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中杨镐原因有三:
1,杨镐与辽东军界关系好,渊源深,特别是与李成梁家族
2,朝鲜欠杨镐的人情
3,镇得住骄兵悍将
之所以打成后来那样,原因亦有三点:
1,腐败,这可不是正确的废话,后面会论证腐败对整个军政肌体的破坏。明神宗怠于上,军政堕落于下,对女真的崛起,朝鲜知道得一清二楚,明廷却昏昏然
2,在启用前,杨镐已下野多年,过去对女真的了解,已跟不上时代
3,准备差,时间紧,杨镐尚未能明了情况就被催战
对于杨镐的优点,第一条已有很多人指出了,不再多说
重点说第二条:
联朝夹击,给女真腹背一击,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何况朝鲜向来深通虏情,耳目甚灵,掌握丰富的情报。当年成化犁庭,女真领袖李满柱亦死在朝军之手。
只是,万历援朝战争后,朝鲜君臣对中国非常失望,甚至切齿。从经略宋应昌、邢玠、经理万世德、兵部主事丁应泰,到主将李如松、麻贵、刘綎,甚至还有陈磷,所为无不令朝方对天朝父母之邦的想像崩塌无余(互相拆台、漫长的和谈迁延战机、消极避战、坐视屠杀、暗地向日方乞和、行贿、送人质,求日本退兵),朝方甚至直指天朝无人,尽皆宵小欺罔之徒,大明已显末世气像。
只有杨镐,是唯一满足朝鲜社会对天朝上国想像的人。他在朝的做为并非十全十美,但认真负责、敢做敢当、雷厉风行。丁酉再乱,日军突袭,南原失陷,三千明军尽覆;全州弃守,汉城屏障尽失。朝京内外,“人心汹惧,士庶皆荷担而立,内殿避兵西幸”。而明军援兵未集,势少力单,带兵大员麻贵又准备效明军各将帅之故伎,消极应付,到时一躲了之,第二次汉城大屠杀已是在劫难逃。杨镐急入汉城,虽说书生出身,又是戴罪来朝,资望不高,关键时刻却能底气满满,拿出御史的威风慑服麻贵;一边密作部署,选派精骑在稷山阻击日军,痛挫凶锋;一边又临危自若,力请朝王一同出视汉江,稳定人心。当朝野还在惶惶未安之际,前线大捷传来,汉城危解,才发现杨镐早有安排,朝鲜君臣民众怎能不把他视同救星下凡?上上下下感恩戴德,视之为再造朝鲜的大恩人。
更不要说后来的大反攻,是杨镐一生的高光时刻:蔚山会战,在外围横扫千军、风卷残云,日本最枭悍的右路军团几近灰飞烟灭,加藤部队、毛利部队、浅野部队,统统被割韭菜割得飞起。剩下的上演逃命竞赛,败兵们为了争船而船翻人溺,整批的淹死在蓝江里,军威国体被摧残之惨,在日本外战史上罕有。唯独岛山一寨未下,未竟全功,但对日本有生力量的毁灭比平壤大捷、露梁大捷加起来还多。想想动辄着被日本人成千上万残害后再割鼻的朝鲜人;在屈辱漫长的“和议”中愤愤不平压抑仇恨却无可奈何的朝鲜君臣,有朝一日居然还能目睹倭奴被如此淋漓的碾压,又是何等的一吐闷气,畅快狂喜?杨镐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战争狂人们的征服幻想。
即使按日方资料,也有二万多倭寇毙于非命(大河内秀元《朝鲜日记》),剩下数千残寇,整整十余天龟缩堡寨,靠吃纸、吃墙土、喝尿维生。那个被日本人世代视为偶像的“虎加藤”加藤清正,如同被一桶大粪不由分说的从头淋到脚,从此成了“加藤猫”,受此挫辱,想不通,几度要寻死。可以说,对日本人如此程度的肉体和意志上的摧残,在整个援朝战争中是无以伦比的。
若不是受累于萨尔浒,历史对蔚山之役将有完全不同的评价。
援朝经略邢玠,向神宗的上奏中把赞赏几乎全部给了杨镐:
“是役也,奋勇争先,战胜攻取者,诸将士之戮力;设伏用正用奇者,提督麻贵之苦心;然独全籍抚臣杨镐。跃马身先士卒、环甲亲临行阵;主筹运算,无一事不经其心思,无一命不赖其指挥。至于冒矢石而不顾,穷日夜而无休,励兵图贼,终始如一,盖尤为人所难也,是以堂堂正正,成此奇捷,厥功伟矣!”
然而,最终杨镐却遭到明廷首辅赵志皋一党的诬蔑,蒙冤去职,对朝鲜君臣来说,如同岳飞直捣汴京却被十三道金牌叫回去一般,一国之人“举皆惊慌,若无所依”,朝鲜民众“扶携老稚,填咽辕门,攀驻牙旌,啼号不止”(《宣祖实录》卷102),朝王宣祖为杨镐辩诬受连累,被丁应泰一并诬蔑,依然奋不顾身,还义形于色的说,为杨经理这样的忠良而死,他死有余荣。
原文“凡人之立于天地之间,但当为我之所当为而已……目见奸孽横恣,忠良受诬,终必误天下大计,故不忍陈情力辩,使吾君洞然照此鬼蜮之肝肺。予为杨经理而死,死有余荣,当含笑于地下矣!”(《宣祖实录》卷104)”
这方面南开大学孙卫国教授有精彩的研究和剖析,我就不多说了。
总之,整个大明,没有比杨镐更受朝鲜人爱戴。
还有一点,朝鲜后来主政者光海君因为是庶出,一直得不到明廷正式承认,明神宗自己一辈子也想废长立幼,办不成,明朝政府又怎会让朝鲜开此例?光海君的怨恨可想而知,与女真之间也是拉拉扯扯。
只有启用杨镐,才能对光海君施加最大的道德压力。
后效证明,对光海君没啥用(原因后详),却引发朝鲜国内对光海君的公愤,两班大臣集体辞职,光海君终被政变下台,朝鲜士林斥他忘恩负义,“流丑四海”。
关于第三点,也是杨镐长处所在
朝鲜人评价杨镐打仗“勇于徇国,长于料敌,御下有纪,号令风声”(李廷馨《知退堂集》),这基本符合事实,并无过多溢美。
不仅如此,更被明廷看中的,是杨镐对方方面面、不同派系的军队表现出的震慑力、协调力和团结力。在关系上,杨镐同辽军自不必说,和李如梅好得能穿一条裤子。他与董一元的宁绥军系也交情不错,同麻贵的宣大系、南军不熟,但处理效果好,麻贵这种油子军头被他痛责,不管心里怎么想,不敢不卖力去打,不敢阳奉阴违,保存实力,军纪也相对严明,而这些军系,同样是出征女真的重要力量。
当然,矛盾还是有,岛山未能及时攻克,与麻贵同他的暗自较劲有关;丁应泰能告倒杨镐,也是南军将领向他递刀子。但总体上,杨镐能把各路明军的战斗力逼出来,短时间就能契合在一起,高效率发挥。
比起宋应昌同李如松这二人公开南北掐架、互相拆台;刘綎消极避战、暗地向日本乞和、行以巨贿、拿着一大批明朝军人去日本营里当人质(连陈磷也如此)来,杨镐几乎堪称完美。
杨镐去职后,邢玠对麻贵的指挥力就打了折扣,对刘、陈这类半军阀半油子的老将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也只好暗中替他们打掩护,背着朝廷秘密向日本求和。
这些事丢尽了大明的脸,后来战事结束,明朝人质被遣送回国,明神宗知道得一清二楚,但为了天朝体面,没有追究。
对于蒙冤去职的杨镐,也就高看一眼。事实证明,神宗这一点是对了,在朝鲜毫无底线,全然不知廉耻的刘綎,还就得杨镐这样的硬茬去治。萨尔浒开战前的会议上,刘綎又施故态,拥兵倨傲不尊命令,竟想退师,说要等到四五月再说,杨镐大怒,一番威令击垮刘綎骄气,同时又派亲信二人,持红旗到刘綎营中监视进军,只要姓刘的敢逗挠不进,就让乔一琦代刘綎为东路总领(《建州闻见录》)。所以刘綎表现得判若两人,以绝决之心深入敌穴,没有过去拖拖拉拉、消极敷衍之态,战功也最丰,光是《清史稿》承认的,就有三个佐领做了刘军的刀下鬼。最后时刻,刘大刀拼到半张脸被砍掉,依然抵死相斗,尽了最后一口气。邢玠要是还活着,打死都不信这是刘綎干出来的事,杨镐的确做到“号令风声”。
这也是文臣统军的长处,文帅们总还讲点抱复,讲点精神,又身负国命,敢担当,讲原则。而中国末世的武夫文化,已堕落得毫无下限,只剩私利,只有蝇蝇苟苟,没有一丁点气节。明亡前后的降将如潮,争着给鞑子当狗腿子,绝不是偶然的。他们的前辈在朝鲜就已露了端倪。
只可惜,这些依然改变不了萨尔浒的结局。
一切的根源,还在神宗身上。
首先,对努尔哈赤十余年的壮大,昏昏然疏于了解,不去想,缩在宫里当六不天子。朝鲜一方却始终密切关注,多方打探,很早就察觉建虏发展“日益叵测”,“十余年来已做难当之虏……虽以天下之兵恐难剿灭……兵马之精强,不下于完颜”、“兵甲精明之容,铁骑驰趋之状,有壮于唐兵,野战难于抵挡”。在奴尔哈赤发布“七大恨”之前两年,光海君就问过前线朝军:“天朝如为征讨,则老酋可以荡覆乎?”,平安兵马使李时言答“老贼非等闲部落比之矣,臣曾见其行军等事,号令严肃,器械精利,今若深入其窟穴,则主客之形势悬异,臣不无过虑焉!”(《日记》)
与朝鲜细致清晰的情报工作和事前预判相比,明廷一方确实昏荒,耳目闭塞。
昏聩还造成对军政的破坏。
早在萨尔浒开战的九年前,万历37年(1609),出使大明的朝鲜使臣李德磐向光海君做了这样的报告:
“小臣于壬辰年(1592)以请兵事往辽东,见军容肃肃;前年往广宁见之则军马疲残,殊异昔时所见”。又说李成梁、赵楫这些强人都已不复当年,“成梁老妄,处事多误;赵楫亦不严猛,人多怨咎”(《光海君日记》)
自李如松战死后,辽东军政一年年败废,人心怨离,宦官在辽东为了贪污,只买劣马,李成梁为了讨好宦官,也置国防大事于儿戏,甘愿收取劣马,败坏军队。也正因为“皇上不视朝已过十年矣”(《光海君日记》),大员们才敢这么干。
连朝鲜前往北京的使团,也受尽明朝官员刁难,故意不给车辆。使者为了赶路,每天都得行贿,“罄竭有限之盘缠,以充无穷之溪壑,今行加一层,后行又加一层”,到得北京后,多方要向京圈官场买人情,使臣尹晖一次花2000两银子买人情,但礼部、兵部还有多方人情另需打点,以至朝鲜国库都感到为难。有意思的是尹晖路上正好遇见杨镐,杨镐倒也是敞亮人,直言中国不是你朝鲜,凡事得“先送礼单,可以先容”。
不要说使臣,就是光海君自己,也饱受明方官员勒索,光海君即位时,不被神宗承认,辽东都司趁机敲诈,后来,明廷又派人来行册封礼,太监刘用趁机向光海君敲了六万两白银。
黑暗如此,也难怪光海君不愿助剿。
即使出兵,也没有按明廷要求的那样,以数万朝军独当一路,而是派了一万垃圾兵跑到辽东跟刘綎搭伙,暗中消极应付,甚至军粮也故意不及时,拖拖拉拉。
其次,事前不察不备,被建虏狠狠敲了一棍子,必然急着临时抱佛脚。仓促间,必然兵饷、器械、人员准备都不到位,匆匆出兵,希图侥幸。
杨镐又不是天神下凡,启用前还在河南老家“鳏居一室”,无所事事近十年。对女真的变化、明方军情变化都不太熟,即使当年任辽抚,精力也主要盯着蒙古。临时调来的杜松、马林这些部队,杨镐了解多少,磨合过多久?能否做到令行禁止?团队的选才、布置、号令、后勤、统筹凡事种种,杨镐也只能从一加一做起。更不要说杨镐的本质,只是一个优秀的御史,对杀伐之事并不专攻。
杨镐不是不能用,关键还是明神宗能否把工作做到前面。
早几年就像朝鲜那样,做到洞析虏情,然后有针对性的开始预备,以杨镐为中心,根据他的长短特点搭建班底,预筹充足的粮草军火,选调和磨合合适的文武团体,能做到在成熟的时机,有成熟的方案,从容出兵。
壬辰援朝战争留下多少有益的教训,却未能系统的带来明朝军事的改进,就这么马马虎虎,糊里糊涂的混过去了,亦是末世王朝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