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怎样看待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的盛况

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致使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地主阶级的思想还没能成为统治思想，这就为“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使春秋战国时期各阶级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

战国时期，各诸侯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逐鹿中原，十分需要借重知识分子，因而“养士”之风盛行。战国初期，魏文侯尊贤礼士，在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如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李悝、吴起、西门豹、乐羊等。他们对魏国的强大起了很大的作用。齐威王、宣王时在都城临淄的西门外设稷下学宫，招徕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稷下先生千有余人”，（《盐铁论?论儒》）而稷下“学士”有“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后来的大贵族“四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诸侯、贵族的“养士”之风显然对“百家争鸣”起了促进作用。

战国诸侯对“士”往往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他们虽然有所偏重和选择，但对各家的学术兼容并蓄。齐国的稷下学宫就是这样，田齐政权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而礼之，允许其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议论政事。这是因为战国诸侯为了巩固其政权，要从多方面去总结政治得失，摸索统治经验，因此对各家各派“兼而礼之”。《淮南子?汜论训》说：“百家殊业，兼务于治”。可见百家学说，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都可以进行选择，各取所儒。由于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者留，不合者去”，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这也为“百家争鸣”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培养了冲破旧传统思想的束缚、敢于探求的精神，从而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直接交锋。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诸子百家”存在着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百家争鸣”过程中，有儒、墨之争，儒、法之争，儒、道之争，等等，就是在一家之中，内部也有不同派别的争论。诸子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救世的主张。正如《淮南子?要略》说，诸子之学皆出于救时之弊。这样就形成了各家各派的特色。如《尸子?广泽》所说：“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又如《吕氏春秋?不二》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诸子虽各有特点，但他们往往各执一端，有其片面性。荀子曾批评当时各家自以为是：“私其所积，唯恐闻其恶也；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闻其美也”。（《荀子?解蔽》）这种情况，恐怕也是难免的。

在春秋战国的意识形态领域里，虽然纷纭淆乱，但各个阶段仍有其斗争的中心问题。在春秋末期，主要是儒、墨显学的对立和斗争。在战国早、中期，则出现了儒、墨（翟）、杨（朱）三家鼎立的局面。战国中期，在齐国稷下学宫，黄老之学有颇大的发展，到战国中期比孟子稍晚的庄子，又发展了老子的学说，使道家有了较大的起色。而早期法家李悝、吴起、商鞅等，主要在政治经济领域从事变法改革，他们对儒家的思想斗争，其理论并不完整，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所占的地位也不十分重要。因此，孟子主要论辩的对手是杨、墨两家。到了战国后期，韩非总结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才使法家的理论趋于完善。法家对儒家比较系统的批判是从韩非开始的。

从总的方面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是剧烈的社会变革与阶级变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2．诸子百家的相互影响与融合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相互诘难，进行了激烈的论争，但这只是“百家争鸣”的一个方面，在争鸣的过程中，各家还有相互影响的一方面。过去学术界对“百家争鸣”互相诘难的一面比较重视，而争鸣中的相互影响的一面则往往被忽略了。

“百家争鸣”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在稷下学宫表现得十分明显。我在《管子学刊》创刊号上写过《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与相互影响》一文，对这个问题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这里仅简要作些说明。

关于道法相互影响：《管子》的《心术》、《内业》等四篇，是宋?、尹文的著作，它体现了稷下黄老之学的道、法相互影响的特点。《心术上》说：“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这是讲“道”、“法”的关系，显然“道”是基本的。稷下黄老之学是以道家为主体而为法家的政治（法）进行论证的。《尹文子》说：“万事皆归于一（指道），百度皆准于法”。可见道、法是紧密相联系的。不过尹文更强调道。他说：“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以名法儒墨治者，则不得离道”。（《尹文子》）

田齐法家的道、法融合思想尤为突出。《管子?君臣》上说：“明君重道法”。《管子?任法》说：“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其事”。因此，田齐法家又称道法家。后来法家韩非受田齐道法融合思想的影响很大，因而主张“因道全法”。（《韩非子?大体》）

关于儒法相互影响：田齐法家具有法家强调“法”的特点，而同时兼用儒家的“礼”、“义”。《管子?牧民》有“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之说，而且还主张孝悌之道。这些显然是受了儒家的影响。

孟子在稷下学宫，也受法家影响。《孟子?尽心上》说：“舜为天子，皋陶为士（法官），瞽瞍（舜的父亲）杀人”，该怎么办呢？孟子认为，法官应该把瞽瞍逮捕起来，舜不能去禁止，因为这是依法办事。仅从这一点看，说明孟子也有法治思想。

在社会分工理论上，田齐法家著作《管子?法法》说：“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孟子则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两者的主张大体相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儒法两家的相互影响。

荀子受田齐法家的影响更深。他把儒家的“礼”进行了改造，加进了“法”的内容，常常“礼”、“法”并称。他说：“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因此，荀子两个弟子韩非和李斯后来都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

关于儒道相互影响：儒家孟子受黄老之学的影响，郭沫若早就指出过。他认为孟子主张的“浩然之气”是袭取了《管子?内业》的“浩然和平，以为气渊”，而“稍为改造了一下。”（《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也是受了黄老之学的影响。《管子?心术上》说：“虚其欲，神将入舍”。《内业》说：“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两者一比较，其影响是明显的。

同时，儒家思想对宋?、尹文也有影响，《管子?内业》说：“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这里，道家的主“静”的思想与儒家的“礼”、“乐”、“诗”融合在一起了。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诸子百家“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皆相成也”。这是说，各家主张虽然各不一致，相互如水火一样不相容。但是并非毫无关系，往往是相灭又相生，相反又相成。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往往互相补充，而使学术思想水平不断提高。比如老子首先提出“道”这个抽象概念，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这种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片面地强调了抽象思维的作用。墨子在认识论上特别强调经验，即重视感性认识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这就克服了老子哲学强调抽象思维的片面性。荀子吸取了墨子重视感性认识的长处，建立了他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同时又吸取了宋?、尹文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给理性认识以一定的地位。因而荀子的认识论就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一步。老子强调天道无为，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儒家纠正了老子这一弱点，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孟子又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荀子批判了孟子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吸取了他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合理部分，继承了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

在“百家争鸣”中各家的相互影响，还表现在思想资料的继承关系上，并不局限于某家只继承某家，而是各家之间互相吸取营养。比如法家韩非批判地继承了老子的一些思想，他作《解老》、《喻老》两篇，把老子的唯心主义的“道”，改造为唯物主义的“道”，吸收到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中去。

诸子百家的相互影响到战国后期更为明显。那时，由于政治上统一已成为大势所趋，“百家争鸣”渐渐转入了总结阶段。荀子不仅是儒、法合流的关键人物，也是总结诸子百家的第一人。他的《非十二子》、《解蔽》、《天论》等篇，正是他总结“诸子百家”的著作。他善于批判地吸收诸家的优秀成果，因此，他的天道观、认识论、逻辑学等都达到了先秦思想的最高水平。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使“诸子百家”融合在一起。这是政治上由封建割据走上全国统一的趋势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反映。

“百家争鸣”局面随着秦统一六国，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的建立，也就相应的基本结束了。

总而言之，“百家争鸣”一方面相互诘难、彼此交锋，一方面又相互影响、彼此渗透。由“百家争鸣”的发展而逐渐形成诸家的融合，从而导致中华大一统局面，这样才是对“百家争鸣”的全面理解。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对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的繁荣有重要的作用。它是我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其中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中心转移是随政治经济中心转移而转移的。而现实社会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百家争鸣为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创新创造了先决条件，因而创造一个宽松的人文环境，是发展科学技术与文化十分必要的条件；学术问题有学术发展自身的规律，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是解决不了的。我想这是研究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所得到的启示。

文/孙开泰（摘自《先秦诸子精神》）