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取代后周的过程中，因赵匡胤注意严肃军纪，一回开封就下令军队各归兵营，开封城中没有发生以往改朝换代时出现的那种烧杀抢掠的混乱局面，因而得到原后周大小官吏的支持。北宋建立伊始，后周一些带重兵在外执行巡边使命的将领，如慕容延钊、韩令坤，大都表示拥护宋太祖登皇帝位，只有盘腿潞州（今山西上党）的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及在扬州的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先后起兵反抗，于是宋太祖亲率大军平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击败李筠和李重进。李筠和李重进当时是后周境内两个力量较强的藩镇，他们的失败，使得一些势力较小，又对赵匡胤代周不满的地方藩镇更感到无力与中央抗衡，也只得表示屈服。这样到建隆元年（960年）末，北宋在原后周统治区已基本上稳定了局势。虽然，赵匡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稳定了内部政局，但是在宋的辖区外，北边有劲敌辽朝和在辽朝控制下的北汉，南方有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等割据政权。这一客观形势，不能不使赵匡胤深深感觉到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因此，一当政局稳定之后，赵匡胤就开始考虑如何把周世宗统一中国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起初，他曾经想把北汉作为首要目标，但文武官员却不赞成先攻北汉，认为这样做有害无利，后来赵匡胤就放弃了先攻北汉的打算。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匡胤和其弟赵光义走访赵普共商国策。赵普听了宋太祖试探他的话“欲收太原”之后，沉吟良久然后说，先打太原有害无利，为何不等到先削平南方诸国之后再攻打北汉，到那时“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这一分析正合宋太祖走访赵普的初衷，使他大为高兴。一个先消灭南方各个割据势力，后消灭北汉的统一战争的战略方针就这样确定了，也就是后人归纳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方略。北宋的统一战争基本是按照这个方略进行的，对辽和北汉，在削平南方割据势力前，基本上采取守势，只在边境适当显示武力，并对来犯之敌适当反击。同时与契丹互派使臣发展关系，力图保持北方战线的暂时安定。对南方各国则密切注视它们的政治动向，寻找时机，准备找到合适的突破口。建隆三年（962年）九月，割据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死，其幼子周保权嗣位。盘据衡州（今湖南衡阳）的张文表不服，发兵攻占潭州（今湖南长沙），企图取而代之。周保权为此一面派杨师璠率军抵挡，一面派人向宋求援，这就给北宋出兵消灭这个割据势力制造了一个好机会。宋太祖抓住战机，立即以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李处耘为都监，调兵以讨张文表为名从襄阳（今湖北襄阳）出兵湖南。当时北宋军队挺进湖南，要经过荆南节度使割据的地方，这时荆南节度使已由高保融之子高继冲嗣位，北宋早已清楚探明，高继冲只有军队3万人，且内困于暴政，外迫于诸强，其势日不暇给。于是赵匡胤制定了以援周保权讨伐张文表为名，“假道”荆南，一举削平荆南和湖南两个割据势力的方针。乾德元年（963年），宋军兵临江陵府，要求假道过境，荆南主高继冲束手无策，被迫出迎宋军，荆南亡。接着宋军继续向湖南进发，击败抵御的守军，擒湖南主周保权，平定了湖南。乾德二年十月，宋太祖以后蜀主孟昶暗中与北汉勾结，企图夹击宋朝为借口，命王全斌为西川行营都部署，率兵6万分两路向后蜀进军。一路由王全斌、崔彦进率领自剑门（今四川剑阁北）入蜀，一路由刘光义、曹彬率领从归州（今湖北秭归）出发溯江而上，直入夔州（今四川奉节县）。由于孟昶荒淫腐朽，不修军政，蜀军士气低落，抵挡不住宋军的凌厉攻势。宋军二路兵马连败后蜀军的反抗，迅速进逼成都，乾德三年正月，孟昶投降，后蜀亡。继后蜀被消灭的割据政权是南汉。开宝三年（970年）十一月，宋太祖命潘美为桂州道行营都部署，大举攻南汉。南汉主刘鋹负隅顽抗，但由于南汉许多将领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中，被刘鋹残杀，掌握兵权的是几个宦官，军事设施皆毁坏失修，因而无法阻挡宋军的进攻，只好向宋军投降，南汉亡。灭亡南汉，北宋就加紧备战消灭南方割据势力中比较强大的南唐。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认为出兵南唐的准备工作已经就序，为制造进攻南唐的借口，要南唐后主李煜亲自到开封朝拜，李煜惧怕被宋扣留未成行。因此宋太祖就于这一年九月派曹彬率10万大军进攻南唐，战舰沿江而下，歼灭南唐军主力，包围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开宝八年十一月李煜在被围困了近一年后才被迫出降，南唐亡。在削平南方诸国其间，宋太祖曾两次发兵进攻北汉，均未获克捷。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宋太祖突然死去，他的弟弟赵光义登基，是为宋太宗。太宗继承了他哥哥未竟的事业，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钱俶和割据福建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纳土归降，两浙、福建亦归入宋的版图。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初，宋太宗亲率大军北征，他采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法，派潘美等率军四面合围太原，并击败了辽朝的援兵，北汉主刘继元被迫投降。至此，安史之乱以来200多年的封建军阀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了。北宋的统一，为南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陈桥兵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