通恰（藏语原意为观察使，汉文史籍作节度使）一职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是占领地区的高级官员。在赤松德赞时期，佛教在吐蕃取得了更大的发展。
佛教自7世纪传入吐蕃后，虽然得到王室的大力扶植，但与传统的本教斗争激烈。赤松德赞年幼即位，贵族那囊氏掌权，那囊氏与信奉本教的大臣极力反对佛教，王朝发布禁佛令：驱逐佛教僧侣，改大昭寺为屠宰场，将文成公主带往吐蕃的释迦牟尼像埋于地下，后又转移到芒宇（今西藏吉隆县一带），还有一些佛寺遭到摧毁。赤松德赞成年后，力图发展佛教，在清除了反对佛教的贵族势力后，废除了前此颁布的禁佛命令。请天竺寂护，莲花生等人主持兴建了首座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桑耶寺（在今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雅鲁藏布江北岸。建寺年代诸说不一，大致应在8世纪后半期）。首批剃度出家的7人，史称“七试人”，都是贵族子弟，是为藏族历史上第一批佛教僧人。
自佛教传入吐蕃后，与本教经历了长期起伏多次的斗争。佛教在赤松德赞的大力扶植下日益得势。为了抵制本教势力，佛教徒向赤松德赞提出与本教徒就教义优劣，进行公开辩论，以决胜负的建议。赤松德赞接受了这一建议，在敦喀（今西藏穷结县境内，一说在墨竹苏丕蒋布才宫前）组织佛教和本教的代表人物进行辩论，辩论结束后，赤松德赞宣布佛教获得胜利，本教则被判定为非法的宗教，凡不愿放弃信仰的本教信徒，都被流放到边远地区，从而巩固了佛教在吐蕃社会的优势地位。
随后，佛教内部也展开了一场斗争。由于佛教主要自汉地和天竺传入吐蕃，二地僧人分别坚持自己的观点：汉僧持“顿悟”之见，天竺僧则主张“渐悟”，彼此互不相容，迫使赤松德赞决心以辩论解决佛教内部不同见地的斗争。辩论约自792年至794年间在桑耶寺进行，由赤松德赞亲自监督。最后以汉地佛教失败宣告辩论结束，天竺佛教遂在吐蕃取得独占的合法地位。这一佛教内部的斗争，史称“顿渐之争”。
赤松德赞极力发展佛教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王室集中政治上的权力，削弱贵族和地方豪酋的势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吐蕃社会的封建因素迅速增长，导致吐蕃奴隶制度的矛盾日益加剧，平民和奴隶的负担加重，贫富分化的趋势突出，被统治阶级的起义事件迭有发生。显然发展佛教，在缓和阶级矛盾，抑制世俗贵族的权势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史实证明；赤松德赞发展佛教取得了一定的预期效果。2、清水会盟
783年（唐建中四年），唐朝和吐蕃在清水（今甘肃省清水县西北）会盟，重新划定双方边界。唐德宗李适于779年承袭帝位，此时唐蕃双方都有息战求和的愿望。这是清水会盟的历史背景。吐蕃军自长安西退后不久，又联合回纥军攻唐。唐将郭子仪在764—765年（唐广德二年至永泰元年），先后挫败吐蕃与回纥联军于奉天（今陕西省乾县）和泾阳（今陕西省泾阳县）。
767年（唐大历二年）四月，唐蕃再度和盟于长安兴唐寺。先是765年三月，唐蕃于兴唐寺和盟，十月，吐蕃即背盟，联合回纥军攻唐泾阳。767年四月和盟后，九月，吐蕃又背盟，围攻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游骑至潘原、宜禄（均在今陕西省长武县境内），郭子仪率重兵在长安以西严备。不久，唐军破吐蕃军于灵州，明年，吐蕃军又攻灵州，进逼邠州（今陕西省彬县），又被唐军击退。
779年（大历十四年），南诏王阁罗凤卒，孙异牟寻立。冬十月，吐蕃军与南诏军会合10万之众，分兵三路，攻唐剑南道（今四川省剑阁县以南、长江以北，治成都）。此时南诏已成为吐蕃属国，南诏被迫出兵是为了替吐蕃取得蜀地作为“东府”，俘获的工伎丁颉蛲往吐蕃的首府逻娑城（逻些异称，即拉萨市），而且还要向吐蕃纳岁赋一缣。唐将李晟率兵破蕃诏联军于大渡河外，联军死八九万人。异牟寻退守羊苴城（今云南省大理市）。吐蕃为了安抚刚刚即位就在军事上遭到挫败的异牟寻，封他为“日东王”。
自吐蕃军攻陷成都到清水会盟之前，唐蕃之间处于较长时期的和战不定的形势。唐朝在兵力上的弱点，以及诸藩镇拥兵自保，不听朝廷调动，使吐蕃得以利用时机，以与唐和盟掩盖其占地掠民的目的。779年八月，唐德宗即帝位三个月后，派太常少卿韦伦入吐蕃，送还战俘500余人。韦伦抵吐蕃时，赤松德赞已获悉剑南蕃诏联军战败，遂热情地接待了韦伦，并说：“我乃有三恨：不知天子（代宗）丧，不及吊，一也；山陵不及赙，二也；不知舅（德宗）即位，而发兵攻灵州，入扶、文（今甘肃省文县），侵灌口（今四川省都江堰市）三也。”
赤松德赞复遣使随韦伦朝唐，德宗李适再一次派韦伦赴吐蕃送还在剑南战役中吐蕃被俘人员。赤松德赞见到韦伦重来蕃地，并再次送还战俘，“欢甚，授馆，作声乐，九日留”，又派其相论钦明思等50余人随韦伦朝唐，献方物。781年（唐建中二年），德宗派遣殿中少监崔汉衡、判官常鲁出使吐蕃。赤松德赞提出以灵州迤西的贺兰山划界，双方派员在边境会盟，并要求唐朝派佛教高僧入蕃讲经，德宗答允了吐蕃的会盟要求，并应吐蕃之请，派遣高僧良琇、文素去吐蕃，“一人行，二岁一更之”。经唐蕃双方约定，783年（建中四年）正月在清水会盟。
清水会盟是唐蕃之间的一次重要会盟。唐朝派陇右节度使张镒等7人为会盟使，吐蕃以大相尚结赞为会盟使。清水会盟的主要内容是划定双方边界：将黄河以北的贺兰山区划作“闲田”，驻守在闲田内的双方兵将，维持现状，不得相互进攻；双方均未驻防的闲田，也维持现状，“不得新置（兵将），并筑城耕种”；黄河以南自六盘山、陇山，沿岷江、大渡河南抵磨些诸蛮（今云南省西北部）划界，以东属唐，以西属吐蕃。会盟后，唐蕃又分别在长安和逻些会盟，旨在确认清水会盟的合法性。然而，清水会盟后不久，又发生了平凉劫盟的事件。
3、平凉劫盟
清水会盟确定了唐蕃边界后，吐蕃在军事方面的优势明显地超过唐朝。唐朝由于内乱频仍，对吐蕃一直处于守势。清水会盟当年（783）的十月，唐朝发生了“朱泚之乱”，叛臣朱泚攻占长安，德宗出走奉天。吐蕃尚结赞请求出兵助唐收复长安。德宗派崔汉衡出使吐蕃，同意吐蕃出兵，唐朝“许成功以北庭、伊西（今新疆北部）与之。”
784年（唐兴元元年）四、五月间，唐蕃合兵击破叛军于武功（今陕西省武功县）。此时吐蕃军因气候炎热，加以疾疫流行，撤兵西去。唐军收复长安。吐蕃军并未参与彻底平定朱泚之乱。唐朝遂以此为借口，不答应给吐蕃以北庭、伊西等地，只应许厚给缯帛。尚结赞对唐朝食言毁约深表不满，决计报复，并准备乘机除掉唐朝镇守西北地区的三大将领。他认为“唐之名将，李晟与马燧、浑瑊耳，不去三人，必为我忧”。发生于787年（唐贞元三年）五月的平凉劫盟事件，就是尚结赞报复唐朝和企图除掉唐朝三将的具体行动。
吐蕃于786年（贞元二年）九月，越泾、陇（今陕西省陇县）、邠、宁（今甘肃省宁县）等州，进兵至凤翔（今陕西省凤翔县）。李晟击退进犯蕃军，十月，再挫蕃军于摧沙堡（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西北）。尚结赞既不断遣使向唐求和，又派兵攻取盐（今宁夏盐池县北）、夏（今陕西省横山县西）二州。唐德宗担心将帅生事邀功，力主罢兵而与吐蕃和盟。十二月，罢李晟兵权。
翌年（787年）三月，吐蕃又遣使求和，唐将韩游瓌觉察到吐蕃求和的反常：“吐蕃弱则求盟，强则入寇，今深入塞内而求盟，此必诈也”，但是德宗仍然主和，甚至还想联合吐蕃，共击回纥，答应与吐蕃和盟。德宗命崔澣见尚结赞，尚结赞以归还盐、夏二州，表示求和“诚意”，还提出请唐朝派浑瑊主盟的要求。唐朝答应派浑瑊为会盟使，崔汉衡为副使。会盟地点几经磋商，最后决定在平凉（今甘肃省平凉市）。
787年（贞元三年）五月十五日，唐蕃会盟于平凉。尚结赞预先埋伏骑兵于盟坛西部，做好劫盟的准备，浑瑊在出发前，李晟警告他，此次会盟非比寻常，必须严加防备；但是唐德宗却命令浑瑊，不要猜疑对方，要表示出会盟的诚意。致使浑瑊首鼠两端，莫衷一是。会盟开始前，浑瑊等人应尚结赞之请，入幕更着礼服，此时，吐蕃伏兵在击鼓的号令下，从四面蜂拥而至，浑瑊觉察后果断地只身从幕后逃出，乘马突围，唐朝会盟官员自崔汉衡以下60余人，皆被扣押。此次劫盟突袭事件，唐军死500余人，被俘1000余人。
尚结赞又乘胜大掠邻近诸州县，然后退至清水县境内。平凉劫盟事件后，唐德宗深悔坚持与吐蕃和盟的失误，为尚结赞求和说项的唐将马燧，也被唐德宗罢免了军权。尚结赞除掉唐朝西北三将的企图终于得逞。然而，此后30余年唐蕃之间未能和盟，直至公元821年（唐长庆元年、吐蕃彝泰七年）再度和盟。
4、吐蕃与南诏解盟
南诏王异牟寻自779年剑南战役受挫后，国势日衰。他既担心唐朝的进一步攻击，又惧怕吐蕃的吞并。由于吐蕃连年与唐作战，又想争夺对西域的霸权，而与回鹘、大食为敌，战线拉得过长，以致财源枯竭，兵力不足。为此，吐蕃加紧了对本部和属部的剥削，南诏也深受吐蕃统治之苦，因而加深了双方的矛盾。异牟寻之师汉人郑回，极力劝说异牟寻俟机归唐，异牟寻早已对吐蕃不满，经郑回的劝说，也有背蕃归唐的想法
788年（贞元四年）四月，异牟寻委托东蛮鬼主骠旁、苴梦冲、苴乌星朝唐，转达了异牟寻背蕃归唐的意愿。唐朝热情地接待了骠旁等人，并厚予封赏。十月，吐蕃发兵10万，准备攻打西川，同时征调南诏兵协同作战。异牟寻此时虽已有归唐之志，但还不敢公开背叛吐蕃，也出兵数万人屯于沪北（沪水之北）。
唐剑南节度使韦皋深知异牟寻心怀犹豫，致书异牟寻，鼓励他早下背蕃归唐的决心。但此事被吐蕃察觉，于是吐蕃对南诏产生猜疑，加以韦皋派间谍离间蕃诏关系，吐蕃责令南诏送大臣之子以作人质，蕃诏关系遂公开恶化。但吐蕃仍未放弃对南诏的控制，既有诱惑拉拢，也有武力胁迫，旨在断绝南诏与唐朝的联系。
吐蕃国的兴起与衰亡
789年（贞元五年）二月，韦皋致书异牟寻，劝他速作定夺。此后韦皋又数次致书异牟寻，均未收到回音。791年（贞元七年）六月，韦皋派遣原来阁罗凤使唐人员、当时做唐朝讨击副使的段忠义，携韦皋的招谕书信及唐德宗的敕书返回南诏。
吐蕃得知唐朝派使者到南诏的消息后，也派使者到南诏，责难异牟寻私结唐朝，破坏联盟关系。异牟寻欺骗吐蕃使者：唐使原南诏人，韦皋听其返回，并无他谋。为了消除吐蕃的疑虑，异牟寻将段忠义执送吐蕃，请吐蕃讯问处置。但是吐蕃仍不放心，继续向南诏索取大臣之子，送往吐蕃以作人质。已经恶化了的蕃诏关系更趋紧张。
此时，勿邓酋长苴梦冲潜通吐蕃，为了反对与唐朝交好，他隔断了南诏使臣朝唐的道路。韦皋于792年（贞元八年）二月，派兵执杀苴梦冲，重新打开内地通往南诏的道路。唐朝的兵力与南诏的接近，更引起吐蕃的猜忌，“每云南（南诏）兵至境上，吐蕃辄亦发兵，声言相应，实为之备”。
韦皋于792年十二月，再次致书异牟寻，表明了欲与南诏共同驱逐吐蕃，然后在边境上筑大城一座，彼此派兵相保，永同一家。此时异牟寻背蕃归唐之意已决，793年（贞元九年）五月，异牟寻遣使分三路到成都去见韦皋，“上表请弃吐蕃归唐，并遗皋帛书”，韦皋当即护送南诏使臣至长安，德宗赐异牟寻诏书，还命令韦皋派人到南诏对异牟寻进行抚慰。
794年（贞元十年）正月，唐使崔佐时与南诏王异牟寻会盟于阳苴城附近的点苍山。盟文表明南诏归顺唐朝，与唐共同讨伐吐蕃；南诏地方事务，唐朝军队不要干预；南诏归还原来唐朝管辖的地段，以铁桥为界，各守本土。会盟毕，异牟寻斩吐蕃使者，废吐蕃所立的封号。吐蕃与南诏的结盟关系至此结束。
5、牟尼赞普与赤德松赞的兴佛
南诏与吐蕃决裂后不久，赤松德赞于公元797年去世，其长子牟尼赞普（762—798，《新唐书》作足之煎）继赞普位。牟尼赞普与其父同样实行扶植佛教的政策。史载，他曾强迫所属臣民，向佛教寺院布施财物，前后发布过三次平均属民财富的命令，都未能解决社会上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矛盾。牟尼赞普强制推行的“三均财富”，直接触犯了贵族奴隶主的经济权益。他在位不满二年，即被代表贵族利益的母后侧绷氏毒杀。
牟尼赞普的被害，表明了吐蕃奴隶主阶级内部斗争趋于激化的事实。当时，吐蕃社会中的奴隶，被剥削、受奴役的程度更为深重。平民也经不起两极分化的冲击，有很多人下降为奴隶。到公元8世纪末叶时，吐蕃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已明显日益加剧。798年（贞元十四年），牟尼赞普的幼弟赤德松赞（764—815，藏文史籍又称赛那累），在其师僧娘·定埃增桑布的协助下，即赞普位。赤德松赞时，佛教僧侣在王朝中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在政治上拥戴赞普登位，为赞普排解疑难，深受赞普的信赖。娘·定埃增桑布由于拥戴赤德松赞有功，成为掌握吐蕃朝政的中心人物，唐人称之为“钵阐布”（一作钵掣逋）。
《新唐书》称“钵阐布者，虏浮屠豫国事者也”；《册府元龟》称之为“国政蕃僧”。足见其政治地位之显赫。赤德松赞为了表达他弘扬佛教的意愿，以及对娘·定埃增桑布的崇敬，曾先后两次授予娘·定埃增桑布盟书誓文。赤德松赞还作出赞普从幼年到即位，要跟随高僧学习佛法，吐蕃全境臣民都必须信奉佛教，禁止以任何手段对佛教诽谤中伤，以及优礼僧人等多项规定。在赤德松赞晚年（814），又下命令厘定翻译佛经的统一语词，为吐蕃文字的规范化和译经的系统化奠定了基础。
吐蕃自与南诏决裂，其南线军势减弱。799年（贞元十五年），吐蕃以5万之众击南诏及嶲州（今四川省西昌市），遭到异牟寻和韦皋的有力抵抗，兵败西退，吐蕃南线将帅、属部又接连降唐。为了摆脱困境，吐蕃在北线攻唐灵、盐二州，攻入麟州（今陕西省麟游县）。801年（贞元十七年），唐德宗令韦皋攻吐蕃南线所据维（今四川省理县东北）、雅二州，以牵制吐蕃，异牟寻也积极配合唐军出击。吐蕃遣大相兼东鄙五道节度使论莽热领兵10万救维州，又大败，士卒死过半，论莽热被俘。
赤德松赞为了挽救败局，竭力发展佛教，以巩固王室集权，缓和阶级矛盾。他重用钵阐布执掌朝政，钵阐布力主与唐言和。804年（贞元二十年），吐蕃遣论乞冉及僧人南拨特计波等54人使唐。可见此时僧人在吐蕃王朝中已有举足轻重的地位。810年（唐元和五年），唐宪宗李纯敕书钵阐布·娘·定埃增桑布，对他“辅赞大蕃，叶和上国”，“思安边陲”，“令息兵甲”，备加称赞；对吐蕃提出归还唐朝安乐（今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境）、秦（今甘肃省天水市）、原（今宁夏固原县）三州之议，深表赞许，并望早日交割。到赤德松赞晚年，唐蕃关系由于钵阐布的掌政而有了很大的改进。
6、长庆会盟
815年（唐元和十年），赤德松赞去世，子赤祖德赞（藏文史籍又作热巴坚，《新唐书》作可黎可足）继赞普位，年号彝泰。赤祖德赞以崇佛的登峰造极而著称于史。他制定了一人出家为僧，由七户臣民负责供养的制度，还制定了以恶指指僧者断指，以恶目视僧者剜目的严刑峻法。他顶礼僧人，广建寺院，王朝政务由僧人钵阐布主管。为了继续巩固王室集权，抑制贵族的势力，赤祖德赞多次遣使赴唐，请求和盟。
821年（唐长庆元年、吐蕃彝泰七年）十月，唐蕃会盟于长安西郊。吐蕃会盟专使为礼部尚书论讷罗。唐朝派丞相崔植、王播、杜元颖等17人与盟。822年（长庆二年、彝泰八年）五月，唐朝和盟专使、大理寺卿刘元鼎率领使团去吐蕃，与吐蕃以钵阐布·勃阑伽允丹为首的官员在逻些东郊会盟。会盟前，赤祖德赞接见并宴请刘元鼎等唐使。会盟由钵阐布升坛主盟，依惯例，与盟人员都要履行歃血的仪式，钵阐布因是僧人，不歃血，只饮郁金水为誓。会盟毕，吐蕃遣使随刘元鼎至长安，又派人到大夏川（今甘肃省大夏河）召集东道将领100多人宣读盟文，要求他们信守不渝。
823年（长庆三年、彝泰九年），唐朝和吐蕃分别在长安和逻些建碑，刻盟文及与盟人名于其上以纪其事（按，现只存唐蕃会盟碑一通，在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大昭寺前。长安碑已不存）。双方在盟文中重申“和同为一家”的舅甥亲谊，决心今后“社稷叶同如一”，“各守本境，互不侵扰”，“烟尘不扬”，“乡土俱安”。还规定了唐蕃双方人员往来路线和供应办法等具体事项。在现存唐蕃会盟碑的背面，还记述了唐蕃和盟关系的始末：对唐朝文成、金城公主先后嫁到吐蕃，唐蕃间长期和战不定的形势作了回顾；对极力主张与唐和盟的赤祖德赞作了充分的肯定。
此次会盟在客观上使吐蕃社会得到了暂时的安定，吐蕃的经济、文化又有了一定的发展。另一方面，对唐蕃双方人民而言，会盟反映了他们想望结束战争的共同愿望，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自706年至822年的100多年间，吐蕃与唐朝共会盟8次，此次会盟是第8次，即最后一次会盟，史称“长庆会盟”，亦称“甥舅和盟”。
四、王朝的崩溃
1、达玛禁佛“灭法”
赤祖德赞积极崇佛的政策，特别是极力提高僧人的政治地位，使钵阐布主管王朝的行政大权，引起了反对佛教的贵族势力的强烈不满，一部分贵族制造钵阐布·勃阑伽允丹与王妃属卢氏“私通”的谎言，致使赤祖德赞误杀钵阐布·勃阑伽允丹。838年（唐开成三年、吐蕃彝泰二十四年），赤祖德赞被贵族杀害，原钵阐布·娘·定埃增桑布也被杀。赤祖德赞之弟达玛（《新唐书》作达磨，藏文史籍作赤祖德赞之兄），被反佛教的贵族拥戴，继赞普位。达玛在位仅四年（838—842）。此时，吐蕃社会的阶级矛盾更趋尖锐，加以吐蕃农牧区又连续发生了空前的瘟疫、霜雹和洪涝灾害，反对佛教的贵族遂制造舆论，把一切自然灾害都归咎于信奉佛教所致，而达玛又是一个“嗜酒，好田猎，喜内，且凶愎少恩”的人，他原是受贵族拥戴才得以即赞普位的，自然他也要受到贵族的摆布。
据敦煌古藏文史料记载，达玛即赞普位初期，仍然依照吐蕃惯例，发愿礼佛弘法。此时，他采取了和赤祖德赞截然相反的政策，下令封闭吐蕃境内的全部佛寺，焚毁佛教经典，佛像被抛入河中，强迫所有僧人还俗，不愿还俗者，被迫从事屠夫、猎人等违反佛教戒律的职业，有些高僧还遭到杀戮。达玛镇压佛教的措施，在吐蕃境内雷厉风行，使佛教在吐蕃已经形成的势力，受到严重的挫折。因此，尊信佛教的人视达玛为牛魔王下凡，而称他为“朗达玛”。朗，藏语，意为牛。达玛的禁佛措施未能维持很久，公元842年（唐会昌二年），他被佛教僧人拉隆·贝吉多杰刺死。
达玛的禁佛与赤祖德赞的崇佛，实质上是吐蕃奴隶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转移奴隶和平民的斗争方向，维护和巩固奴隶制统治的不同手段，而其表面现象则是佛教和本教的斗争。达玛被刺前，王妃已怀孕，王后为争夺权位，也伪装成有孕。843年（会昌三年），王妃生一子，为防王后抢走，白昼由人围绕，晚间用许多盏灯光守护，以故取名欧松，意为光护。王后买得一乞人之子，胁迫朝臣认可系她所生，名永丹，意为母坚，即母亲坚持认定的。永丹在《新唐书》上被记载为王后之兄?·尚延力之子，名乞离胡。
达玛被刺后，欧松和永丹分别被不同的贵族集团操纵，争夺赞普宝座，互不相让。永丹以逻些为根据地，自称“赞普”，而达玛的亲生子欧松，却被排挤到约如，即今西藏山南地区东部一带，与永丹对立，双方进行了长年的斗争。
2、吐蕃在河陇地区的统治解体
当吐蕃王室分裂的信息传到吐蕃属部，各领兵将帅也拥兵自重，相互混战、公元842年（唐会昌二年）冬，吐蕃驻洛门川（今甘肃省武山县）讨击使论恐热，利用吐蕃王室分裂之机，阴谋夺取政权。他以讨伐王朝中控制实权的綝氏家族为借口，以永丹“无大唐册命，何为赞普”作号召，发兵西征。此时，以永丹为代表的吐蕃王室势力，派尚思罗统大军，并发苏毗、吐谷浑、羊同等属部的军队配合，迎战论恐热。论恐热利用吐蕃长年统治属部，属部人民对吐蕃敢怒而不敢言的矛盾，使苏毗等属部的军队分崩离析，最后，尚思罗兵败，被论恐热缢杀。论恐热合并尚思罗及苏毗等属部的兵力，共10余万人，势力较前更为强大。
当时，吐蕃驻守鄯州的节度使是尚婢婢。据《新唐书》记载，尚婢婢是羊同人，出身于吐蕃高官门第，他为人宽厚，又有学问，赤祖德赞很仰慕他的为人，命他担任鄯州节度使。尚婢婢在鄯州为官，很有威望。论恐热率军西征，必须先除掉尚婢婢，以免退路被切断。论恐热自恃人多势众，以为尚婢婢一介书生，不是他的对手。二军在大夏川交锋后，尚婢婢巧布伏兵4万之众，诱使轻敌深入的论恐热身陷重围，几乎被生擒。
844年（会昌四年）春，论恐热又聚集兵力，向尚婢婢镇守的鄯州大举进攻，激战多次，未能取胜。851年（唐大中五年），论恐热朝唐，求河渭节度使官职，遭到唐宣宗的拒绝。此后，论恐热与尚婢婢长年混战，最后，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资治通鉴》记载这场混战的后果是“二千里间，寂无人烟”，“赤地殆尽”，使这一地区内的各族人民，遭到长达20余年之久的沉重的战争灾难。
唐朝趁吐蕃王室分裂之机，于844年（会昌四年）议复河湟18州建制，派刘濛为巡边使，命令他储备粮饷、军械，探听吐蕃兵力的虚实。849年（大中三年），吐蕃秦、原、安乐三州及原州所辖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靖、木峡、六盘等7关的守将降唐。前此一年（848），沙州（今甘肃省敦煌市）人张义潮率众起义，吐蕃在沙州的守将闻风远逃。
851年（大中五年），张义潮以瓜（今甘肃省安西县），沙、伊（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肃（今甘肃省酒泉市）、鄯、甘（今甘肃张掖市）、河（今甘肃省临夏市），西（今新疆吐鲁番市）、兰（今甘肃省兰州市）、岷（今甘肃省岷县）、廓（今青海省贵德县）等11州图籍归唐。唐授张义潮防御使，其后，唐朝又在沙州设立归义军的建制，张义潮又被唐朝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兼11州观察使。与此同时，吐蕃镇宁河、渭（今甘肃平凉）二州的将领尚延心降唐，受唐封武卫将军，任为河、渭等州都游奔使。从此，吐蕃占据长达百余年的河西陇右地区，又重新回归唐朝。此时唐朝的实力较前更为衰弱，已经濒于全面崩溃。此后不久，全国统一的局面，即为分裂的五代十国所取代，吐蕃社会也同样进入了一个互不统属的分裂割据时期。
3、嗢末及奴隶平民起义
吐蕃王朝崩溃后，各属部相继叛离。在河陇地区屯垦的原吐蕃随军奴隶，自号“嗢末”（一作温末，或浑末），利用吐蕃奴隶主统治的分崩离析，首先发动了起义。嗢末集团的组成，除吐蕃屯垦奴隶外，还包括当地各族各部的劳动人民。因为来自吐蕃的随军奴隶，在屯垦过程中，必然要与被吐蕃奴役的当地各属部的劳动人民共同生活，吐蕃的残酷统治使他们结成了同命运、共呼吸的关系。起义一经发动，其势即锐不可当。
到公元857年（大中十一年），河、渭二州的嗢末起义军，已聚众10000余帐，当地吐蕃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土崩瓦解。起义范围又进一步扩大，遍及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今甘肃省迭部县）、宕（今甘肃省宕昌县）各州。
862年（唐咸通三年），历史上有嗢末朝唐入贡的记载，到875年（唐乾符二年），唐西川节度使高骈，结合嗢末部鲁耨月及前述吐蕃降将尚延心部，进驻现今四川省大渡河流域一带，可见嗢末部的势力有自河陇地区向川西北发展的趋势。直到10世纪初，后梁历史上仍有嗢末部活动的记载。
被称作“邦金洛”的吐蕃奴隶平民反上起义，于869年（咸通十年）在康地区（今西藏昌都、四川甘孜一带）爆发。由手工匠人出身的领袖韦·阔希列登率领的起义军，自东向西挺进，沿途各地参加起义军行列者不计其数。此时，乌如地区的大奴隶主没卢氏和巴氏互相征伐，相持不下，起义军利用他们火并之机，直捣吐蕃奴隶统治的腹心地带。
另一支奴隶平民起义军也在乌如地区发展壮大，为首的奴隶领袖是韦·罗泊罗穷。约如地区的奴隶主驱使奴隶群众引水修渠，有来自工布地区的奴隶领袖6人，领导群众于夜半起义，提出“砍断山头，不如砍断人头”的响亮口号，杀死了以尚结赞内赞为首的奴隶主，起义人领导的起义军攻下秦瓦达则（今西藏自治区穷结县），愤怒的奴隶一举掘发了吐蕃赞普的陵墓。此时，奴隶平民大起义的声势，达到了顶峰阶段。
当时的奴隶主阶级惊呼这次起义是“一鸟翔空，群鸟飞从”，还说，这次起义是由于钵阐布·勃阑伽允丹无罪而被处死，含恨转生为夜◎◎，是他驱使众多“凶神恶煞”入于人心，才发动起来的。尽管统治阶级对这次起义作了许多歪曲，但是奴隶主的残暴统治，在起义的强力冲击下，已无法继续维持。
发生于9世纪后半期的奴隶平民起义，延续了数十年之久。奴隶主或被起义军杀死，或向边远地区逃窜。如吐蕃王室欧松之孙尼玛衮，在起义军的追杀下，仅带少数仆从西逃边远的阿里地区。此次起义推进了藏族社会的发展，新兴的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取代了奴隶占有制的旧生产方式。从此以后，藏族逐渐进入封建农奴制社会。自噶氏家族失势后，唐朝与吐蕃接连在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姚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