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0年,一个月时间内明神宗朱翊钧、明光宗朱常洛先后去世,明朝最高权力出现真空。为了掌控当时仅有16岁的继位新君朱由校,明光宗宠妃李选侍联手宦官魏忠贤和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大臣展开了激烈争夺。
本来李选侍等人身居皇宫,朱由校也在她身边长大,李选侍占据优势。但李选侍等人夺权的手段过于粗暴,想要软禁朱由校,激起了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的反对,最终王安联手杨涟、左光斗等人将朱由校抢出乾清宫,扶持其登基称帝,李选侍把持朝政图谋破产,被赶到哕鸾宫居住,这就是“移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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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宫案”实际上是明朝万历中期开始的皇宫内廷和朝堂文臣争夺国家控制权一系列斗争的延续。1572年,年仅10岁的朱翊钧即位,就是咱们熟知的万历皇帝,因为其过于年幼,经过一系列权力斗争,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掌握国家大权。张居正主政10年,大权独揽,威压皇帝,因此1582年张居正病逝后不久,万历皇帝就以清算张居正的方式树立自身权威,想要为亲政打下一个好基础。
可惜万历皇帝想多了,皇帝的权威丢失容易,重树难,这回压制他的不是张居正个人,而是明朝文官阶层。明朝中后期政府财政收入每况愈下,张居正改革只是稍微缓解,而且人亡政息,很多改革措施在张居正死后就名存实亡了,为了弄钱,万历皇帝派出大批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去收缴矿税、盐税、茶税、海外贸易税等等。但是封建社会的矿商、盐商、海商哪有普通百姓,背后站的是官僚士大夫阶层,自然不愿意皇帝侵害自身利益,因此一方面在地方煽动暴力抗税,打死收税的宦官、锦衣卫;另一方面在朝堂不断制造舆论,上书要求万历皇帝废除矿监税使,万历皇帝的各种政策遭到百官明里暗里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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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为了改变局面,像自己的爷爷嘉靖皇帝朱厚熜学习,弄出了个“国本之争”。嘉靖皇帝14岁的时候以藩王的身份登上皇位,没有任何根基和拥护者,为了掌权弄出了“大礼仪之争”,表面上看是为了给自己的生父上尊号,实质上是挑动朝堂斗争,拉一派打一派,收拢权力,打造皇帝的执政班底。而万历皇帝的“国本之争”是以“立太子”的名义去撬动文官内斗,趁机收拢权力。
可惜万历皇帝的图谋失败了,而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清算张居正的手段过于狠辣。张居正是万历皇帝的老师,而且身为士大夫阶层顶尖人物的张居正不顾骂名,强力推动损害士大夫阶层利益的改革,是为了挽救朱家的江山,有大功于国。但万历皇帝翻脸无情,不止剥夺张居正的官爵封号,还迫害张居正的家人,数十口人或饿死或流放,凄惨至极,这种行为太让人寒心,没有多少文官愿意为了万历皇帝卖命了。最终明朝文官确实分成了浙党、齐党、楚党、宣党、昆党、东林党相互倾轧争斗,但在压制皇权上却团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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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本之争”闹了十多年,最终以百官获胜,不受宠的朱常洛被立为太子,而万历皇帝三十年不出宫门、不接见大臣。1620年8月28日,万历皇帝去世,明光宗朱常洛登基,为了报答当年大臣们,特别是东林党人对自己的支持,对这些人大肆提拔,另外朱常洛沉迷女色,登基仅10天就重病缠身,朝政大权都到了文官手中。1620年9月26日,登基不到一个月的朱常洛就死了,而新君明熹宗朱由校更是个“好傀儡”,“移宫案”就是这时爆发的。
朱常洛一直不受万历皇帝待见,受父亲牵连朱由校从来没接受过正规教育,也就是说朱由校基本是个文盲,不识字,身为皇帝要是看不明白奏折,那不是等着被人忽悠么?因此将朱由校养大的明光宗宠妃李选侍就想控制新君,掌握权力,所以她就霸占乾清宫,不让朱由校接见大臣,妄想“垂帘听政”。
明朝的大臣们自然不愿意有个女人压在头上,因此一方面宣扬李选侍想当武则天,从舆论上打压她;另一方面强力逼宫,想要面见朱由校,双方就僵持住了。而最终打破僵局的是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王安是明光宗朱常洛心腹,是当时宫中权力最大的宦官,因为不满李选侍软禁朱由校,他选择帮助杨涟、左光斗等大臣。可以说没有王安的帮助,大臣们除非派兵强攻紫禁城,否则的话他们是没办法深入宫中,见到朱由校的,自然也没办法压倒李选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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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外廷大臣的逼迫和太监王安的武力恐吓下,李选侍离开乾清宫,搬到了宫妃们养老的仁寿殿哕鸾宫,朱由校顺利登基,而作为扶持新君继位功臣的东林党权势大涨,掌控内阁、、都察院及六部,朝政大权尽在其手。得势后的东林党一方面利用掌控官员考核的机会排斥异己,将浙党、齐党、宣党的官员赶出朝堂;另一方面废除了万历皇帝的各种政策,免除江南商人地主的税负,为自己人谋利益。弄得明朝党争日趋激烈,政府财政日趋困难,而这些加到一起就催生出了魏忠贤的“阉党”。
天启皇帝朱由校刚登基的时候确实感激东林党,要不然东林党也不能霸占朝堂,但是东林党这帮人口号喊得响,不解决实际问题啊。国库没钱,东林党只会不断向贫穷的农民加税,而富可敌国的海商、盐商们分文不掏;辽东战事吃紧,没有军饷,东林党就指责武将指挥不当,士兵贪生怕死。这种情况下朱由校抬出了魏忠贤帮自己从富商地主手中弄钱,而被东林党打压的齐楚浙党官员顺势就团结到魏忠贤旗下,疯狂报复东林党,这才有了权势滔天的九千岁魏忠贤。最终围绕“国家税收、征收工商税”进行的权力斗争没有胜利者,朱明皇室丢了江山,东林党等官僚士大夫在清朝统治下也没了往日的特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