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是如何为人处世的

北洋军阀吴佩孚（1874-1939）是个毁誉一身、盖棺尤难论定的人物。他以一破落秀才而横空出世，手握重兵，势倾朝野；一生几度失势又几度雄起，大起大落，跌宕起伏。而这一切，都与他的为人处世有直接的关系。

知恩图报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早年历经坎坷，考取了秀才却做官无门，又因得罪了富豪，被迫背井离乡从山东老家来到北京城，希望能找条出路。他做过算卦先生，依然穷困潦倒。后经人指点到天津巡警营吃了兵粮，做了个社会地位低下的“丘八”。

吴佩孚面目清秀，但在兵营里并不吃香。军训时常常因动作不合格而被教官惩罚，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尔后被“委任”为“戈什哈”，就是勤务兵，给长官当佣人，可以说混得狼狈到家了。但世事福祸互为因果，吴佩孚反而得到巡警营一个幕僚郭绪栋的赏识。

一天，吴佩孚替郭送一份公文函件，发现郭用错了一个典故，顺口嘟囔了出来，不意这郭老夫子慧眼识真才，便和吴攀谈起来，发现这个勤务兵见识不凡，认定是个难得的伟器，于是不仅和吴拜了把子，还对人说：“子玉日后前途无量，我等都得仰仗他。”后来，郭拉关系走后门，推荐吴到武备学堂做了士官生，使吴有了起步的基础。

吴佩孚读四书五经出身，浸透一股知恩图报的情结。在他飞黄腾达后，对这位恩兄念念不忘。在开府洛阳时，除曹锟的使者外，所有中外宾客，吴都没有亲自迎送，唯独对这位郭兄，礼遇有加，始终不渝。郭有大烟瘾，吴有禁烟令，于是特下手谕：“只许郭公过瘾，不准僚属破戒。”郭偶尔害病，吴衣不解带亲自服侍。不但如此，吴佩孚对郭绪栋言听计从；吴和太太、丈母娘闹家务，吵得一塌糊涂，郭一劝就灵。后来，郭起了衣锦还乡的念头，吴就保举郭做山东盐运使；郭嫌小，闹了一阵子脾气，说：“难道我就不够当一任省长吗?”于是吴又保荐郭做省长。郭继续闹花样：“我不做省长则已，要做就在山东本省露脸，这才光宗耀祖。”孰料人的福禄有限，当吴大费周折地为其谋到山东省长位子之时，郭竟沉疴不起，伸腿离世。吴佩孚亲撰挽联：“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弃下老母孤儿，有我完全负责任；义则为师，情则为友，嗣后军谋邦政，无君谁与共商量。”

吴佩孚对曹锟也有感恩之情，一生追随。1906年，吴佩孚在曹锟为统制的第三镇当营长，但曹并不喜欢吴，一度还准备免去他的职务。当时吴部在吉林驻防，一次曹锟要用东北地图，第三镇内竟找不出来，只有吴佩孚有，这是因为日俄战争期间吴佩孚在东北给日本做过谍报工作，曾有这项地图的测绘。吴因此才保全了营长职务。1913年，汤芗铭督湘，曹锟率部驻防岳州。一日，汤举行典礼仪式，请曹锟演讲，曹不谙此道，其参谋长等也都不善于辞令，吴佩孚趁机毛遂自荐，说：“师长，我愿意替你说两句，好吗？”曹锟求之不得。吴佩孚的演讲当然也不会太好，可汤芗铭却大为赞赏，称吴是个了不起的人才，而曹锟仍不以为然。后来汤想跟曹锟借吴去当旅长，曹没有吭声，而其部下则说：“咱们的人才，咱们不会用，让人家借去当旅长，咱们不会给他当旅长？”于是，曹锟任命吴佩孚为第三师第六旅旅长，从此吴飞黄腾达。可以说正是由于曹锟的赏识和提携，吴佩孚才有充分发挥才智的机会，才成就了一番事业。因此，吴佩孚深感曹锟的知遇之恩，一心一德效忠曹锟，效忠北洋。

曹锟贿选，吴佩孚深恶痛绝，吃饭时若提起总统选举之事，往往潸然泪下；曹锟贿选成功，吴佩孚顿足叹惜，痛斥宵小误国误曹；曹锟入京就任总统，吴佩孚也不祝贺。虽然如此，但吴从不公开阻止，不说坏话，听之任之，对曹锟的忠心可谓矢志不渝。

愚忠不值得提倡，但吴佩孚怀有知恩图报之心，这与当时那些朝秦暮楚、背信弃义的军阀们相比，可谓鹤立鸡群。

“豫民何辜”

吴佩孚家境贫寒，却是一个大烟鬼，按他乡下穷秀才的身价，只配在鸦片馆次席过口瘾就走。一次吴佩孚误入铺有大红毯的“雅座”，被里面一个有头面的乡绅一脚踹出了门。

孰料到，山不转水转，吴佩孚当管带(营长)时，在自己地盘碰到那个将他踹出门的劣绅翁钦生。翁一见吴就想溜。此刻，吴佩孚完全可以好好羞辱其一番，但吴自有想法：若非当初这一记飞脚，自己难保一辈子在蓬莱县做穷秀才兼大烟鬼！于是挽之回营吃饭，并请其带信回家，还替买车票，送其上车。翁钦生回到蓬莱后，逢人就夸赞吴佩孚的气度。后来吴当了大帅虎踞洛阳，翁钦生厚颜投靠，还得了个不大不小的职位。从这件事看，吴佩孚为人还算厚道。

吴佩孚曾跟幕僚蒋罗宾昔年同在武备学校当士官生。蒋曾买过一柄白折扇，被吴泼墨挥毫，糟踏得一塌糊涂。吴还说：“保不准他日咱家的一幅字，你求也求不到哩。”蒋没长后眼，不依不饶要吴赔，吴只好赔了他一把新折扇。后来蒋到洛阳投靠已是“孚威上将军”的吴佩孚，做了军事参议。一天，他拿着宣纸求大帅“墨宝”。吴佩孚想起了往事说：“别人要字，成；你要，不成。还记得我赔你扇子吗?”蒋是个诚实人，说：“此一时彼一时也。如今大帅脚踩过的烂泥也是香的。”吴、蒋皆笑。

吴佩孚在用人上拒用亲属，曾下令，吴姓的“天、孚、道、远、隆”五世永不叙用。这种用人观在北洋军阀中还是比较罕见的。他委用故旧，也看其能力。同学王兆中前来依附，吴佩孚委其为上校副官，每月照例支薪，却无多少事可做。王不甘寂寞，想当县长，乃活动吴左右，请派河南。吴佩孚批了4个字：“豫民何辜?”此公居然搞不明白吴大帅的嘲讽，又求调旅长，搞了个条陈：“愿提一旅之众，讨平两广，将来报捷洛阳，释甲归田，以种树自娱。”吴佩孚此次更幽默，批复：“先种树再说。”

老帅少帅

在北洋巨头中，吴佩孚起步不算早，辈分更不算高。当段琪瑞、张作霖、冯国璋等都已是民国风云人物时，吴不过是陆军第三师的小小团长。数年之后，当比他还小一岁的张作霖成为奉军“老帅”时，吴佩孚虽已成为曹锟大帅的智囊，但职务却只是第三师师长。

一次，吴佩孚随曹锟去天津与张作霖会晤，因屡屡插话而被张作霖好好地挖苦了一顿：“我同三哥有要事相商，一个师长跟着瞎掺和什么？要是师长能掺和的话，俺奉军的师长有一堆哩！”颇有自尊心的吴佩孚羞恼离去，上车前丢下了一句狠话：“早晚要让你张胡子认识俺这个师长的厉害！”“胡子”是说张作霖当过土匪。

没过几年，张胡子果然领教了吴佩孚的厉害。民国15年（1926年）春,张作霖虽然入主了中南海，却不得不会见直奉战争的死对头，与现在的伙伴吴佩孚共商国是。吴大帅抵达时，张在门前谦恭地迎候，并亲昵地一口一个“大哥”地叫着，待吴入室坐定，张开口即说：“过去一切错误，承兄海涵原谅。”这在江湖上称之为“此一时彼一时也”。

星转斗移，1932年，失魂落魄的吴佩孚离开成都，来到了北平。张大帅之子少帅张学良给了“玉帅”好大的面子，亲率文武官员数百人到火车站迎候。从前门火车站到什锦花园，上百辆轿车排成了长龙，可谓盛极一时。张学良为吴佩孚安排了居所，并提供了可观的生活费，每月4000元。

然而吴佩孚并不领情，当晚回访张学良，刚一坐定，就大发其火，责问张为什么沈阳事变不抵抗？保存实力作何用？张学良顾左右而言他。吴佩孚叹道：“国恨你不报，私仇你不报，真没出息！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又说：“你不抗日，我帮你抗，我不是为名为利，我左手拿回东三省，右手交给你。你有仇不报，真是笑话！”

装疯卖傻

吴佩孚和其他小站新军或行武或绿林出身的军阀有所不同，他口诵经典，熟读兵法，善于临机应变，长于权术谋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本事：当他要见一个不想见而又非见不可的人，会故意装疯卖傻，说些完全不着边际的话，令人啼笑皆非，不知所云，只好尽快结束见面，告辞走人。

冯玉祥与吴佩孚曾经私交不错，但后来却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再到洛阳，吴佩孚就会以“装傻”应付，让冯大长见识。冯玉祥在自传《我的生活》中就有一段生动的记录：

有一天，我到洛阳和他（吴佩孚）晤谈，我说对日的外交应该确立方针，严切注意，日本国内的情形应该努力设法详加调查。他却说日本的事不必看重，因为日本人是中国的移民，听他们说话，就是吴音，和我们江苏口音一样，他自己就是吴太伯之后，日本皇帝和他是同辈，若有交涉，他只要发一电报去，以此历史说之，无事不可成。我又说我们此时当倾注全力建立国防，而创办空军，培育航空人才尤为切要。他却说我国自古就放风筝，这种风筝就可以把他们挂下来。最后我又谈及河南旱灾，以为此事可忧，当设法防救。他马上把桌子上的签筒拿过来，从里面挑出六个制钱，嘴里还嘟哝了一会儿，一连下了六七卦，和我说，不要着急，明天午后二时定要下雨。我觉得好笑，问他哪方向下雨，他说在西北方。第二天午后三时不见一丝雨意。我问他何以不下雨，他说已经下了，还正在下着，我问在哪里？他答道在莫斯科。

恪守“四不”

吴佩孚以自我标榜而著称于世。不论是得意之时，还是失意之际，他总是矜持自傲，孤芳自赏，最能体现其性格的就是他的“四不”。

吴佩孚蛰居于北京的什锦花园时期，主要靠“世侄”张学良给“补助费”维生，但他不为窘困所迫，撰写一副对联，挂在客厅，以明心迹。其对联为：

得意时清白乃止，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在这长联中，吴佩孚明确地表明了“四不”，即：不纳妾，不积金钱，不出洋，不走租界。

对于这“四不”，吴佩孚有些心虚的就是“不纳妾”。原来，吴佩孚与原配李夫人感情甚笃，但李夫人始终未育。依照当时的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在其母吴老太太的安排下，吴佩孚又娶了张氏为侧室，但对这事，他始终存有愧疚之意。后来，李夫人早逝，张夫人仍然没有生育，但吴再没有动纳妾的念头。所以，“不纳妾”这一“不”，吴佩孚可以说基本上坚持了。

在“四不”中的“不积金钱”，吴佩孚终生贯彻。

是军阀就要敛财，吴佩孚也不例外。为了养活庞大的军队，他巧立名目，增捐加税，随意搜刮。直系军阀的穷兵黩武和专制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然而，吴佩孚敛财是敛财，却没有中饱私囊，真正做到了“不积金钱”。1938年，吴佩孚曾经向他的秘书杨云史谈及：“早先家里有几亩薄田，现在中央又补助三千元，可以过得去了；这年头，过得去已经是福气了。”

“四不”中的“不出洋”，吴佩孚做到了。在当时，军阀混战连绵不断，今天你杀过来；明天我打过去。胜者攻城略地，大发横财；败者下野出洋，暂避锋芒，以期卷土重来。因此，战败出国已是军阀司空见惯的手法。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能坚持“不出洋”，实属不易。

在“四不”中，吴佩孚执行最坚决的当属“不走租界”。

吴佩孚素以云长、武穆自诩，最重民族气节。他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凌，不管形势多么严峻，不愿依靠外国人，坚持“不进租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军阀兵败如山倒。吴佩孚被倒戈的冯玉祥逼得穷途末路，只得退往天津，困于新火车站。其部属劝他遁入租界，稍做权宜之计。吴佩孚不肯违背自己的誓言，断然拒绝：“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焉可为之？”

1939年年底，吴佩孚牙槽感染发炎，危及生命，家里人请德国医生，经诊断，认为必须住院手术，并让其家人赶快送往东交民巷德国医院。而吴素有“不入租界”的誓言，德国医生只好叹息而去。他周围的人无不为此着急。当吴妻准备劝他去德国医院时，吴佩孚却先开口说：“你我夫妻一场，我的心意你不能说不了解，倘若你趁我昏迷不醒之际，把我送到东交民巷，那我们就不是夫妻了！”

吴佩孚奉行的“四不”所反映的操守，受到时人的赞许。中共元老董必武指出:“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他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平生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矢。……吴的不出洋、不居租界的口号，表现了他不愿意依靠外国人讨生活的性情，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有清廉名,比较他同当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