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溥仪因患尿毒症在首都医院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与世长辞。
北京的首都医院
溥仪得的是肾脏病,刚住院时精神还好,除了脸上有些浮肿外,外表与健康人没什么不同。他爱活动,经常在病房里走动。他那个房间只住两个病人,另一个病人是西藏来的一位活佛,是个不太通汉语的胖老头。这个病人不仅在体型上与溥仪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且在性情习惯上也与溥仪截然不同。他成天坐在床上,不哼不哈也不动弹,溥仪频频同他搭话,活佛总是应答得牛头不对马嘴,使溥仪大为扫兴。这样有来无往的谈话真叫人暗暗好笑。我明白,平时跟我对话满能应付的活佛是在装糊涂。可是这么一来,溥仪就更寂寞了。
溥仪住院期间,没有亲朋好友来探望,只有李淑贤经常来照料他。溥仪的视力很差,戴着厚镜片眼镜看东西还很吃力,经常可见李淑贤读一些可能是书信一类的东西给他听。相比之下,溥仪的记忆力比他的视力还糟糕,他多次发生上厕所忘了带手纸,不拿饭碗就去盛菜之类的事。最有趣的是,他随身带一个小本子,每当我通知他,某日某时要到某科室去作某项检查或治疗时,他总是赶紧把金丝眼镜扶正,嘴里说:“对不起,等一等,请您再说一遍吧!”同时急忙掏出那个小本子,把告诉他的事一一记上。
后来,溥仪的病情恶化,小便也发生困难。有一次我正跟着一位泌尿科专家在看门诊,李淑贤含着眼泪找来了,说:“再给他导个尿吧!”当时门诊正忙着,专家就让我去干。我准备好器具到病房一看,溥仪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李淑贤在一旁抽泣,活佛则照旧坐在床上无动于衷。就在这种气氛中,我给溥仪导了尿。排尿后溥仪轻松一些了,频频向我点头致意,李淑贤也连声道谢,而我心中很不是滋味,因为我知道溥仪在世的日子不长了。我也明白,护士出身的李淑贤不会不清楚这一点
过了不多日子,李淑贤慌慌张张地跑到值班室来说:“他不行了!”我们赶到溥仪跟前,作了轮番抢救,直到无可奈何地把白单子盖在他的头上……
我在主治医师身旁看着他写了溥仪的死亡证明。第二天,1967年10月18日,北京的报纸上都登载了一段溥仪去世的消息。叫我吃惊的是,这段消息是从溥仪的死亡证明上原文抄录的,一字未改,可见发消息的记者是十分谨慎的。我看了深深叹了一口气。
关于溥仪逝世的确切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一种是通常的说法,即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这是来源于有关部门写给上级的正式报告;另一种说法是,凌晨2时15分。比较而言,后一种说法比较确切。
据我向医院和有关方面人员采访,溥仪逝世时,只有溥仪三妹的次子宗光在场。他见溥仪不行了,才临时喊来值班医生,而李淑贤是接到电话才从家里赶来的。所以,宗光的说法比较可信。他说:“溥仪逝世时间的前一种说法是大致估计出来的。”
80年代初,在我就溥仪和谭玉龄合葬之事采访小瑞时,他曾清楚地回忆说:“关于谭玉龄的骨灰,还有这样一个插曲:在‘文化大革命’中,溥仪逝世一星期后,我去了一趟溥仪家,跟李淑贤商量想把搁在自己家里的谭玉龄的骨灰与溥仪合葬。结果,遭到了李淑贤的坚决反对。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溥仪的一位亲友在1967年的日记上也曾简要地记载了此事,可作为佐证:
“10月24日。毓(即小瑞)来谈,大嫂不同意大哥与谭玉龄一同土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