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前期，军事方面上承隋及北周，实行府兵之制。为了保卫唐朝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长治久安，府兵的军府多数设于关中，“举天下兵不敌关中”，形成了居重驭轻的形势。府兵由百姓中简点，轮番服役，担任宿卫及征防。有事出兵则由朝廷命将统率征行，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这样，就不会有边将拥兵自重的情况。睿宗时期，始于边境设置节度使，统领边防军镇，逐渐成为常设的地方军事长官。玄宗时期，边烽日警，为控制和防御周边少数民族，节度使数目增加到十人。此时府兵制已逐渐瓦解，朝廷宿卫不给，用招募的“骑”（长从宿卫）以代替番上的府兵。边军也由自愿长留戍边的“长征健儿”充当，不再由内地调发。节度使统领“健儿”组成的长驻边军，对外作战，对内镇抚，军权越来越重。不仅如此，节度使还往往兼管区内的支度、营田等使，集军、政、财等大权于一身。此外，节度使最初的胡族将领来担任。天宝中，宰相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职权，“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进一步造成胡族武人长期专兵的情况。天宝后期，朝廷政治日益腐败，中央军备日益松弛，外重内轻、尾大不掉的局面也因此形成。安禄山便在这样的形势下起兵叛唐。
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营州（治今辽宁朝阳）一带的杂种胡人。均通晓边境少数民族语言，而且骁勇多机智。做过互市牙郎，后都成为幽州节度张守张珪手下的捉生将。安禄山升任平卢兵马使时，以贿赂结交唐廷派往河北的使臣，博得玄宗的称许。以后又因善于谄媚逢迎，骗得玄宗和杨贵妃等人对他的信任支持。唐朝河朔一带由于贞观以后东突厥的败亡迁徙，在开元天宝年间逐渐成为一个诸种民族杂居的复杂“胡化”区域。出身胡人，熟悉民族风俗习惯而又多权术智计的安禄山，便被唐朝廷看作羁糜统治这一复杂地区和抚绥周围少数民族，安顿边境的最合适人选。为此安禄山于天宝元年（742年）从营州都督被升为平卢（今辽宁朝阳）节度使；天宝三载，兼范阳（今北京）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十载，又兼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节度使。一人而身兼三镇，掌握了今河北、辽宁西部、山西一带的军事、民政及财政大权。天宝十一载，史思明也由于他的推荐被任命为平卢兵马使。
安禄山利用唐朝廷对他的信任，不断扩充实力。他曾利用征战和欺诈的手法镇压契丹、奚等少数民族，并借北机会将同罗、奚、契丹降人八千收至麾下，养为假子，称“曳落河”（胡语，意为壮士），皆骁勇善战。又贮备战以数万匹，多聚兵仗，分遣胡商至各处经商致财。天宝十四载，又请以蕃将32人代汉将，组成一个以少数族武人为骨干有汉族失意文人参加，并为其出谋划策的武装军事集团。
安禄山在经过长期的准备之后，兵力雄厚。他深知长安朝廷腐朽、兵力虚弱的内情，又因与宰相杨国忠争权，于是在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以讨杨国忠为借口，发所部兵汉、同罗、奚、契丹、室韦共15万众，号称20万人，在范阳起兵。
安禄山起兵后，河北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逃或降，或被擒杀，没有敢抵抗的。叛军军锋迅速指向洛阳（今河南洛阳东）。消息传到朝廷，唐玄宗相信杨国忠的话，以为叛乱很快就会平息。于是派大将封常清至洛阳，开府库募兵，旬日间即募得六万人。但常清所募兵皆市井白徒，没经过训练，在与安禄山的军队激战中，很快就被打败，洛阳失陷。安禄山纵兵杀掠，封常清与驻屯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的大将高仙芝一起退守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玄宗听信监军宦官边令诚的诬告，杀死高、封两人，起用病废在家的大将哥舒翰统兵赴潼关。第二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命令部将史思明经略河北。
洛阳失陷后，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与平原（今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起兵征讨安禄山，并号召诸郡响应。河北人民不堪忍受叛军的残暴行为。纷纷自发组织队伍，多则二万，少则万人，抗敌自保。这时玄宗已下诏欲亲征，令朔方、河西、陇石等镇节度使率兵勤王。于是唐朝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率朔方军步骑一万东征河北。李光弼分兵先出井陉（今河北陉北），与史思明的军队在常山相持不下常山。后与郭子仪合兵，趁史思明军疲惫懈怠之机，大破之于嘉山（在常山郡东），斩首四万级，捕虏千余人，史思明狼狈逃奔于博陵（今河北高阳西南）。战争的胜利鼓舞了唐军的士气，河北民众也参加到郭、李军中，河北十余郡多杀叛军守将，重归朝廷，切断了安禄山军队前后方的联络，使家在范阳的叛军将士军心动摇，安禄山甚至想放弃洛阳逃还老巢，唐朝很有讨平叛乱的希望。但杨国忠疑心驻防潼关的哥舒翰，不采纳他据险坚守以待敌内变和由郭子仪、李光弼引兵北取范阳，覆敌巢穴的建议，怂恿玄宗促令哥舒翰出兵收复陕洛。是年六月，哥舒翰被迫出兵，与敌将崔乾佑战于灵宝（在今河南省西部）西原，结果被打得大败，唐20万大军一战覆没，潼关失守，哥舒翰也被擒，投降了安禄山。
潼关陷落后，长安震动，玄宗仓皇逃往成都，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军士兵变，杀杨国忠，玄宗被迫缢杀宠幸的杨贵妃。马嵬民众遮道留玄宗，玄宗不没答应。太子李亨留下，遂即奔往朔方节度使所在的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依倚朔方军。同年七月，太子即皇帝位于灵武，这就是灵宗，入元至德，遥遵在成都的玄宗为上皇天帝。
安禄山派部将孙孝哲进入长安自已仍留洛阳。叛军在长安，搜捕、屠杀皇亲国戚，百官扈从都的家属及安禄山的政敌等，对投降的官僚则授以官爵，送至洛阳。又大肆搜刮坊市民财，搞得民间怨愤不安。百姓日夜盼望唐军的到来。他们时常杀叛军官吏，使叛军穷于应付，连长安西门以外都控制不住。叛军此时声势虽炽，“西胁河陇，南侵江汉，北割河东这半”几乎占领了北半部中国。但安史将领都粗猛没有远略。只知道日夜饮酒，且专以声色财贿为事，已无再进取之意，使唐军得到了重新整备、调集兵力的机会。
在此前后，唐将领鲁炅守南阳，与叛军相持一年之久（至德元载五月到二载五月），后退守襄阳，阻挡了叛军向江汉地区侵扰的道路。填源（今河南鹿邑）县令张巡在吏民支持下，转到雍丘（今河南杞县）坚守十个月，最后到睢阳与太守许远合兵，在矢尽粮绝与朝廷音讯不通的情况下仍苦守十个月（至德元载十二月到二载十月），保卫了江淮地区。雎阳失陷后，张巡等壮烈牺牲。鲁炅、张巡等的抗敌斗争，牵制了安史的兵力，使他们无法向南方发展，也使唐军赢得了时间，并保障了江南财赋对唐朝廷的源源不断的补给。
长安失陷后，郭子仪、李光弼奉命率步骑五万自河北至灵武，壮大了朝廷的声势。河西、北庭、安西等道的兵也前来会合。唐廷又得到回纥、于阗及西域各族的援助。至德二载（757）正月，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死。李光弼坚守太原（今山西太原），史思明攻之不克，屡为所败。郭子仪也收复了河东（今山西记济蒲州镇）郡。这时大臣李泌提出了先取范阳，覆叛军巢穴，以免叛军势焰复帜的建议。但肃宗急于收复两京，未能接受他的意见。这年九月，肃宗使广平王李俶（后为唐代宗）与郭子仪统朔方军及借来的回纥、西域兵共十五万自凤翔（今陕西凤翔）出发，攻克长安，十月收复洛阳，安庆绪逃往邺郡（相州，今河南安阳）。留在范阳的史思明收复残兵，为安庆绪所忌，率领所统十三郡及兵八万降唐，唐封他为归义王，任范阳节度使。但唐廷对他不放心，策划消灭他。事泄，史思明遂反，与安庆绪遥相呼应，战事又起。
乾元元年（758年）九月，唐朝派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统兵20余万（后增至60万）讨伐安庆绪，声势虽大，但无统一指挥，肃宗以宦寂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以统辖之。初期还有进展，包围了邺城，次年三月，史思明率兵来援，焚夺唐军粮草，唐军缺乏粮草。不久接战，唐军60万众溃于城下，各归还本镇。史思明杀安庆绪，因到范阳，称大燕皇帝，九朋复攻占洛阳，上元二年（761年）二月，李光弼攻洛阳失败，三月，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叛将士离心，多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使仆固怀思再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并乘胜追击。史朝义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次年正月，史朝义想亲自到幽州发兵救援，至范阳，为部下所拒，欲北奔奚、契丹，为部将李怀仙追及，穷迫自杀，历时七年零两个月的安史之乱，此时才宣告结束。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在这次动乱中，中国北方地区的人民遭受了一场空前浩劫，社会经济也受到严重破坏。同时战乱虽然平定，但安史降将田承嗣、薛嵩、李怀仙等却均被朝廷安置于河朔一带任节度使，藩镇割据的局面开始形成。此后内地也相继设立节度使，与中央相抗衡，造成中央与藩镇及藩镇及藩镇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此外由于战乱中，朝廷曾内调河西、陇右的边防军队以讨安史，因此边备空虚，吐蕃趁机入侵，唐朝不仅丧失了西域的势力，连关中也不能保证安全，使唐朝中央政府日益陷入困境。
安史之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